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科胡特发现这类病人与客体显现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称之为自我客体关系＇Sidney。Weissman；1999＇。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潜意识地将客体当作一个从属于自已的个体，当作自已身体的一部份。这种人际关系表现为严重的自我界限混乱或没有自我界限。
二是无所不能的自身。科胡特 认为在心理发育的早期孩子需要养育者共情（empath）②的接纳和肯定他们带有幻想的雄心； 并允许将养育者理想化。
随着与养育者的互动，孩子学会分别哪些是幻想，哪些可成为真实，并发展出正常的自尊、雄心和自我理想。这个阶段正常发展，才能保障随后与他人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才有能力区分自己与他人。反之，如果养育者不能共情地接纳，就会导致正常发展必需的早期的雄心和理想化父母印象的缺失＇Gandolf。Alnes；1983＇
。缺失导致的后果为此种需要代偿性地加强， 表现为在随后的人际交往中对他者过份理想化，以及自认为无所不能。
三是对赞美的无限需要。
将他人过份理想化反映了早年的心理创伤，是由于病人希望以此来代替自身缺失的那部分精神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全能的神化的他人，并潜意识地将其当作自已的一部份。这类病人，在他们随后的人际关系中出于对早年缺失共情接纳的补偿，以对赞美无限的需要来证实自己无所不能。＇Gandolf。Alnes；1983＇
四是缺乏共情的能力。所谓共情是指能站在他人角度体验他人苦和乐的能力。自恋者由于与他人之间缺乏人际界限，他们无能力去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他们理解和体验他人是将他人当作自己或自己身体的一部份。他们赞美他人是将他人潜意识地当作一个自身客体以满足自己的自恋。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所有正常的爱的关系中，都包含有自恋的因素。如何区别正常与异常不太可能有一个定量的尺度。但是正常的爱的关系与病态的自恋的区别在于：正常爱的关系中，虽然有时也将自我理想投射⑶到对方身上，但能意识到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不同于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对自已来讲是很好或很坏的东西，对他人就不一定好或坏。这被称之为共情的能力。＇Miriam。Elson；1987＇
但病态的自恋者则不同，在人际关系中，他们没有共情的能力，他们全按他或她自己的欲望来认知他人。极端一点地说，病态自恋者无视周围人的存在。他眼中只存在自己，周围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只被当作一个用具。或仅被作为一面理想化的镜子，从中可照出同样理想化的自身。美国当代精神分析家肯伯格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似乎除了自已之外，不爱任何人，但事实上他们爱自已象他们爱别人一样无能，因为他们根本无爱的能力。＇Otto。F。Kernberg；1999＇
五是环境与文化对自恋病理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科胡特是近代对自恋病理研究作出最伟大贡献的人物。他认为环境和文化对自恋病理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环境必须提供给人必须的经验，让一个孩子成长不光是作为一个人，而且要感觉到是个人＇Stephen。A。Mitchell；1995＇”。
他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是一群“悲剧性的人（tragic man）”＇
Johan。Gedo；1999＇。这种悲剧性人格表现在他们除了在乎他人、社会的评价外，并不知道自已真正需要什么。由于既不能感受自己、也不能感受他人而成为真正精神上的孤独者。
六 、东西方文化中有关儒家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
1．黑子刻的研究
美国学者黑子刻认为儒家人格被一种需要依赖其社会上层以求得权威指导的沉重焦虑所支配。这种焦虑与紧张的心理基础成了刺激中国文明转换的一种“内部动力”。
控制焦虑依赖于“神性自我”， 即相信人人具有神性，对神性自我的相信具有宗教信仰的功效。但，由于“君君臣臣”
的伦理要求，这种精神气质表现在现存社会中，就是“自我神性” 式的极权主义具有最高最强的控制力。也就是说，这种“神性自我”
总是被放在现实中的权威身上，“神性自我”
变成了“神性他人”。因而这样就导致了神性自律与对权威依赖之间的矛盾。个人寻求的是天人合一，天作为一种超越方式存在于自我之外时离人很远，但天作为内在自我的一种特定感情状态…即合一时，那又离人很近。因此，个人的道德感和认同感就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行为规范之间来回摇摆。
墨子刻的学贯中西的大手笔确让人有震耳发馈之感。＇沙莲香等；2001＇
2．20世纪上中叶中国学者的研究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时，认为儒家，特别是宋代的儒家坚信理智可以压倒感情，控制感情。对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中国人理想性格的根本，这种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与欲念。他认为中国人性格中的保守性表现的是中国人的自豪感，“它是建立在对生活感到满足的基础上。由于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为傲和使人满足的东西，这样就成了内心丰富的标志。”＇林语堂；2000＇
中国近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中国人人格中有知耻要强，人生向上，爱面子以至于欺伪的特性。并列出中国文化患有早熟病且有五大病象。其一曰：“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
其二为老衰。其三为不落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现实，有不落实之病。”其四落于消极亦再无前途，由于过份的理想主义导致与现实的隔离而致消极无望。其五暖昧而不明爽。梁氏对中国文化的把脉问诊可谓锐利独到。＇梁漱溟；2000＇
3．沙莲香等人的研究
沙莲香等将研究的兴趣放在中国人百年奋斗的精神人格力量上。她的研究在寻求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力量。她认为忠恕是最能体现“仁道” “修身”
精神的人格质素，恕道至诚人格是人格中的精品，是种理想人格。她将恕道至诚人格与中庸人格区分开来，认为中庸人格次于至诚人格，是中国人基础人格的核心。＇沙莲香；2001＇
沙氏的观点给本研究这样的启示：当我们将自恋型人格与儒家文化连在一起时，似乎带来了这样的矛盾即与儒家中庸之道的矛盾。但如果我们将自恋型人格障碍视作所谓“精品”
人格的病态发展，沙氏的观点则给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青年学者翟学伟在对被鲁讯先生称为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面子的研究上独树一帜。他以为，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
的社会，中国人相应地把重点放在面子上，因为，面子关系到他人的评价，而评价的好坏影响到关系的保持。由于老要顾全“面子”，
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常不得不说有违自已意愿的话和不得不做有违自已意愿的事。因而在社会互动中并非要以自我形象“脸”
的建立来获得心理地位…“面子”，做人的重点已不落在自已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他人的评价或表面应酬上。＇沙莲香等；1998＇翟的观点具有闪光之处。
总之，有关人格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奋进也让许许多多的目光聚焦在中国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上，这些研究成果提供给我们认识自己的工具，也激起我们对未解之谜深究的兴趣。
七、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近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现那些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主要作用的人，绝大多数是来源于有新教家庭背景的新教徒。由此，韦伯认为环境…即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所首肯的新教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性格的形成。＇于晓等译；1987＇
韦伯的理论引发了本研究的思路，使我试图探讨以下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一组自恋型人格障碍病人家庭中主导的文化是什么？该文化与这种人格障碍有否关系？这种文化的哪些要素引导了家庭中的亲子互动从而影响了这种人格障碍的形成。
学术界的一个较为共同的看法是：遗传的素质仅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个体所加入的社会生活，取决于个体经历的社会化进程。而社会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宏观的社会文化层次和微观的个体生活情境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背景，个体生活情境层次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微观机制。对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影响重大的是个体童年期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儿童在家庭内所处的地位，亲子关系以及父母的抚养方式＇周晓虹，2001＇。而实际上，个体的家庭环境是社会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缩影，并传承了社会文化。
持人格发展终身观的学者将认为生命其它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也很重要。但笔者在本研究中将研究的视野放在家庭文化对其成员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上。因为，中国社会直到当代仍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家庭系统。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它是一个社会单位，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它对中国人有着终身的影响。学者们在上述六个方面的观点，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⑴ 生理情感是社会化的重要基础，是人格发展的动力因素。
⑵ 幼年期家庭内亲子互动的方式是自我形成的关键。
⑶ 道德发展是渐进性的，是在自我满足、自我保护的前提下，随着情感发展而逐步完善，并发生利他的质的变化。
⑷ 自恋是人性中固有的成份，但随着个体社会化正常的发展，自恋可以发展为爱他人。自恋的固着与环境文化相关。
⑸ 儒家文化的有关要素导致了中国人性格上的过份理性、过份理想化、权威崇拜、依赖、幼稚、过份在意评价爱面子以致欺伪等特性。
第三章 不同家庭背景的一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描述及分析
我常常在动笔整理我的求治者们的资料时，内心沉重。我知道，作为一个观察者或研究者需要职业上的中立（neutrality）态度。是什么扰动了你的情感？我问我自已。牛津版的精神病学教科书上开宗名义：精神障碍者的病史是血和泪写成的。这句话几手成了我职业的“圣经”，
它教导我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和体验病人。这是唯一的原因吗？不，在与患者的互动中，我常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已的影子，因为，我与他们一样保存有对共和国苦难历史的记忆，也一同经历着社会变迁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同承载着我们二千年文化铸就的集体潜意识。拥有这一切，我难以客观，了解这一切，我学会客观。
（
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笔者将以第一人称展现医患互动，因为心理分析理论的前提是，随着医患关系的进展，在治疗场所，求治者会再现他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源自早年与父母的关系
。从而笔者试图再现在家庭这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被研究者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对他们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
一、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患者（文中将分别以英文字母代替他们的名子）
案例A
一个现代“柳下惠”的故事
求治原因及一般情况
A，男性，37岁，已婚。某名校应用数学专业毕业生，现为一合资企业中方总经理。有自已的车和房，并称拥有的存款一辈子也花不完。但觉生活没意义。自16岁起就一直为“人终究避免不了一死”
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感到紧张恐惧。二十年来常用努力工作和学习来转移注意力。近几年来，每当想到死亡问题时就控制不住恐惧不安，需用拳头捶打自已或墙面，直到出血方能控制。有时在飞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甚至有劫机的冲动，伴随而来的是更深、更沉重的犯罪的恐惧。A困惑不解自已并不是个胆小鬼为什么患了“恐死症”（
患者自己给的诊断），因为越来越觉痛苦，故下决心仃止工作半年来治疗自已的心理疾病，并计划如果在中国找不到好医生就去美国治疗。在对其作了排除器质性疾病的检查后，我思考：他的精神症状下隐藏的是些什么意义呢？我不排除这个症状包含着人类面对死亡的焦虑感。但这并非他的主要问题。我脑子里有了这样的假设：这种自疟性的行为可能是种反向形成④，即将指向他人的攻击性转向自已，因为这种指向他人的攻击性被患者认为是不道德的，是需要压抑的。
狂妄的自我与缺乏自我界限的人际关系模式
A在最初几次会谈中表现出傲慢，较多地介绍自已的辉煌，声称自己患的是绝无仅有的病。以前问过其他心理医生听说过“恐死症”
吗，皆曰否。这次是因为听说我是从美国回来，故才来试试。在这种情形下我试着探讨了一些关于人生的问题并对他的痛苦表示了同情与理解。几次面谈后，A迅速将我理想化，觉得是遇到了最好的治疗师，自已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对我用尽了赞美之词。夸张地声称在中国，我是唯一能治疗他的人，正是由于我如此的渊博才能解决他如此特殊的问题。并反复要求我查查外文资料，看看国外有无类似疾病的报道。他在讲这些时，并未顾及我的感受，似乎是与一个他意向中的人的对话，给人一种距离和情感上的空白感。作为一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