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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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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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道统必尤尊于政统。中国人则该是一中国人,此乃道统血统之统一。“心血”两字连用,可显其义。

  故读中国史,政治统一之治安时代,固当注意,而政治分裂或变乱时代,亦值同样注意,或当更加注意。
  如魏晋南北朝,如五代,如辽、金、元及清代,中国可谓已失其常,而中国人则仍为一中国人,依然未变未失,血统道统犹然。中国人之心血,能历五千年而长存。
  论及最近七十年之中国历史,则又政治变乱分裂而社会则日益扩展,其在海外者,有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其他散入亚洲各地乃及美、欧、非、澳各洲,至少亦得五千万人。
  论其血,则同属中国人血统。
  论其心,则亦全不忘其同为一中国人。
  然而流亡离散,则亦无可讳言。
  如求其能团结一致,则非认识做一中国人之共同标准不可,主要在从道统上求,当从历史求之。

  中国人又言“心胸”,“心腹”。大陆乃中国人之心腹,历史则当为中国人之心胸。
  中国人又言“人心”,“道心”。道心则有统。所谓道统,亦即中国人之文化传统。非兼中国人之心与血言,则此统不可得。
  中国人又言“心情”,“性情”,又言“血心”,“血性”,但绝不言“血情”,可证俗语极涵深义。
  人之有心,乃始有情。人之有情,乃始得称为人。
  血则贯注于全身,仅属肉体中物,与情不同。情可交于身外,故必言心。
  今人以“无情”、“薄情”称为冷血,“多情”、“深情”称为热血。其实血不关情,冷血热血两语,实指心言,亦可谓俗不伤雅。惟单称情感或感情,感必由心,而非仅由血,此亦可知。

  故为一合格之中国人,理想之中国人,则必有血有情。
  而血与情则统于心。心则统于道。如是之谓“通天人、合内外。”
  俗又言“血仇”,“血债”,亦指其深入人心。又言“一针见血”,正贵其见到深处活处。
  故必心血兼言,乃见人生之落实,与其深到。头脑则仅是一器官,一机械。
  今世则贵电脑与机器人,无情无血,则高出人生,乃为近代人生所想望而莫及矣。世运如此,乃何可言。
(五)味道
  中国俗语又常“情味”兼言,有情始有道,又言“味道”。《中庸》云:“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饮食亦人生一道。孔子之饭疏食饮水,颜子之一箪食,一瓢饮,其中皆有道,故亦皆有味。常人饮以解渴,食以解饥,不知其中有道,故《中庸》说其不知味。
  俗言又称“滋味”。滋有滋润、滋生、滋长、滋养义。人生必有长有养,有余不尽。其功在饮食,即为长养。若专以饮食为求味,此即不知昧,不知道。惟孔子颜渊能知饮食之道,斯乃有味有乐可言。其乐深长,又称乐味无穷。
  俗语又称“趣味”,或称“兴味”。今人又常称“兴趣”。兴趣皆须有味,始能有余,长存而无穷,耐人回味。今人每求尽兴尽趣,尽则不堪回味,哪又失之。
  中国俗语中此一“味”字,真是大堪深味,亦可寻味无穷矣。能知其人其事之有味无味,此真中国人一番大道理,亦可称是一项大哲学。
  中国人又称“五味”。咸乃常味,酸与辣多刺激,甜味则多得人爱好,苦味饮膳少用。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苦劝苦谏,苦口婆心,亦见用心之苦。一片苦心,苦学苦读,苦修苦练,苦下工夫,苦行苦守,苦干苦撑,苦熬苦咽,坚苦卓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中乃有此一道苦味,苦尽甘来。对人赞美道谢,则连称辛苦。辛苦亦人生大道,此一道,乃为其他民族所不知。
  佛法东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人海乃如苦海之无边,佛法亦普渡而无边,则亦大异于中国人生之有此一苦味之存在矣。
  俗语又称“吃苦头”。可见苦自有头,乐则无穷。但又必甘苦兼言,苦乐兼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今日国人则惟知求乐,不懂吃苦。只认正面,不认反面。只许进,不许退。只要新,不要旧。只向外,不向内。只说西,不说东。只执一端,不执两端。一切东西就会不成东西,一切味道也就会没有味道,这又何苦呢?
  中国人又称“品味”。如品茶品酒,茶酒皆有味,故可品。不入味,则不登品。凡物皆然,故称物品。斯知物亦各有其味矣。人之一身,及其面部,以及其所居之室,皆可加以装饰品。则凡所装饰,皆可玩味。就其人日常亲接之物,亦可见其人之品味矣。
  中国人又称“体味”。不仅口舌,还须心赏,始得此味。胃肠不消化,则口舌无味,可证物品物味皆从人之品味中来。即观其人所品味,可知其自身本体之品昧。
  今人乃言批评。批评亦一种分等分品之义。如狱官批判罪人,即依法分判其人之有罪无罪,以及罪之大小。今人言批评,则必批评他人之短处失处。实则其所批评,亦凭其己见。凡其所见,则都在他人之短处失处,斯亦可见其人生之无品而乏味矣。
  中国人又连言“情味”,味淡乃见情深。故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今人则惟有浓味乃谓情深。最近有一学校教师,求爱于其一女同事,不得,乃杀之。法官判其罪,谓其情深,仅得徒刑。又有人连杀其亲生之父母,法官谓其有神经病,亦不判死刑。今世之民主政治,仅重法治,人生惟知有法律,宜可谓乃无情味可言。
  中国人又称“韵味”。韵者,声之余。中国人贵有余,亦贵余味。但又贵知足,又称够味。足指当下言,余指往后言。如歌唱,既须够味,又得有余味,须能回味无穷,回味不尽,不要不足。此是中国人生理想中一妙境,一佳味。故中国人言尽心尽力,实则心力永远用不尽。今人则求尽欢尽兴,尽了则不欢,没兴了。生之尽,则死亡随之。故人生必求有后,乃得有余而不尽。就其个人生命言,则生而至足,乃为一完人。完人者,乃完其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则虽死而不尽。如孔子,乃使后世人追味无穷。亦可谓人莫不有生,苟不知其生之有性,则亦鲜知其味矣。
  中国人又称“有鲜味”。北方陆地,人喜食羊。南方多水,人喜食鱼。合此羊字鱼字,成一鲜字。然鱼与羊,人所共嗜,未能餐餐皆备,于是鲜字又引申为鲜少义。但美字养字善字,则皆从羊,不从鱼。此或造字始于北方,此不详论。今日国人则尽慕西化,必以牛肉为最佳食品。然四千年来之语言文字,则不能尽改。而生为中国人,又不能不讲中国话,不能不识中国字。纵觉中国语言文字之乏味,而终亦无奈何。此当亦为今日中国人生中一苦味,又当如何期其苦尽之甘来,则亦无可深言。
  又中国人常连言“笑骂”。谚云:“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笑本代表喜,骂则代表怒,哭代表哀,歌代表乐。故曰喜怒无端,笑骂无常。今喜字加了女旁,则嬉笑非喜笑,嬉皮笑脸非喜脸。一笑置之非喜意。笑里藏刀又非好笑。使人欲笑不得,而又有苦笑。中国一“苦”字中,有多少人性味存在,则诚欲索解人不得矣。
  又按人生面部耳听、目视、鼻嗅、口食,外接声、色、气、味四项。俗称“味道”,惟“味”乃有“道”,其他声、色、气三项,皆不言“道”。疑目视耳听,其与声色相接,显分内外。鼻嗅之气,或可直进胸腔,但气自气,体自体,非各有变。惟口食,则所食皆化而为己有。故惟味,乃可继之曰道。至于气,俗亦称气味,下连一味字,却不如味之可连一道字。但声色则又与气味不同,称声音色彩,更无连用字。则声、色、气三字,岂不明有三别,而皆与味不同,其别亦自可见矣。孟子曰:“食色性也。”此色字则又与声色之色有辨。
(六)方法

  今人好言“方法”。实则中国人言方法,即犹言规矩。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矣。”非方则不成矩,是亦不足为法矣。惟儒家好言方,《易传·乾卦》言:“直方大。”人生在直,若有弯曲,仍须直,如是则成一曲。故两直相遇,乃成一方。方形有四角,乃成四曲四直。故有大方之家,又有一曲之士。其形成方,始可为法。一曲亦可自守,故仍得称为士。
  天道圆,地道方。中国儒家好言人道,即人文,近于地道之方。而庄老道家言天道,即自然,近于圆。佛教东来,亦好言圆。但佛家既言圆通,又言方便。方又兼平义,故又称平方,又称方正。故方亦兼平正义。便则本是便僻,乃邪而不正义。人生中乃有许多不便处,如大便小便,均须避开人,去私处。便既须择一私处,亦称方便。因方在偏隅处,而其偏隅则共有四处,故称四方,亦称方便。
  人行之道亦可分“正道”、“偏道”,“偏道”即“便道”。又分“大道”“小道”。君子行不由径,径则只是一小道、便道。如留客吃饭,谦言便饭,即非正式宴请。如便衣,亦非正式出客之礼服。托便人带信,此非正式派遣,容有不便处,遂有洪乔之误。更有便宜,中国人贵信义通商,只可获小利,不当牟大利,小利也得称便宜,即见有不便不宣处。故又称贪便宜,也只得贪小便宜,不得贪大便宜。今人则称便利,亦自有不便不利处。总之“便”即含有不正处。
  中国人又称“方术”。术只是一条路,但此非大道通路。中国传统学术,共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道路各有分别,但综合会通则共成一大道。如医生为一病人开药方,亦必各有分别,非可人人通用。只是对症下药,只某些人可用,故称药方。如是而言,方略方策,这一些策略,亦只寓特殊性,非即普遍大同性。俗又言方针,亦只针对一端一方而言。如称方向,则东西南北共四方,所向只其一方。子贡方人,孔子曰:“夫我则不暇。”孔子只言人生大道,那些有关他人的小处,孔子就不去加以批评了。
  方指空间言,亦可指时间言。如云“方今”、“方兴未艾”,方亦只是当前之一时。庄周言:“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时间如此,空间亦如此。大方则时时处处皆然,故人人可得以为法。诗云:“定之方中”,便见有不方中处。方中乃仅指一刻一隅言,过了此刻此隅,便不见有定了。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子方乃见有孝,父方乃见有慈。所谓止,便兼有变动无止之义。举一隅,贵以三隅反。人道有万方,亦有万法。人生之道子变动中求停止,必知此义。
  又如“方言”,亦只仅可通行于一方。而大雅则可通行于四方,即其大全处。故大方乃可贵。
  但中国人又称“方外”。位有定,而方外则不可定。要之,方亦只是一具体字,非一抽象字,此义不可不知。
  又中国写字称书法,演剧亦称戏法,凡此等“法”,皆涵规矩法则义,故亦称法规法则。是法亦犹规则,又如言法律。在音乐中亦有五声六律,此律亦即音乐中之规矩法则。今西方人言技巧,乃在科学界之机械变动中。而国人乃以方法二字当之,则涵义差失太远矣。

  方者,集四隅为一方,有空间静定义。法者,水流和平向下,不溃决,不枯竭,永是如此,兼有时间流动义。故中国人称“方法”,乃一标准模范,处处如是,时时如是。乃如水流之平匀稳定,时常流行。故中国人称方法,实是一种道义。今人称方法,乃是一种手段或技巧。果使手段技巧而能进乎道,乃始成为方法。为学做人皆当有方法,但方法异于技巧。技巧乃手段造作,非道义功夫。其间有大不同,不可不辨。
  中国古人称“大方之家”,今犹称“方家”。一曲一隅不成方,其曲其隅必可推而通乃成方。今称专家,则专指一隅。纵其极有技巧,倘不能推而广之,通于他家,则又何得成为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流之去,须时时去,不停不变,乃为法。偶一停止不再流,偶一溃决成横流,皆不得成法。
  故专尚技巧之方法,必成为变乱世。必尚道义之方法,乃成为治平世。中国广土众民五千年文化大传统,乃有其方法可寻,而非技巧之所得预。史迹具体即可征。
(七)平安
  中国人最重“平安”。宋儒胡安定,读书泰山栖真观,得家书封面有平安二字,即不开阅,投书观外涧中。此见平安之可贵。既得平安,又何他求。
  今先言“安”字。女性居家室中谓安,非闭户不许出,乃其心地自安。居之而安,俗称“安然”。又称“安贫乐道”,“安居乐业”。又称“安分守己”,只此一分,便可安可守。故中国人居家对长上,朝夕请安。西方人则道好。“好”与“安”不同,好在外有条件,安在心可无条件。又称“安定”、“安宁”、“安康”、“安祥”,只此心得安,便定、便宁、便康、便祥。又称“安之若素”,索即平义,今人言平素。《中庸》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践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素即日常生活,更无其他钩搭牵挂,亦称平居。俗又称平素,不增添,不加夹,故称素。日常如此,亦当安之若素。平素常素亦称平常。能有常,便可安。变则心不安,故须能处变如常。纵使增加了种种花样,亦若平居之素。
  素又有空白义,一切绘画皆画在白纸上。饮食不加味料是谓素食。人生亦当居心在平空平白处。今人称平等,“等”谓其相类似。一切相类似,则一空二白,更无差异处。如此始能反己自得,但实际亦仍是平常人,平常事。若定要出类拔萃,定要加进了些什么,与人不相似,那便不是一平常人,实际亦将无所得。故必有所得,始称平常。
  要做得一平人,其心先得平。要做得一常人,其心须先有常。知平知常,便是一切花样都化去了,空白如一张素纸。其心如此,始得安。贫贱、富贵、患难、夷狄,实都无分别,等如无花样,那其心自安。居在家室内,与出在家室外,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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