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后来的说法，他一回莫斯科就帮奥西波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游击战术的正式报告。
但对此需慎重对待，不可全信，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讲过，是他在1918年
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反间谍处’飞到过德军敌后东线几个地方后，希尔产生了把内
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派到西线和中东前线的想法。1942年夏，他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开
罗讨论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行动的细节。然后他与空降在比利时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一起飞往伦敦。实际上在此之前，希尔的那股促使内务人民委
员部在西方展开积极活动的热情已有所减退。在准备向比利时空投间谍时他在日记
中写道文‘见鬼去吧，我并不很喜欢这玩意儿”。特别行动机构驻伦敦和开罗的参
谋部禁止在土耳其领土上开展联合行动。 。 特别行动机构的档案称料证明，当时
“只有一小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英国人的援助下被空投到欧洲国家，而
且主要是在1943年一年。空投行动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战役情况几经耽搁本内
务人民委员部甚至怀疑这其中有英国人的阴谋，感到十分气愤。特别行动机构曾向
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过一些有关爆炸装置的资料，但作为交换，它们并没有收到太
多的回报。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的组织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领
导，他是在希尔被派任莫斯科后不久来到英国的。除了正常的领导工作之外，奇恰
耶夫当时还身兼在英国的各沦陷国流亡联合政府顾问一职。奇恰耶夫长于交际，身
体健人而且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极不寻常的是，他滴酒不沾。一起初，奇恰耶夫
同时行使组织联络和领导谍报机关的双重职责。一但随着苏联在英国的间谍网与日
俱增以及作用日渐突出，1943年，莫斯科中心把具有外交掩护身份的康斯坦丁·米
哈伊洛维奇·库金派往伦敦担任机构领导。库金长期以来一直沐浴在“五杰”带来
的荣耀的光辉里。现在，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还可看到他的肖像，肖像旁边是注释，
把库金称为40至为年代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之一。库金到任以后，奇恰耶夫便把自己
的主要精力彻底转向流亡联合政府工作上来。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奇恰耶夫对这
些政府施加压力也随之增大。捷克流亡政府情报机构领导弗兰季舍克、莫拉韦奇将
军是如此评论奇恰耶夫的：
“刚开始时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性格温和的人，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
似乎每个俄国人的脸上都失去了笑容。随着战局的好转。奇恰耶夫对我们的态度也
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前他每天都来我这儿，对我提供的每份情报都表达谢意，
可现在他开始批评我们，向我们提要求，甚至威胁我们。”
奇恰耶夫经常对收到的情报大为不满，他要求直接参与地下活动，并且索要一
些莫拉韦奇认为无法弄到的情报。他还开始搜集有关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报，
并且搞出了几份“不可靠者”名单。战争结束前，奇恰耶夫开始索要有关英国情报
部门活动情况及流亡政府首脑爱德华·别涅什的情报，并逼迫莫拉韦奇与他断绝关
系。
虽然，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作成
效甚微，但在1943年末，即“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第一次会见之
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其前身为情报总（一局）头子多诺万将军却又产生了与苏联
情报机构广泛合作的想法。1943年圣诞节，多诺万与美国大使加里曼在莫斯科与外
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谈判。两天后多诺万又同国外局领导菲京和内务人民委
员部爆破专家奥西波夫见了面。当时的美方会见记录写道：“菲京对多诺万有关美
国战略情报局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叙述听得非常认真。仔细，然后又就向敌国领土
输送间谍的‘可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细节等提了几个问题。”“奥西波夫将
军，——记录中这样记载，——对塑胶炸药的潜力十分感兴趣。多诺万将军应允把
战略情报局战役工作人员使用的成套小型无线电发射机提供给菲京将军。”
以这种方式吊起苏方的胃口之后，多诺万建议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都在
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代表处。双方代表处将相互交换情报（多诺万认为，每一方都
有使另一方感兴趣的敌军情报），彼此协调行动，以避免间谍工作的重复，相互通
告行动计划。多诺万的建议在苏联以苏一美关系中少见的热情原则上获准通过。这
个建议非常合菲京的口味，因为他早就渴望得到战略情报局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活动
情报、以及战略情报局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及技术潜力。另外，国外局当时正在犯愁，
如何控制伊丽莎白·边特丽这个不可靠小组的活动。现在问题解决了，菲京完全可
以用官方代表处来控制并巩固华盛顿的间谍机构。而且自身也可以开展一些间谍活
动。所以，菲京对多诺万表示，“他衷心地欢迎他的建议。虽然一些细节尚需由高
层讨论之后决定，但战略情报局驻莫斯科代表处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情报交
换应立即开始。”美国大使卡里曼和菲京一样对此事十分赞同。他天真地写信给罗
斯福：
“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试图打人苏联情报部门，可一事无成。现在我们第一次打
人了苏联政府情报部门。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我相信，这会为将来与其他部门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辟道路。”
但华盛顿对此反应冷淡，罗斯福因为害怕选举会出现什么不测，于是采纳了埃
德加·古维尔的意见，坚决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华盛顿设立代表处。1944年4 月，
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丁将军告诉菲京和奥西波夫，互设代表机构的计划“延期执行”。
虽然他们二人极度失望，可还巴望着能通过丁与战略情报局继续交换情报。8 月份，
战略情报局驻伦敦代表处也与奇恰耶夫开始了情报交换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这项
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都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对此也颇感兴趣。
但由于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大大高于交换所得的情报，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只具
有单方面的性质。当然了，当菲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他也时常能够提供一
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1944年 9月，他就把德军在波兰和东欧的攻击目标布署
情况交给了美国。显然，他希望美国人以此能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10月25日，菲
京奉苏联最高指挥部之命，帮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机构将其代表从保
加利亚撤离。命令下达两天后菲京便报告说，他已使他们安全撤回。作为回报，他
向多诺万索要了战略情报局在保加利亚，还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以及所有被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此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岛上所有与战
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都出现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名单上。而战略情
报局的军官们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的同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在被
红军解放的领土上镇压与共产党做对的反对派人士。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希尔准将，使他
面对现实产生了恢复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保持日常联系的念头。1944年 4月，
特别行动机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装备了无线电发射机和
武器，并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见面。特别行动机构在巴里的代表向伦敦报告：
“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们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6 月，奇恰耶夫通告
特别行动机构，“由于停在协调一合作领与特别行动机构建立联系的尝试宣告失败”，
莫斯科决定召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尔在铁托总部的代表、准将芋茨罗伊·麦克
林却报告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特别行动机构的代表处中大家与克拉索夫斯基关系
极为融洽。奥西波夫后来向希尔解释识或许是因为克拉索夫斯基从未执行过这样的
任务、希尔同意这种观点并邀请奥西波夫到伦敦讨论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但奥西波
夫再也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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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研究过第一总局秘史之后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行动”
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间谍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绩。此人在情报部英一美联络处任处
长，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家庭，其父在两战期间由于生产第一
批自动开启式滑雪固定装置而大发横财。1933年，显然是在马雷的怂恿下，斯莫利
特作为一个充满浪漫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年轻间谍来到伦敦，当时他以维也纳记
者作为掩护身份。1934－1935年间，斯莫利特与菲尔比打过交道，他曾想与菲尔比
合开一个自己的新闻社，但终究未能付诸实现。
1936年夏，斯莫尔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生动地记述了他到苏联北极地带旅游的情况，为此他在美国声名大振。1937年，这
些文章被汇编成书出版，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三次。本书虽然不乏非共产
主义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积极行动”的优秀典范。“今天的约罗
斯——斯莫尔卡写道，一一像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们无法掩盖工地上那种令人吃
惊的肮脏、混乱和临时拼凑的氛围。”然而，斯莫尔卡同时也有力地渲染了给人印
象颇深的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
自豪的苏联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开采矿产的热潮之中，对“燃起世界战火的
想法”毫无兴趣。斯莫尔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对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的描述，作者
把它写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会实验场。对看守与被监禁人的关系斯莫尔卡这样写道：
“对我来说十分新鲜的是，这些年轻的“行政管理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这些坏蛋（被监禁者）那迷途心灵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劳改
营的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强盗们在此建造了一块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变得如此自由和兴盛，就像似此方式产生的澳大利亚一样。
不管这有多么荒唐，但斯莫尔卡的杜撰丝毫没有影响《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新
闻处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专栏还给新闻处留下了一个“他是一个在国际问题上获
得公开好评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 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斯莫尔卡
入了英国国籍，化名为 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为．斯莫尔卡－斯莫利特）。几
个月后，他开始在电报交换公司工作，领导重建的对外处。1938年11月；外交部新
闻处为他开具了一叠评价甚高的介绍信，使他得以到英国驻布拉格、华沙、布达佩
斯、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伯尔尼大使馆“视察”了一趟。在这些地方，斯莫
尔卡总要“尽可能找机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的状况，尤其是与那些官方、非官
方通讯社“恶毒”宣传相比，从他的祖国发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体卡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恶毒”宣传的才能给这次大使馆考察笼上一层神秘诱人的
色彩。1939年；德国人侵布拉格时他和妻子刚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隐蔽于英国使
馆。
战争开始之后。斯莫利特一直尝试着打人情报部门；后来他如愿以偿进人情报
部，并凭着与1941年6 月当上邱吉尔政府情报部长的年轻、精力充沛施布伦丹·布
雷坎的私人关系、开始官运亨通起来。9 月，邱吉尔命令布雷坎“提出一个方案，
用以对付英国舆论界由于俄国人的抵触而出现的忘掉共产主义危险的倾向”。在这
之后，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为重建的俄国处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显示出了“超
凡”的领会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尔先前的指示抛置脑后，另一方面却格外关注邱
吉尔6 月22日的广播讲话，因为在讲话中邱吉尔答应向“俄国和俄国人提供一切可
能的帮助”。斯莫利特认为，其首要任务应是：
1 ．与一切妨碍援苏政策实施的英国反苏情绪做斗争，反对敌人在英一苏同盟
问题上任何分裂民族统一的企图。
2 ．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尴尬境地的左翼的过分亲苏宣传。预防共产党员挑起
攻击，不使共产党抓到主动权。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还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职责；“负责处里的全面领导工
作，并与英国外交部、苏联大使馆、政治斗争局保持联系。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
在1941年11月写给布伦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与使馆的紧密联系
中，我们使馆将给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协助”。使馆中斯莫利特的一个最重
要的联系人，就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线人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在戈尔斯基
看来，安排与斯莫利特见面要比安排与“五杰”见面简单得多。虽然英国外交部谁
也不曾怀疑斯莫利特会是苏联间谍，可他与苏联大使馆的过往从密还是给外交部带
来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决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报工作中谨慎行事的重
要意义。
斯莫利特还成功地说服了对内情报局局长P·X·帕克，让他提醒外交部，应在
涉及苏联的言辞中避免谈及“白色俄国人和红色英国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议，
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喜欢不过人当然，这些诅咒言辞是针对俄国的白匪军分子的。
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让那些无成见的英国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产分人来
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
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