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
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开亲共小组的愿望：
“（使馆新闻处）处长要我诚实回答，我是否认为英国的哪个亲苏组织会使陛
下处于尴尬境地。我老实回答说，作为国家机关来说，我们只愿与苏联的官方机构
打交道。他马上说，使馆准备与‘今日俄罗斯’协会、‘苏联的朋友’等组织以及
‘今日俄罗斯’报纸彻底脱离干系。”
斯莫利特还向帕克建议，请苏联大使馆帮助“从国内派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
能与陛下和苏联使馆保持严格一致的评论员前来英国”。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赢得了
帕克的好评与信任。
斯莫利特组织的对苏宣传活动声势浩大。1943年2 月23日，为庆祝红军成立25
周年，在阿尔伯特宫举行了盛大集会，主要政党的活动家云集于此。教会合唱团演
唱了颂歌，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两人均为英国著名演员、导演—
—译者注）先后讲话。专门绘制的宣传画颂扬着苏联人民和他的军队。英国国内还
在其它一些地方举办了展览，在一些企业还放映了《战争中的苏联》这部电影，观
众逾百万。情报部还安排许多场次“苏联问题专题见面会”。仅在1943年9 月，就
组织了34次与社会各界的见面会；这种专题见面会在企业举办了35次，在一些志愿
协会中召开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组中安排了25次，还在学校学生和犯人中间搞过九
次。9月份，BBC电台还为苏联特意安排了30分钟的节目。
英国下院保守党的一名活动家曾抱怨说：“情报部放映的电影描绘了苏联生活
的动人画面，这会促进许多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对许多有
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评述施加高压影响。情报部甚至还说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乔治
·奥威尔（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政论家一一译者注）
的讽刺作品《兽园》。
“为了确定宣传俄国的对内广播脚本，斯莫利特与 BBC合作得非常紧密。”而
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与您关心”这一节目的导演、大名鼎鼎的盖伊·伯吉斯获得
了对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国人侵后一个月，伯吉斯就散发了“谈谈俄
罗斯”节目方案，其内容包括文学、科学、文化、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头一
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机构体制（“在此领域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
试验”）、对外政策（“如果不带什么偏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伯吉斯在BSC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1942年
1 月他组织的关于东线战事的广播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不是别人，而是早在
1933年就对“五杰”感兴趣的苏联间谍人员厄恩斯·杰里，他一直在伦敦以从事新
闻业作掩护。杰里对听众说，红军必将胜利，因为他们“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
政权而战”。然后杰里还通过广播节目为苏联间谍人员高鸣赞歌，他说：“苏联拥
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系统，盖世太保以此类推还应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它面前
也显得软弱无力。”大概所有收听过杰里广播讲话的苏联间谍，谁也不会想到内务
人民委员部居然能有机会在BSC 上炫耀自己的功绩，但谁也都会为如此露骨的宣传
而感到忐忑不安。
对内广播处（现在称为第四台）主编乔治·巴尔涅斯（后获骑士荣誉称号）是
伯吉斯的朋友，两人的交情可从他们在剑桥合住一定时算起。巴尔汉斯不仅支持伯
吉斯的这次行动，而他还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工作人员辩护，反对“节目向左偏倚
就是投机”的观点。虽然他也承认，处里的编辑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众所
周知，经常会同情进步力量。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帮助苏联实施
“积极行动计划”，而且也经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战时的一些做法。但无论
“积极行动计划”制定得多么巧妙，它们所起的作用总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预料的
要小得多。对英国社会各界大部分人来说，红军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斯大
林格勒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情报部
对内侦察处1943年初的一份报告写道：
“无论其他战线上的战役多么成功，甚至轰动一时，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投
向了我们‘伟大的盟友，内心都同他们连在了一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比
俄国人的其他功勋更能引起人们的赞叹’。同以往的赞叹和感激之情相比，似乎从
未像这次这样强烈和深刻。”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甚至使外交部也不再追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延森林
大批屠杀波兰军官一事。由斯莫利特策划和领导的、在情报部秘密进行的“积极行
动计划”使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之间的分歧也不再明显。但对此行动
的意义不能进行过高的评估，因为它与红军的胜利和牺牲相比，对英国人的作用实
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对西方舆论界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计划” 中， 最重要的事件大概要算是
1943年5 月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这是一件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却是十分严肃的大
事，它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在西方作为强国的形象，因为苏联从此可以不必忙于通
过领导国外共产党来输出革命，反而可以巩固战时的盟国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带入
战后和平时期。在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站的采访过程中，斯大播林向记者谈了共产
国际解散的两条原因：
1 ．这项举动使希特勒所鼓吹的“莫斯科企图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并使他们
布尔什维克化”的谣言不攻自破。
2 ．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的敌人一直在对工人运动进行无耻的诽谤，他们叫嚣
什么“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而是受外部的指使、图谋不轨。”（现
在，这种谎言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大白于天下，到了该中止的时候。
斯大林说，苏联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不论他们的党派或
宗教派别”，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同志式的联合”。
与此同时，斯莫利特也一直在推波助澜，他向BBC 和其他大众媒介、大肆兜售
“斯大林时期苏联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思想。
在托洛茨基时期，其政策靠的是在其它国家用共产国际领导的破坏活动，来保
障虚弱的苏联的安全，而斯大林时期奉行的政策，则是靠同其他政府保持友好外交
关系来维护强大的俄罗斯。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一批另一类型的人已开始逐渐走上
了苏联的领导岗位，先前那些靠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真陶出来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地
被一些只注重实际结果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所取代。
实际上，虽然在其他国家中一直号召共产党员多注意国家问题，以便他们能在
战后保持统治地位，但斯大林根本就未打算将他们从附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
斯大林对“秘密干涉他国内政”的指责愤怒之极、矢口否认之时，内务人民委员都
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渗透活动却达到了空前规模。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具有巨大的
宣传效应，连英国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议员汤姆·康奈利也将这一事件看作
是俄国共产主义不再干涉别国内政的具体保证；《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得出结论，
“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苏联已由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转变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纯
粹的国家了。”
1943年，由于时局的需要，斯大林非常注意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这表现在他在
划分战后世界的谈判中，总希望消除盟国对苏联企图扩大在东欧、中欧影响的担心。
实际上，盟国的担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仅就间谍渗透而言，苏联情报机关为打
入盟国投人的力量，远比盟国为渗入苏联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然而、克格勃经常
玩弄“恶人先告状”的伎俩，他们指责西方特务机关，在战胜德国前很长一段时间
就开始了反苏的“冷战”。可事实并不如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三
巨头”会议时，斯大林掌握的情报远远多于邱吉尔和罗斯福。另外，内务人民委员
部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间谍，而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莫斯科却一
个间谍也没有。
自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装上了现代窃听装置后，就拥
有了虽然简单却极富成效的窃听罗斯福及其工作人员在德黑兰谈话的途径。莫洛托
夫说，因有情报说德国有阴谋，所以与苏、英官邸相距不到一里的美国官邸就不十
分安全。邱吉尔建议罗斯福住进英国使馆，但罗斯福总统不愿给俄国人怀疑英一美
密谋的口实，婉言谢绝了。相反，他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再三请求，搬进
了苏联大使馆。美国内阁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军事事务的伊斯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很想知道，在事先为我们安排好的地方是否安装了窃听器。”毫无疑问是装了。
在第一次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住在苏联的领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
员“照顾”。俄国人自然也就很快知晓美国人的全部谈话内容。因此，可以说，美
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施行的完全是公开外交。
斯大林在谈判中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罗斯福的顾问
加利·霍普金斯是自己的“间谍”。但霍普金斯从来不这么看，他是个美国的爱国
者，他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国家推行苏维埃的制度。对艾哈迈洛夫转交给他的”来
自斯大林同志”的秘密通报，霍普金斯并未加以拒绝。但他一直认为，而且无论在
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都曾表示，“因为俄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
设法支持它，并付出一切努力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与罗斯福和国会不同的是、霍
普金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一美关系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将成为至关重要
的问题，所以美国应在法西斯被消灭之后，与苏联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相妥协。霍普
金斯还使罗斯福相信，在邱吉尔失败之处，他恰恰能够取得胜利，即与斯大林建立
私人关系。在罗斯福的政府中，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意见从不受人重视，当
然他也不能象霍普金斯那样被邀前往德黑兰。他后来回忆：“总统希望通过与斯大
林建立私人关系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它既包括与俄国间的，也包括与联合国其
他会员国间的问题。”霍普金斯也相信，考虑到美国军队参加了欧洲作战，而且是
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所以它有权在英一美同盟中充当主要角色。“三巨头”
会议召开之前，他曾对邱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说：“我们当然要参战了，而且
要与俄国人一起参战。”德黑兰会议时的美国翻译搏伦认为，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
影响是“巨大的”，其他所有国际事务顾问都被总统一概拒之千里之外。美国外交
家罗伯特·迈尔菲对科德尔·赫尔也抱怨说，外交部里根本就不知道罗斯福与斯大
林在谈什么。赫尔回答说：“假如能得到从德黑兰发出的一条消息，他本人也就感
谢上帝了。”
邱吉尔后来回忆，只有在德黑兰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多么微不足道：“桌
子的一边坐着伸开双爪的、硕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硕大的美国公牛，而在他
们中间——是瘦小的、可怜的英国驴……”11月29日，开过第二次会议之后，霍普
金斯到英国使馆拜见了邱吉尔， 并对他说，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就英一美于1944年5
月在法国北部实施“霸王”登陆战的必要性达成协议，对此持有异议的英方也应表
示赞同。自然，邱吉尔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霸王”战役应在6月6日开始）。英、
美对斯大林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是同意把l941年边界划分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
就意味着要把苏联按法西斯一苏联条约非法得来的东波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比
萨拉比亚都再次拱手奉送。由于德国战败，波兰本应在西部从德国得到一些领土赔
偿，但在伦敦根本就没人出面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莱奇克率领的波兰流亡政府商
议此事。当斯大林斥责米科莱奇克政府时（“波兰政府及其朋友曾与德国人合作并
屠杀了游击队员”），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愿意走出来反对。同
样如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对卡延森林屠杀事件也一直避而不谈，他们宁肯保持沉默，
也不愿使局势更加激化。所以，波兰人的死与其解释为“是对斯大林战后行为的错
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说法，而并不是邱吉尔的想法），倒
不如说是西方意识到，他们还欠着一直担负对德作战重担的苏联的巨债。
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时心境极好、不久，美国大使馆就向国内报告说。“苏联
新闻界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上正在发生几乎是革命性的转变。整个苏联宣传机器都
在称颂盟国的协调一致；称颂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按苏联的观点，
西方盟国已经承认苏联拥有（据一苏联外交家表露）“在邻国组建友好政府”的权
力、正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很快就明智地认清了“形势”。1943年12月
12日，别涅什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对苏友好互助条约。别涅什非常现实地认为，与
斯大林缔结友好关系可以保证他在国内掌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他在莫斯科还
向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许诺，“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是波兰最大的政党。”
1945年2月，在黑海雅尔塔举行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也是4月份去世的罗
斯福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成了苏联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此时斯大林手中又
多了张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