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结
1． 本组患者共有的个性特征
通过这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描述，不难发现他们共有的一些特征。表现为：
⑴
对自我有无所不能的感觉，夸大成就与天赋。被无限制的成功、权力、才气、美丽或理想爱情的幻想所迷惑。相信自已是特别的和唯一的，并相信自已仅能被其它同样特别的或高地位的人理解，或应该被联想到与上述的人为一类。有种特权者的感觉，要求过度的赞美。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职业成就。一般在公众场所有较好的人格评价。亲密人际关
系的困难。缺乏共情的能力等。这些完全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
⑵ 遭遇困境如恋爱婚姻问题，亲子关系问题或事业受挫。
⑶ 受到西方文化诸如追求自我，追求人格独立，民主平等尊重等思想影响，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之中。
⑷
均来自有较浓儒家文化背景的家庭，这些患者的病态自尊表现为对内化了的某些儒家价值观的追求，如崇尚理性、追求理想化的“圣贤”人格、权威崇拜等。这种价值观是以家庭这个特殊文化系统为中介，通过早年的社会化过程，特别是对家庭中权威人物的认同而获取的。
上述病例涉及的家庭似乎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其一，尽管案例来自于五个不同类型的家庭，但绝大多数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香门弟”。从患者均有较高学历来看，“圣贤”
人格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具大的吸引力。其二，这些家庭中均有一二位具有权威地位的人物，他们是这种价值观的榜样。这种榜样人物的过于理想化的公众形象与在家中真实形象的反差是导致患者巨大心理冲突的原因，以及由于患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这些现象有了批判性反省。其三，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自恋表现有差异，这与社会文化对男女性别不同的要求有关。
2． 本组患者的家庭特征：
⑴ 过份崇尚理性、抑制情感
从本组家庭来看，他们在家庭互动中将情感的自然流露视为意志薄弱，对情感采取抑制的态度。。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大量的心理活动产生于无意识领域，这是我们的意识和理性难以进入的领城。他认为人格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是一个与本能有关的充满欲望和情感的部分。他认为人格中由欲望支配的部分、遵循现实原则的部分、以及道德良心的部分三者协调发展才会导致人格的健康。麦独孤认为本能是推动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本能的核心是情绪体验。他认为产生于情绪基础上的感情有不断地对个体的情和意进行整合的功能，因而发展健全的情感对个体和社会的品格行为极为重要。
儒家文化过份崇尚理性，特别是宋明以来的儒学认为“天理” 与“人欲”
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将凡超过维持人生存需要或违背礼义规范的行为统归于“人欲”。＇林存阳等，2000＇ “存天理”“ 灭人欲”
的伦理要求使人们对情感采用贬低的态度，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的需要与欲望，对情感的抑制成了自已“修身” 的重要内容。儒家价值中榜样式的人物柳下惠以其“坐怀不乱”
而流传于世，家喻户晓。这样的伦理期待通过教育和代际传承潜隐默化地影响着家庭，指导着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
但是，家庭同时也是满足情感需要的地方。当社会价值蔑视情感的自然表达时，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过份压抑，二是被压抑了的情感以病态的方式在家庭…这个比外在世界较为安全的地方呈现出来。上述患者的养育者们无一例外的表现为外在世界伦理道德的“模范遵守”者，遭受压抑的情感则在家庭生活中以消极的形式表露无遗。如前所述，儿童自我观念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接受他所了解的别人，特别是家庭中的权威者对他的观念而完成的。当家庭中充斥着诸如愤怒、斥责等负性情绪体验时，儿童们别无选择，只能按别人对他的观念去生活。
⑵ 严重的角色冲突：
儒家的“君子、圣人” 的人格理想是社会肯定的价值。
这种价值导致的过高角色期待往往难以在现实中实现。如此，这就造成了理想角色与现实角色之间的冲突。加之儒家崇尚理性、抑制情感的态度，使人们在完成社会认可的角色期待时，或只求君子的表面风度，或象蹩脚的演员一样，生搬硬套“君子”的行为规则，在角色扮演中鲜有情感的投入，使外在行为看起来象演戏。或者干脆说一套做一套。
家庭会将从文化中传承的价值规范带给孩子，同时也会将角色扮演中的这些角色冲突展现给孩子。孩子的内心世界难以对如此矛盾的行为进行整合，也难产生对言行不一的养育者的信任感。因而，一方面孩子会习得长辈的矛盾行为；另一方面，如此之高的角色期待与现实的差距会给孩子带来过低的自我评价。为了达到内心平衡，孩子会在内心里幻想出一个全能的、能满足社会价值期待的养育者的形象。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时代没有任何需要能超过要求父亲保护的需要。”＇弗洛伊德，1987＇
不令人信任的父亲是难以让儿童感到安全的。这种缺失导致对全能父亲形象的追求，也为日后的权威崇拜打下了基础。
⑶ 虚假的利他行为：
美国学者R。
赫什认为人的道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中第一条是关心他人，愿意帮助并保护他人。这种关心是自觉自愿的，同时，又要求行为者本人能够了解他人的心理……否则他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了解他人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以及应该如何去关心和帮助他。＇周晓红，2001＇
无疑这种帮助模式是以他者为中心的。
而儒家伦理的建构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的那样：中国的一切制度、规范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所有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须套在家的体系中。在旧日所谓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于家的伦巳占其三。其余二伦，虽不是关于家者，而其内容亦以关于伦类推之。”＇梁漱溟，2000
＇ 林语堂先生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家庭就成了所有道德行为的出发点……这种以家庭意识取代一切的做法成为了一种扩大了的自私自利。＇林语堂，2000＇
按照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这种以亲情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在道德发展水平中只能算作是虚假的利他行为。尽管儒家推崇道德至上，但实质上儒家以“亲亲”
关系为出发点的伦理道德观，在道德社会化的层次上尚末上升到最高的道德水平。这样的矛盾导致人们容易在行为时打着“利他” 的旗号，实则干着“利已”
的勾当。在这样的前提下，当遵循儒家价值的家庭成员在行“利他” 之事时
，这种“利他”行为是建立在“我要”而不是“他要”的基础上。这种利他行为的承受者常常是被当作了他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
综上所述孩子总是通过认同父母来形成自我。这表现在：一方面孩子试图形成父母所期望的自我。另一方面，孩子也会对父母言行不一致的行为产生矛盾情感，激烈的矛盾情感往往是人格障碍的温床。＇Otto。F。Kernberg；1999＇
3．本组患者家庭社会化的方式
一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健康人格形成于养育者对孩子共情的接纳与理解之中。在此基础上，养育者与孩子形成一个“我与你” 的
平等对话关系。孩子在这种关系的互动中，是作为一个对互动也产生影响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绝对服从的物或工具。
而“病态人格本质上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影响。”＇霍妮著，冯川译，1988＇ 本组患者家庭社会化的方式在儒家“君臣父子”
观的影响下呈现如下特征：
⑴ 养育者特别是父亲形象作为家庭里的权威人物具有最高控制力，在家庭社会化中与孩子的关系是“我说你听” 的尊卑关系。
⑵ 养育者将孩子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无视孩子的独立价值和个人权力，是绝对服从的物和工具。家庭成员中缺乏“我与他” 的界限。
⑶ 养育者以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去理解和要求孩子，沟通中缺乏共情能力。
第四章 儒家文化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影响
一、“圣贤人格” 的过份崇尚理性导致过份理想化与权威崇拜
儒学最关心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与天地参”
的圣贤人格一直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它是通过“修齐治平”
这样高度社会化的过程来实现的。但儒家的人文理想常常在现实中落空。对历史上儒家这一凄惨命运如何解释？
笔者认为，儒家的这种困境首先来自于儒学的人性假设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 的性善论以及儒家认为理性可以主宰一切的天真浪漫的理想上。
儒学认为人异于禽兽，并以此为出发点而阐发出人的无限的价值与意义，开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大理想。但是， 孔子在塑造一种“仁人志士”
的同时，也许在现实上由于受中国宗法社会的限制，潜意识上由于对理想化父亲的期盼，他设计了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伦理要求。这种伦理要求则使具有“自我神性”
的统治者具有最高最强的控制力，成了人间的上帝。在操作上，人们容易将对“圣王”（ 权威）的崇拜取代了儒家“圣王” 的真精神，“圣王…权威”
本身成了理想的图腾。其次由于儒家文化的人人都能够通过“修齐治平” 之路而实现“自我神性” 的人文主义的承诺，为每个人达到“圣王”
镜界铺平了道路。因而对权威的崇拜实乃对方是一面镜子，它可照见自己的未来之路。
这种思想体系还表现在当“修齐治平” 如意时，自认为实现了“神性自我”
而与天一体时的自我满足感，中国历史上历次的造神运动是这一点的最好注脚。以及当“修齐治平” 不如意而感觉离“神性自我”
甚远时的幻灭感，这在临床上表现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均在事业生活受挫时就诊，表现为自我惩罚式的抑郁感。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现实，有不落实之病。”这种从心发出来的理想主义，让人联想到科胡特描述的生命早期的自恋现象。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三岁丧父，从小过着极潦倒的生活。对于这样创伤性的缺失，孔子内心需要一种代偿来自我保护。“克己复礼”
是孔子的人生理想。《论语阳货》载，子曰：“夫召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陈戍国点校；1991＇
如此的雄心壮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正好需要无所不能自身（grandiose self） 这种生命最初的心理防御，用于对微弱自我的补偿。我怀疑这种“雄心壮志”
是对童年缺乏的代偿…这反映在孔学的核心“孝” 上，孔子把“孝”“ 悌” 作为“仁” 的基础，把“亲亲尊尊” 作为“仁”
的标准，将父权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境界。我不怀疑，这种对理想化父亲形象强烈的依赖是由于希望以此来代替童年丧父的创伤。因而，孔子的这种从心发出的理想主义使儒学蕴含浓郁的自恋色彩。
“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戴维？波普诺，1999＇
儒家文化中的自恋特性也就在遵循儒家价值的人们的生活中代代相传。从本组案例来看每个家庭的养育者中都有这样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将“圣贤人格”
作为自已人生的追求，并也因此得到了类似“圣人”的评价；另一方面，人性中有非理性的部分，甚至有时强于理性的力量。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也有形形色色的欲望，也有自已的私心，也有在现实中不如意之处。如案例A的父亲和案例D的爷爷均以“修齐治平”
为人生的座右铭，并强调人的理性。虽然他们在公众场合有较好的人格评价，但他们也时常将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A的父亲可教导孩子以“扶老携幼”
为已任，但在A的眼中则留下了父亲看着母亲背几十斤粮食走几十里路而不相帮的场面。D的爷爷在D的心目中是具有优秀人格的人，但他对为自已牺牲了一辈子的前妻…D的奶奶的冷酷无情则给D带来了混乱，因圣贤人格与自私自利是绝难整合到一起的。
这一切通过家庭中的互动，将矛盾之处留给了孩子…未来的人格障碍患者。一是儒家圣贤人格的理想目标；另一部分为孩子们感受到的养育者们言行不一致的地方，孩子们尚无能力整合好与坏，黑与白，这不好的部分会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去。
养育者作为一面镜子同时也映照出孩子的自我形象，因而孩子也会将自已认为不适合价值规则的那部分自我压抑起来（如案例A拼命克服父亲不认同的胆小），这缺失的自己不认同的那部份自我则要靠更理想化的父亲形象填充，这也为权威崇拜留下了伏笔。儒家文化的神性自我恰好送来了这样的养料。
二、“人人关系”导致“自我客体” 式的人际关系网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
为本的社会，直至今天，这种模式仍对中国人具有特殊魅力。儒家伦理以亲亲（家）观念为出发点规定了一系列诸如父子、夫妇、兄弟等关系的处理原则，外在社会关系也是这种关系的类推。在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里，儒家认为，“已”
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在复杂人际关系中显现的中心点＇杜维明； 2001＇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他必须和其他人发生联系方能从这种血缘网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儒家的这种“人人关系”
想要表达的是：追求理想人格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因为与他人休戚与共，在追求自我完善的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