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我童时读《三国演义》，开卷便说“天下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些话。当时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这些只是中国人旧观念，当知如今欧洲英法诸邦，他们一盛便不会衰，一治便不会乱，我们该好好学他们。在那时，我这位老师，正代表着一群所谓新智识开明分子的新见解。好像由他看来，英法诸邦的太阳，一到中天，便再不会向西，将老停在那里。但曾几何时，不到五十年，连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诸邦也正在转运了。于是五十一年后的今夭，我才敢提出中国人的传统老观念“气运”两字，来向诸位作此一番的演讲。
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有此一套好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宇宙人生则永远地在变，但所变也有一规律、一限度，于是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哪里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譬如女子服装，由窄袖变宽袖，再由宽袖变窄袖，由长裙变短裙，再由短裙变长裙般。宇宙人生一切变化，也可作如是观。即如上述，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
从前西方的历史家，他们观察世变，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再不留丝毫转身之余地。如黑格尔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如太阳升天般，由东直向西。因此最先最低级者是中国，稍西稍升如印度，如波斯，再转西到希腊，到罗马，西方文明自然优过东方，最后则到日耳曼民族，那就登峰造极了。他不知中国《易经》六十四卦，既济之后，又续上一未济，未济是六十四卦之最后一卦，纵使日耳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各民族中之最优秀民族，全世界人类文明，到他们手里，才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了，仍还有宇宙，仍还有人生，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耳曼民族出现，便走上了绝境，陷人于死局呀。
最近西方一辈文化史学者，才懂改变看法，也想籀绎出几条大原则，描绘出几套大形式，来讲世界各民族文化兴衰的几条大路向。换言之，他们的历史看法，是像逐渐地接近了中国人传统的气运观。但他们总还是爱执着，爱具体，不能超然燕观，不能超乎象外，因此他们总会带有几许悲观气氛，好像一民族，一文化，衰了，便完了，仍没有转身。
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时也可有人力。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那是中国人的气运观。
总结语
上面四番讲演，在我的用心，只是想根据通俗一般观点，来阐述中国的全部思想史。但此事谈何容易，我只就我所知，聊加发挥。我总希望，如我上面所讲，决不是我一个人单独要如此讲，乃是中国一般人，连不识字无知识人，都长久在如此讲。为何一般不识字无知识人都长久在如此讲？此乃文化积业，向来思想传统，从古到今的大思想家都在如此讲，因而影响到一般不识字无知识人也都如此讲。我只想把在上的传统思想和在下的通俗思想汇通起来讲。我究竟认识了传统思想没有？我究竟了解了通俗思想没有？我究竟能把这两条思想路线会通起来没有？这是我自己个人学力问题，我无能力批评我自己，只有留待别人来批评。
但若我所讲，纵说是成功了，所谓中国思想，究竟该和外面其他民族别人家思想做一比较，异同何在？优劣何在？得失又何在？我们绝对不该采关门主义，自尊自大，坐地为王。认为中国思想即已把握了宇宙人生一切的真理。在外面，即就近代西方欧美人思想言，他们有宗教，有科学，有大资本，有新武器。我们宗教是衰落了，科学是未发达，又穷又弱，样样不如人。我们哪总能自尊自大，坐地称王呢？但我总还是一个我，衣服脏结了，我该洗。东西上蒙了尘，该拂拭。埋藏在我们心坎深语处那一些文化积业，思想传统，我们也该从头再认识一番。垢刮磨光，释回增美，是我们该下的工夫。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一个文化的使命，是一个思想的使命。文化思想是社会大众之共业，我们该认识社会，接近大众，承继传统，把握现实。我们该全盘计划，我们该从根救起，该迎头赶上。我们必须求了解，求发挥，求充实，求改进。诸位先生，如何看，如何做，请指教。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补篇
1979年本拟重印此书特撰补篇一文，内分八题，因故未付印，87年又检拾历年随笔札记十二条附后，合成此文。
中国文言与白话，即所谓语言与文字，有分别。亦可谓雅俗之分。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别之处，为其他民族所无。
但文言即从白话来，白话中亦保有很多的文言，两者间有可分有不可分。
近代国人盛倡白话通俗，对文言古雅则深加鄙弃，把本该相通的两项，过分分别了，其流害即今可见，此下更难具体详说。
本书所收四篇讲演，乃就通俗白话中选出四辞，发明其由来。乃系从极深古典中，寓有极为文雅之精旨妙义，而竟成为通俗之白话。此亦中国传统文化之最为特优极出处。当时限于时间规定，仅讲述此四题。
其他可资发挥者，随拾皆是。今值此书重印，姑续申述数则如下。读者因此推思，则五千年传统文化，亦可谓即在我们当前之日常口语中，甚深而极浅，甚古而极新，活泼泼地呈现。从当前新处去悟，却仍在旧处生根。俯仰今古，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乐矣。
（一）自然
“自然”二字，乃道家语，谓其自己如此，即是天然这样。这是中国道家诵述最所贵重的。又称之为“真”。儒家则称之曰“诚”。不虚伪，不造作，人生该重。儒家所言之性命，便是此义。
人为则成一“伪”字，便无意义价值可言。但西方人则最重人为，科学即是一例。今吾国人乃称西方科学为自然科学，不知西方科学是要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的，与中国人尊重自然因仍自然者大不同。
即如电灯、自来水，那都是不自然的。自然中有电有水，西方人运用来作电灯、自来水，那是反自然的。中国古人，在庭院中掘一井，用来汲水，较之出至门外河流中取水，方便多了。有人又发明了桔棒，可把井中水上提，省力多了。但庄周书中加以反对，说运使机械，则易起机心。机心生，则人道失真，一切便不自然了。
今日国人误用此“自然”二字，称西方科学为自然科学，于是遂误会中国科学亦源起于道家。其实道家前之墨家，岂不早已有了极深的科学造诣与运用了吗？今谓中国科学起于道家相违背处。流弊所及，便难详言了。
（二）自由
“自由”二字，亦中国人所常用，与自然二字相承而来。乃谓一切由他自己，便就是自然如此了。因中国人重自然，故亦重自由。儒家所讲一切大道理，其实都即是天命之性，每一人自然如此的，亦即是由他自己的，所以又说自由自在。由他自己，则他自己存在，故说自由自在了。
近代国人争尚自由，乃百年来事。然百年来之中国社会情景，则日失其自在。不自在，又乌得有自由。此一端，可证近代国人所争尚之自由，乃与中国传统自由自在之自由大异其趣了。此因近代自由乃竞向外面人群中求，而中国传统之自由，则每从人群中退隐一旁，向自己内里求。各自之自由，即各人内在之心性。今人言自由，则指对外之行为与事业言。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对外不自由，孔子亦自知之。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其对自己内在之一心，固已获得其极端圆满之自由矣。故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逝世已两千五百年，而其当生之存心为人，则至今尚宛然如在。
故中国人言自由主在内，在心性之修养。不贵在外，为权力之争取。今人则一意向外，只要外面有一罅缝可钻，即认为乃一己自由所在，肆其性情，尽力争取，求变求新，无所不用其极。而各人之本来面目，则全已失去，渺不复存。亦不知在此上作计较。如此则仅知有外在之自由，即不再知有内在之人格。人格失去，复何自由可言。
西方人无不向外争自由，而亦终至失去其己身之存在。如希腊、罗马，乃及现代国家，无不皆然。而中国则自由自在，五千年来，依然一中国。故中国俗语，“自由自在”两语连用，涵义深长，实堪玩味。
今纵谓人生可分内外，但内在者总是主，外在者仅是客。失去其内在，则一切外在当无意义价值可言。则又何必尽向外面去争取呢？
中国人又言“自得”。《中庸》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君子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把人处境分作贫贱、富贵、患难、夷狄四项，实即上述所谓人生之外面。每一境必有一处置，处置当，即可有得。得之由己，亦得于己，故谓自得。然则人各可自由自得，非他人与环境之可限。
又有“自作”、“自取”，不是好字眼。“自取其咎”，“自作自受”，都是要不得事。又如说“自讨没趣”，与“自求多福”大不同。求贵求之己，讨则讨于人。乞之其邻而与之，虽非自取，亦要不得。至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此等“成”，此等“取”，则属自由自在之自得。不在外面，不在别人，此即素患难行乎患难之大节操，大自由。
亦有“自谴自责”，“自认己失”，“自悔自改”，此皆其人之能自新处。人能自新其德，则“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又是一大自由。自由、自在、自得，不关他人。
今人则外面受形势之引诱，又受权力之制裁，故其自由最多亦仅能在外面权力与法律之制裁下，获取其身外者。而其主要内心方面，则已失去，渺不可得。尚何争取之足云。
（三）人物
“人物”二字，亦成为中国之通俗白话了。但人是人，物是物，为何连称人物，这里又有甚深妙义，可惜今人不加深求。
其实“物”字乃是一模样，可作其他之模范代表。“物”字“模”字，声相近，义亦通。如“勿”字“莫”字，亦声相近义相通。“物”字一旁从“勿”，乃一面旗，旗上画一牛，正如西方人之所谓图腾。图腾即是其一群人之代表。有一人，可与其他人团体中一些人有分别，又可作自己团体中其他人之代表，则可称之为“人物”。如孔子，与一般中国人有不同，而又可作一般中国人之代表，孔子遂成为中国一大人物。
中国人又称“人格”。其实此“格”字，即如物字，亦模样义。与人相互分别，而又可在相别中作代表，作一模样，那即是其人格了。俗语又称“性格””品格”，与西方法律上之人格义大不同。
中国四书《大学》篇中连用“格物”二字。物是一名词，而“格”字则借为一动词用。我们做人该知有一榜样，真认识这一榜样，则其他自迎刃而解。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而知至。”我们能知孔子是我们中国人一榜样，那岂不知道了做人道理了吗？做一孝一子，必该先知一榜样。做一忠臣，亦该先知一榜样。做一圣贤，仍该先知一榜样。孔子之“学而时习之”，这一“习”字，便似格物之“格”字了。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便是完成了格的初步。
朱子注《大学》说：“物犹事也。”孝、弟、忠、信都属事，都该知有一榜样。即是都有一格。能合格了，便是通了做人的道理。今人学业成绩，定六十分为及格。明得此格字，便可明得人物之物字。可见中国道理应从中国之语言文字上悟入。
学业成绩有优等与劣等，有及格与不及格。而今人又盛呼平等。若人尽平等，则与中国俗语人格之义大相违背。故中国人又称“人品”，称“品格”。若人果平等，则何品格可言。
（四）心血
一
中国人“心血”二字连言。论其深义，亦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人所易知，亦人人所难通。
西方人言身体生理，特以脑为全身之主宰，亦主一身与其四围之交通。
中国人言“心”，则超脑而上之。
脑仍是身体中一器官，心则融乎全身，又超乎身外。心为身君，乃一抽象名词，而非具体可指。
“血”则贯注全身，而为一身生命之根本。如脑部受伤，不见不闻，无知觉、无记忆，但其人之生命仍可存在。血脉流通一停止，其生命即告死亡。
西方人重主宰，重权力，则脑之地位为高。
中国人重存在，重根本，则血其最要。
又且血只在身内，不涉身外，中国人认为此乃生命之本。脑则仅是生命中一个体，而心则通于全生命而为其主。
兼心血而言，则一本相通，而又无个体之分别，此实中国人生大道理所在。
二
中国人又言“血统”。中国为一氏族社会，氏族即血统所成。
余尝论中国有政统与道统，而道统尤重。
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有政统乱于上而道统犹存于下。
如秦灭六国，非由秦人统一中国，乃由中国人自臻于统一。秦二世而亡，而中国人之统一则仍继续。此乃中国人建立了中国，非由中国来产生出中国人。
故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若中国人不遵中国人道理，则亦可认为非中国人。
故道统必尤尊于政统。中国人则该是一中国人，此乃道统血统之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