犹如唯美的电影镜头一般，房间内都是日式传统的榻榻米，空气中飘着轻柔的和风乐曲。在那个幽静的空间内，我们报道组和日本外务省的三个人，吃了我此生最为精致但没吃饱的一顿饭。
日本料理本来就很讲究，餐桌上摆得规规矩矩，筷子要横放在筷托上，调味料都装在小碟子里，每道菜都小巧精细，服务也是相当的周到细致。但是，每道菜分量就一点点：一碗汤，那碗就跟我们的茶杯一样大；一个寿司，小小一块，上面盖一片绿叶子，也不知道能吃还是不能吃；一个大盘子上来，中间就一点点食物，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介绍才知道是海胆之类。我一边跟他们谈事，一边看他们怎么吃，跟样学样，省得露怯。
一顿饭下来，零零散散也吃了不少东西，但就是没吃饱。当然，也因为那天吃得不踏实，吃饭过程中，对方又拿着我们那张备受“蹂躏”的问题单，非常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对了一下。我脑子里对这些问题已背得滚瓜烂熟，做过那么多人物专访，很少有像采访安倍这样，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筹备和策划，所以他说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不想日方官员突然对我说：“水先生，希望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你采访时就按照这个问题单问，不要现场再添加问题。”他们都是搞新闻的，很懂这一套，知道我们记者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张口就来，所以再三强调，不要节外生枝。
随后，他们拿出了厚厚一摞采访安倍的预案，就好像一套项目书，向我们介绍起采访的细节。比如说采访用什么方式，现场翻译坐在哪个位置，首相坐在哪个位置，我们几点钟怎么进到首相府，进去后先到什么地方……非常细致，细致到连我们摄像机在什么位置，摄像机旁边有个小桌子，桌子上会给准备一杯水，这水是什么水，都有详细的说明。
他们还跟我们协商，首相后面有一面国旗，应该摆在哪里，是左边还是右边。那面旗不是挂在一根杆子上，而是像易拉宝一样，有个底座，旗帜可以拉开。因为有时候电视采访时，被采访人后面竖着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又没有风，旗子就会垂着。现在有些国家有经验了，在旗子后面撑根杆子，让旗子舒展一点。2013年我去伊拉克采访马利基，包括采访美国大使时，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日本人更聪明，他们做一个底座，杆子是斜的，旗子挂上去自然就撑开了，自然舒展很好看。
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日本人做得精妙到极点，堪称全世界第一。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日本唯一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的，就是他们做事的这种认真、精细，简直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一年之后，我在北京采访麻生太郎，再次体会到这种细节主义。一样的提前给问题单，一样的多次沟通，一样是提前约喝咖啡，把所有细节过一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的问题中有关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些数据，多少年前是多少亿美元，现在是多少，哪些领域有待发展等等。日方先遣人员当时很仔细的，把我问题单上初步列出，甚至未经确认的东西，都抄下来带走。
等到采访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他们给麻生太郎准备了一个双面的大题板，正面是日文，写着我那个问题涉及到的、可能回答的数据，而背面，也就是麻生太郎举着这个板子，面对我的那一面，是用中文写上的同样的数据。这让我非常吃惊，这个采访，他们不光想到了为首相服务，也为采访的记者服务到家。
日本人的精致，不仅表现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上，也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记得有一次，我采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采访中，他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一摁就弹开了，成了一个小的烟灰缸。桥本说，他偶然从随行官员那里看到这玩意，眼前一亮，从此走到哪儿都揣着这个小盒子。
在采访的尾声，我拿出了一幅吴昌硕的《桃花图》复制工艺品，赠送给安倍晋三。采访中，安倍晋三提到“要用谦虚的态度对待历史”，暖意融融。谁知从那之后，很快日方就变脸，中日关系开始恶化。日本政治家的虚伪可见一斑。可惜了，我那幅《桃花图》，挺贵的。
他告诉我，他有次出访美国，在白宫等候与美国总统会见，突然烟瘾犯了，要抽烟，但白宫的人不让抽，说他们没有准备烟灰缸。这时候，桥本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说：“没关系，我自带了。”
这种便携式的烟灰缸，是日本人众多精巧的发明之一，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随地弹烟灰、扔烟头是不允许的，日本人就发明了这个，抽烟时烟灰都弹在铁盒里，抽完了盖子合上自己带走，既干净又优雅。当然，如今许多国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禁烟措施，这个便携式烟灰缸也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有了这些精细的准备，第二天我们在首相府对安倍的采访自然很顺利。虽然此前日方多次打招呼说，要严格按照问题单提问，但是我仍然延续了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的采访方式，因为专访本身是一种交流。
比如，我坐下来之后，问首相：“去年你对中国的访问好像很不错？”这就是一句寒暄，不算一个问题，但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他回答问题时，说到某个细节，我很有兴趣，那肯定会追问一下。
当说到中日关系时，安倍说：“我去年做了一个破冰之旅，今年温总理马上要来，我们希望中日关系迎来一个新的时期。”说话间，他提到一句话——“应该让历史的事情成为过去”。
我马上接话问他：“历史当然应该成为过去，我同意您这个看法。但是首相先生，在成为过去之前，我们是不是起码要先让历史成为公认的历史，不要在历史的问题上产生歧义？现在很多人关心的是，日本政府包括你本人，到底对60年前那段历史，持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预设外的追问抛出去之后，安倍的语速明显放慢了，倒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准备，我相信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绕了不知道多少遍，只是他显得非常慎重，小心翼翼地选择每个词句。通过现场的翻译，我听到安倍说：“我们需要谦虚地对待历史。”
现场我并没有多想，认为这可能是日语的现场口语翻译，未必准确。因为“谦虚”这个词，听上去意思有些含糊。它在中文里是一个褒义词，以虚心、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问题，谦虚使人进步，但在谈起中日这段历史，使用“谦虚”这个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一时不曾意会过来。
后来，我们节目播出时，专门请了日语翻译来校对，好几个翻译都说，安倍的确有意使用了这个词，而且在他嘴里，这个词是独创的。他就是想表达：中日两国都要谦虚地对待历史，我会虚心地听你们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迫对方，也不要把问题放大，对于这段历史问题，双方都需要谦虚、低调地对待。
这是个很滑头的说法，他故意用了这么一个独辟蹊径的词语，对历史问题既表了态，又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让你抓不着他的把柄。
专访播出时，我们使用了安倍的原话。观众对“谦虚”一词，一度热议，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有人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准确地翻译了安倍的原话。
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位日本政客打交道，透过他“谦虚的”外表和话语，我认识到，安倍虽然年轻，五十岁刚出头，但是作为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有他狡猾的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去日本之前，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那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引用了日本京都郊区一个寺庙一副对联上的五个汉字：大道没遮拦。意思是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如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是条正道，是大势所趋，这样走下去，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拦。
这五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于是通过日本记者站的同事，想办法联系到了这家寺庙。为了这五个字，我们一行专门从东京坐新干线到了京都。
在征得寺庙拍摄的许可后，我站在那副对联前，录下这样的评论：
“京都是日本有名的古都，它是当年仿造唐朝长安建造起来的，在这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中日文化交流与融合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之所以能够在炮火中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首先要感谢一个中国人——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时梁思成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了进攻日本本土的美军，重新调整轰炸日本本土计划，日本古城京都、奈良因此完整保留，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展示它独特的日本古城风韵。
“这里是京都南郊的万福寺，在我身后有一个条幅，上面五个遒劲的汉字尤为醒目。这是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外长在谈到中日关系时，特意提到的五个字。看到‘大道没遮拦’这五个字，让我十分感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是无可遮拦的大道，对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来说，唯此大道才是功于今日、造福未来的正道。”
在当时那种春暖花开、冰消雪融的氛围下，我无法想到以后的事情，只觉得中日似乎要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没想到五个月之后安倍就辞职了，也没想到，日本政坛在那之后还有更多的跌宕和变化。更让我没想到的是，2012年随着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中日在钓鱼岛的争端全面爆发，中日关系跌到了冰点。
从2007年到2009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连续采访了三位日本首相。而那时的中日关系，一度让人感觉乐观。尽管冷静的观察家们，对当时中日关系的评论是“喜忧参半”，但从安倍的“破冰”，到温总理的“暖春”；从福田康夫的“梅时节的访问”，再到麻生太郎金秋十月的“收获之旅”，中日双方利用文字游戏，记录下了这一段难得的温暖时期。
只可惜，那段温暖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鸠山由纪夫带领民主党，一举打破自民党长期统治日本政坛的局面，击败麻生太郎，登上了首相宝座。中日关系在一段混乱之后，又因为“撞船事件”和之后的钓鱼岛，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中日关系，已不再是“喜忧参半”了，而恐怕是退回到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原点，甚至徘徊在战争的边缘。
3．不要把日本人当“自己人”
2007年采访安倍的时候，当时的驻日大使，现在外交部部长王毅请我们吃饭，交谈中，王毅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了一番话，核心意思是说：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国人对日本社会、对日本人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很多人感觉日本人跟我们是邻居，拥有同样的文化传统，甚至在历史传奇、小说当中的描述，是秦始皇为寻仙岛，派徐福率领三千童男三千童女出海，到了日本，繁衍生息。所以他们与我们是同一祖先，应该是我们的“自己人”。
表面上，我们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也用筷子吃大米饭，也用酱油、醋等调料，大街小巷的日文招牌中还能看见不少汉字，在历史、文化、文学中，也有许多接近中国，或者说是接近亚洲的种种迹象。但是，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已经大踏步地西化。换句话讲，今天的日本人虽然手上拿着筷子，吃着米饭，但心里却是西装革履燕尾服的西方人。实际上，日本人骨子里早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人”。我们今天看待日本，应该换一种角度，把距离拉远一些，从更广更深的视角去看待日本人。
我当时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些年，我采访日本的政治家、作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新闻报道中跟踪了解日本的社会，也的确有类似的感觉。
我最近几次去日本，晚上灯火辉煌时，在东京大街上看到那些日本人，他们长着一张张亚洲人的脸，跟我们上海人、江苏人、山东人没有区别。在新宿、银座这些高档时尚地区的年轻人，也像北京的三里屯、CBD里的年轻人一样，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穿着各种时髦的服装，没有什么两样。但内心里，他们不一样。
日本现在的主流人口，是二战之后出生的几代人。他们像欧美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一样，平日不关心政治，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是相当模糊的。有一次采访之余，我在银座的一家小酒吧里，遇到两位日本年轻人，和他们的一番聊天让我大为吃惊。
在他们看来，70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本也是一个牺牲者，日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扔过原子弹，被占领过，也死了很多人。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是希望彻底被翻过的一页。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们更希望翻开新的一页，他们希望日本成为和别的国家一模一样的正常国家，就像英国、法国、德国那样。而中国、韩国这些国家，一天到晚来跟他们纠缠历史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属于冷战思维。
记得其中一位在喝了一大口清酒后，对我很激动地说：“大家应该多看看新的世界，看看日本对世界做了多少贡献——多少高科技产品、多少台电视机、多少台丰田汽车、多少发明创造。一天到晚抓着过去一些说不清的事情不放，是不公平的。”说实话，这是我这些年从日本人那里，听到少有的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发言，一般日本人根本不会谈论这些，当然，这也要归功于那几杯日本清酒。
前一阵，在中国有一位常写评论文章的日本80后，名叫加藤嘉一，他常驻北京，还有一位中国女朋友（也许现在已经是他夫人了）。加藤经常给中国各个报纸、杂志，写一些关于中日的时事政论评论文章，出过书，还活跃在许多电视台的评论栏目上。我的《环球视线》栏目就曾经在日本“3。11大地震”时期请他做过嘉宾。
小伙子看上去温文尔雅，很懂礼貌，对中国也很了解。他曾经还跟我开玩笑说：“日本人称我为‘日奸’，我的情感和观点，很多时候都是站在中国的出发点上的。”然而，在日本抓扣中国船长以及之后的钓鱼岛事件出现后，加藤嘉一的评论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