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 第78部分

　　①　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首第7　页，1943　年版。①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3　页。①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②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③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46　页。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①。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腐败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00　两减为60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②。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③。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④。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　月4　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达赖喇嘛发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发。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　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发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　页。②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329　页。③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　页。④　《劝捐军资文》（1912　年2　月）。
　　第四节对袁政权的幻想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　年1　月20　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　月26　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⑤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　年4　月11　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　月26日，他又发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①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⑤　转见李希泌：《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回忆朱委员长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3　期。
　　①　《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　年1　月26　日）。
　　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　年3　月6　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发，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①。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首倡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　年6　月28　日，他发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　月12　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　年3　月20　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　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　月12　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7　月15　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蔡锷对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7　月17　日，他向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发出“急电”说：“昨准参部寒、删两电，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　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事后，他还对国民党横加指责，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②。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
　　①　《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及国务院电》（1912　年4　月26　日）。
　　②　《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　年5　月上旬）。
　　蔡锷离滇前，在滇军营以上军官会上发表讲话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①10　月4　日，他到达北京，受委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　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5　月，任参政院参政。6　月，加昭威将军名号。7　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月，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尽力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方震、阎锡山、张绍曾等11　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在该书中他提出：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由此，他把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①　《在云南进步党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讲》（1913　年10　月初）。
　　第五节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1913　年11　月4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　月10　日，解散国会；5　月1　日，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又陆续恢复前清官制，“民国”成了块空招牌。1915　年1　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于5　月9　日宣布承认；8　月14　日，更指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9　月19　日，又有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变更国体”。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从此紧锣密鼓开台。
　　面对着国家危于累卵、群魔乱舞的紧迫局面，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②。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一方面认识到“此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巨，。。颇属危险”①；一方面则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会见梁启超，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②，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8　月25　日，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前来统率办事处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①。与此同时，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筱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离京后，袁世凯密派便衣特务闯入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信件电报，无所获。蔡锷严词抗议。袁故作姿态，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至此，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蔡锷逃出北京，转赴云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以患病为借口达到逐步脱身的目的。1915　年10　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调，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宜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批示：“准予给假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