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俯下身子。紧跟着刺耳的啸声，一颗炮弹在堑壕后面炸开了。离丘霍夫的掩蔽壕不远的一棵孤零零的赤杨树被炸得粉碎。一片片沙地四下飞散了。鲁缅采夫朝四周望了望，看见了连长。丘霍夫站在土堆上，上半身露出在堑壕外面，抽着烟，这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就好象他从前坐马车的时候一样。鲁缅采夫半讽刺半赞赏地笑了笑，心里想：“好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不过他的大胆是没有话说的！”
“把身子弯得低些！”他说，“干么白白地冒险！”
丘霍夫听从了他。
炮击就象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
“走吧，”鲁缅采夫转脸对侦察兵们说，“必须向师长报告这里的情况。”他亲切的同丘霍夫握手告别，并且又说道：“您的党组长，真了不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侦察兵们已经走远了，可是丘霍夫又在堑壕里站了一会。
丘霍夫很勇敢，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不能不觉察到鲁缅采夫的勇敢是更加纯洁的。
鲁缅采夫并不炫耀他的大无畏精神。他站在堑壕里不是因为他想表示给人家看他的本领，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做。丘霍夫看到了侦察兵们对鲁缅采夫的爱戴。第二连的士兵们都尊敬丘霍夫，可是在他们对待丘霍夫的态度中，显然没有象鲁缅采夫在士兵中间所享有的那种亲切和几乎近于盲目的信任。
丘霍夫有很年轻的人们所固有的那种模仿他们所敬佩的人物的愿望。可是他立刻又“把自己包围起来”，他觉得自己这种心理很可鄙。
鲁缅采夫在回司令部的途中想着丘霍夫，说句老实话，与其说是想念他，倒不如说想念着前天和他一起的、显然是和塔尼亚的最后一次会面。
第十八章
女护理员对鲁缅采夫所说的话中流露出对塔尼亚的恶意，不是偶然的。医疗营里的人们起先都很喜欢塔尼亚，可是近来却一致地责备起她来了。
问题在于：一个多月来，军部的一个上校谢苗·谢苗诺维奇·克拉西科夫对塔尼亚特别注意起来。这个人年纪比她大一倍，是个仪表堂堂的军官，在各师里，他以严厉和个人的勇敢而出名。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年纪和塔尼亚差不多的女儿。
如果同事们对塔尼亚都漠不关心，那么这件事或许不会使她们焦虑不安了。然而她们都喜欢塔尼亚，所以她们都苦恼地对她失望。塔尼亚最亲热的女友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列夫柯耶娃特别愤怒，她是医疗排排长，一个小眼睛、高个子、爱唠叨的黑发女人。真的，她对男人总是格外不信任。她喋喋不休地呵斥那些在士兵或军官中间有了‘朋友’的女护理员。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去吗？”她说，“放心吧，战争不会放过这种事情的！你们以为这不会给人家知道吗？你们以为就要回家，开始过新的生活吗？胡说八道！世界是狭小的，亲爱的姑娘们！相信我的话吧！”
医疗营里的姑娘们有没有听从她的劝告，不得而知。至于塔尼亚，她曾经向玛莎直率地声明过，她不愿意听她的教训，而对女友的铮言，她只报以温柔的一笑。
这一笑倒把玛莎说服了。塔尼亚的笑总是使人感到心里快慰：在她的笑里人们充分感觉到停心地的善良。她的笑马上改变了大家对她的整个印象。当她脸色严肃并在她额上两道黑眉之间出现一条严厉地笔直的皱纹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严厉的、不容易接近的，甚至有点儿凶。可是她只要一笑脸，立刻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体态匀称的女人的心地是温柔而爽直的。
伤员们都不知道她的姓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那个笑眯眯的女医生。”
在塔尼亚动身到集团军卫生处出席外科医生会议前，玛莎（有好多次了）想跟她倾心地谈一会。
玛莎不敲门就走进了塔尼亚的房间，在门旁站了一会，不知为什么违背了她的习惯，用两只手在军大衣口袋里摸索，好象在找什么东西一样。接着她突然抱住塔尼亚，甚至哭泣起来。
玛莎的眼泪使塔尼亚很不开心。她厉声说：“您为什么哭我？您为什么伪善地不作声，佯作笑脸？总之，是谁请求您监护我的？谢苗·谢苗诺维奇是个很善良而可爱的人啊……”
“好人！我们知道这些好人！”玛莎嚷道。
“你多么糊涂呀！”塔尼亚笑了起来，“为了使您安心，我可以告诉你，谢苗·谢苗诺维奇只不过把我当作一个好同志而已……”
“请别笑啦，”玛莎用手遮住，不愿看见塔尼亚的笑容。你是怎样想的？他想把你收做干女儿吗？突然爱怜起孤儿来了？好吧，随你的便……上校老是缠住你，向你献殷勤，他对别人很严厉，可是对你多么亲切啊，他教你开汽车，显然，你觉得高兴……可是这使我厌恶！”
她走了，怒冲冲地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塔尼亚很喜欢克拉西科夫，一个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对待她亲切而又恳切，或许，甚至还爱着她，这的确使她受宠若惊。她非常敬佩他的勇敢，关于这一点她听说过很多了。固然，塔尼亚毅然决然地阻止了克拉西科夫把谈话转入谈情说爱的种种企图，不过她只是开玩笑地回答他。
从外科医生会议回来后，塔尼亚就去见医疗营营长鲁特科夫斯基上尉，那次放肆地坐马车行为和同鲁缅采夫的以外相遇还留在她的记忆中，当他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克拉西科夫打来了电话。鲁特科夫斯基把听筒交给她。
“您已经回来啦？”克拉西科夫高兴地说，“您的旅行怎样？”
“很好！”塔尼亚回答。“我在波兰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而在德国回到了它那儿，您知道，我是怎样进入德国的吗？您永远猜不到。坐马车来的！坐了真正的伯爵的马车。”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克拉西科夫问，“或者，您到我这儿来？好吗，我派人来接您……今天您没有什么事。开一会汽车吧……”
她同意了，现在她到餐室里吃午饭去了。
午饭已经开过，医生们都已经散去。女厨子，一个身材矮小、眼睛乌溜溜的乌克兰姑娘，给塔尼亚端来了第二道菜，在她身边站住，两只手交叉地按在胸口。她说：
“那么，战争快要结束了吧。塔尼亚·伏拉基米洛夫娜，您没有到过日密林卡吗？”
她老是用这种奇怪的方式——爱称和父称称呼她，塔尼亚倒也喜欢这样的称呼。
“没有，”她回答，“怎么样？”
“我是日密林卡人。”女厨子羞怯地笑了笑，好象谈什么秘密事情似的。
“你想回家吗？”塔尼亚猜测。
“是呀。”
塔尼亚说：“可是我家乡的城市全给毁了。尤赫诺夫。一座小城市。大概您没听过这个城市吧？”
“怎么没听过？我听过的，在苏联情报局的战报里。”
塔尼亚从餐室里走出来。汽车已经在等着她了。飘着雪花，雪花慢慢地落在光滑的车身上，然后慢慢地融化。司机在潮湿的玻璃查后面打着瞌睡。塔尼亚打开了门，坐在他旁边。他惊醒了，跟她打过招呼后，问道：“您要坐到驾驶盘后面吗？”
“不，您自己驾驶吧。”
塔尼亚望着路旁光秃秃的树木，一边悄然微笑一边想着鲁缅采夫以及和他的两次相遇。可是塔尼亚一想到他们今天分别的情形，她的笑容就消失了。鲁缅采夫不知怎的同通很冷淡地告别了。他看见了他的师里的汽车，就急忙地赶去，仿佛他必须跟这些车子一同走似的。
克拉西科夫居住在军部所驻扎的村子里一所前面装有铁栅的小屋里。一只黄鹦鹉在窗口的一只大笼子里跳来跳去，这是逃跑了的房东留下的。鹦鹉用尖锐的喉音欢迎进来的塔尼亚。
“再见！”
克拉西科夫不在屋子里。一会儿，他打来了电话。克拉西科夫平常说话总是有力而且响亮的，笑声如雷，现在他却低声说：“塔涅奇卡……请原谅，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了，出乎意料之外……”
“好，我等着，”塔尼亚说。
“不，不，”克拉西科夫踌躇起来了。“不必等我，我不会马上有空的……”他更坚决地一本正经地补充，仿佛对一个参谋说话似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战斗任务，必须准备一下。您去转告您师里的人做个准备，再见。”
“再见！”那只大鹦鹉又叫了一声。
老实说，塔尼亚是带着一种模糊的恼怒的心情回去的。她不是对克拉西科夫生气，可是她讨厌他腔调里的某种东西，最可能的是，克拉西科夫对军事委员的那种惧怕使塔尼亚感到不快。
塔尼亚没有猜错。克拉西科夫确实有点儿害怕西斯克雷洛夫。军事委员的严格要求和对缺点的敏锐的注意是众所皆知的。此外，西斯克雷洛夫不容许“行军中的恋爱”。将军每次碰到克拉西科夫，总要问起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情况。
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他是否知道了克拉西科夫正陷入热恋之中？这是很可能的：一个将军对于军官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熟悉，常常使他们诧异。
西斯克雷洛夫到军部去了片刻。他到坦克部队去是为了执行总司令部的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随他同去的有一个坦克将军——刚开到前线的新坦克兵团的司令员。军长和副军长们都在集团军司令部里，所以军事委员跟克拉西科夫谈了十五分钟。
西斯克雷洛夫对克类西科夫的印象并不坏。他很重视他的坚毅、勇敢和无可置疑的组织能力。固然，将军认为克拉西科夫不善于独立思考。可是他执行得都很正确。
西斯克雷洛夫有时侯对这种机械式的执行很不满。在举行会议或者发布命令的时候，军事委员总希望有人提出异议——有切实理由和异议和根据部下个人经验的修正。在争议的时候，他很兴奋，热烈的辩论，最后考虑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
将军坐在克拉西科夫对面，脸色是严峻和看不透的。他听取了克拉西科夫的报告，向他作了关于改进军部各兵团后勤部队工作的指示，并指出了指挥部进入德国领土后所面临的许多新任务。他说，在这儿，必须给予军纪的破坏者以最严厉的处罚。
“是，”克拉西科夫回答。
西斯克雷洛夫皱着眉头望着他，克拉西科夫不加思索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意见，这使西斯克雷洛夫不满。他继续往下说：“自从德国人侵略我国以来，就很不容易约束我们的士兵了。您觉得怎样？”
“对，将军同志，确是如此。”
“然而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对他们作详细而耐心的解释，同时也要采取惩罚和其他的措施，直至送交军事法庭。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消灭后，使德国人民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并集合力量来跟强大的金融寡头作斗争——顺便提一下，不仅仅是德国的。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必须学会区分他们。”
“是，将军同志。”克拉西科夫说。
“但是，”西斯克雷洛夫把目光转向窗口，不满地说：“必须教育德国人，使他们的子孙都牢记着：跟俄罗斯尚且不可以打仗，跟苏维埃俄罗斯就更不可以打仗。”
“明白了，将军同志。”
“您明白什么？”将军出其不意地问。
克拉西科夫惶惑了。于是西斯克雷洛夫明确地说：“您必须禁止您的军里有破坏纪律的行为，无论我们的士兵的复仇的怒火是多么急切。”静默了一会，将军又问：“家里来信说些什么？您的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都很好。”
将军站了起来。
“要不要我陪您去？”克拉西科夫问。
“不需要。”
克拉西科夫送将军上了汽车，垂下两手笔直地站立着，一直到汽车和跟在后面护送的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在苍茫的夜色中消失不见了才回去。
他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塔尼亚，虽然他很想看见她，但是他不敢再往医疗营打电话。
第十九章
行军后的第二天，医疗营在一个隐藏于施奈德穆尔城郊森林的深处的村子里驻下了。早上搭起了帐篷。配药室主任一边叽
哩咕噜抱怨，一边打开药箱。
塔尼亚在晨光中洗了脸，穿上罩衫，走到她的帐篷里去了。鲁特科夫斯基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被几个老头儿和老婆子围住了，他们用德国话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原来他们是在探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留在村子里，还是必须迁出去。虽然没有人驱逐过他们。
塔尼亚看见他们，吃了一惊。
这不是因为她很天真，以至没有想到在德国会碰见普通的老头儿和老太婆。可是在四年可怕的岁月中，她心里对德国人积下了那么深的仇恨，她简直不能承认他们是也有感情、思想和人的其它品质的。“德国人”这个词儿会使她想起那被烧毁的城市和乡村，在这些城市和乡村里的俄国人只得住在地下，想起了黑色飞机用机枪扫射妇女和儿童们，想起了被炸的救护列车，想起了在俄国一条大河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岗上阵亡的丈夫。
她冷冷地看着那些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和老婆直。她觉得他们的泪水是无耻的。他们使别人流了那么多眼泪，他们竟然还有脸哭泣！
她觉得奇怪，德国竟然也有象在她的故乡尤赫诺夫一样的菩提树和橡树。她又奇怪，居住在这儿的老头儿和老婆子们都有寻常的皱纹，寻常的眼泪。只是他们那难懂的德国话又增强了她对他们的憎恨。这至少是一种确凿的证据：他们都是德国人。
可是，即使如此，他们毕竟还是人哪。塔尼亚终于怜悯他们了：他们露出的恐惧的样子，一种被克制的焦虑不安，仿佛用雷声震聋的耳朵倾听着他们看来是敌对的可怕的世界。一个高高的、秃顶的老头儿，把帽子抓在手里，用恳求的口吻操着俄语对塔尼亚说：“同志……同志……”
他在哪儿学会这个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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