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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都明白……”
“如果你明白，那为什么不想支持我？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战争已经打了快四个月了，我们的人打得很英勇。至于有时情况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得不退却，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我同意暂时可不急于奖励高级指挥人员，但对战士和战术一级的指挥员非奖励不可。让他们看见，人民、首长知道和珍视他们的战功。而现在这件事做得不好。你知道我们方面军自我们打仗以来奖励了多少人吗？总共三百九十九人！而表现出色的人有几千、几万！所以我坚持在军事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说不定还应向政府建议授权司令员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战功卓著者勋章和奖章哩……”
“那好吧，”博金屈服了，“今天我就同总司令谈这件事，我想他会支持我们的。”
“这就是了！”加拉杰夫满脸笑容，向我们默默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
“真是个倔强的人！”博金说。“他要是开始做一件事，那就一定要做成才罢休。”
我向参谋长报告了铁木辛哥元帅的指示和我对执行这些指示的建议。我们商定当天就派我们司令部的几个军官去哈尔科夫，就地帮助该市守备部队首长。
我们的同志乘飞机到了哈尔科夫。城市已被浓烟所笼罩——敌人正残酷地轰炸和射击街区。卫戍司令员A·A·马尔沙尔科夫将军说，各部队虽然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和只装备步枪和手榴弹的战士编成的，但打得很顽强。运输工具不足，弹药只好用电车前送到阵地。哈尔科夫人给军队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他们组建了一个民兵团，有一千多人。想当民兵的人比这多好多倍，但武器不够。
人数不多的守备部队目前正顺利阻击德军三个师的猛攻。敌人在这里有三十多辆坦克，而城市保卫者们可用来对付它们的只有十四辆陈旧的轻型坦克——拖拉机厂的工人们把它们从送往熔铁炉的路上截下，凭着双手修复了这些被当作废钢铁的坦克。
昨天，一群法西斯分子冲入市内。我军战士进行了迅猛反冲击，迫其溃逃。许多希特勒分子在城里走过去了，但他们不是充当胜利者，而是充当了俘虏的角色。
我们派出的人对将军说，按照方面军首长的训令，哈尔科夫保卫者应在10月24日夜间才撤离该市，他坚决地保证：
“我们会坚持住，一定坚持住！”
方面军代表发现，该市卫戍司令部和第38集团军首长的行动有时不够协调。例如，步兵第216师同时从卫戍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收到命令。双重隶属关系造成了混乱。比如今天，步兵第216师就因此把敌人放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大街。师长预备队中有一个步兵营，他把这个营投入反冲击，但没有成功。现在师长请求准许将部队撤过洛潘河。照马尔沙尔科夫的看法，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我们的代表到了集团军司令员那里。第38集团军现在由齐加诺夫少将指挥，他是由费克连科将军手里接过这个集团军的。我记得当时曾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C·C·铁木辛哥要提拔齐加诺夫担任这个掩护最主要方向的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为这位将军以前从未指挥过大兵团。在1935—1937年间，他当过坦波夫步兵学校的副校长，然后在军事经济学院工作。1941年7月，他从那里调到前线，由西南方向总司令任用。首长仍根据他的经历进行使用：任命他为西南方向司令部分管后勤的副参谋长。可是铁木辛哥元帅很快就发现这位经济管理人员具有高级指挥员的天赋，当出现机会时，便大胆提拔他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没有错。齐加诺夫已成为优秀集团军司令员。
将军保证，他将竭尽全力执行命令。他承认确实应该同该市卫戍司令部更密切协同，并答应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正在改善态势。步兵第216师师长昨天夜间不但未经许可就放弃了洛潘河以西的所有街区，而且最使我不快的是他竟率司令部撤出了哈尔科夫。该师向河对岸退却时，法西斯分子未受损伤地夺取了一座桥梁……不错，我军各部队未让敌人利用桥梁闯到东岸，可是情况还是紧张的。我已派旅级日马琴科到那里去了。这位铁人不接到命令是不会退出哈尔科夫的。”
方面军代表对集团军司令员说，总司令特别提醒他，军事上重要的目标一个也不能完整地落到法西斯分子手里。将军苦恼地摊了摊手：
“已经有一个目标完整地落到他们手里了，但其余的都已经炸掉。我们还希望能破坏被德国人夺占的那座桥：现在相当一部分炮兵正向它集中射击，还调去了强击机，派出了爆破手组成的破坏组。”
我们的代表同集团军司令员的交谈不断被电话铃声所打断。齐加诺夫将军拿起电话筒，耐心听完对方的话，作一些指示，没有提高嗓门。他和步兵第216师师长通电话时也用平静的语调，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把部队撤到新地区。师长试图说服集团军司令员，假如他不这样做的话，这个师已经被分割，并且断送了。
“我赞赏机断行事的指挥员，”齐加诺夫用有点发闷的男中音平静地回答，“也可能您撤出这个师是对的。这点以后我们再去研究。可是一个事实是，您和自己的司令部一起离开了哈尔科夫，并且好象已经靠近了集团军司令部，而扔下各团不管……是的，是的，就是扔下不管……您自己也曾向我抱怨通信工具奇缺，难道在那种情况下再脱离部队是有利的吗？问题就在这里，”集团军司令员的声音带着父亲般的责备意味，“这点是不可能原谅您的。我不想使您委屈，不过，假如我自己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认为指责我胆怯是公正的。您可以看出来，我不可能在发生这件事后还把您留在这个师。总之，您马上把指挥权交给旅级日马琴科，到我这儿来。”
我一边听同志们说这些情况，一边思索着。看来，齐加诺夫的特点是要求严，不仅善于用授予他的权力，而且善于用极为充分的逻辑使人们服从自己。
集团军司令员齐加诺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兵团为保卫哈尔科夫顽强作战。在五天的激烈巷战中，进攻的法西斯师损失了一半人员。（笔锋犀利的记者恰当地给这些战斗起了个外号，叫“哈尔科夫放血战”。）哈尔科夫守备部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阻住了敌人优势兵力，阻挡的时间正好是首长企图所要求的时间。
当我在10月26日晚上向元帅报告齐加诺夫将军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到底还是让赖谢瑙①这只狡猾的狐狸望尘莫及：不但没让他对我哈尔科夫军队设下陷阱，而且在他硬闯到哈尔科夫筑垒时，打得他鼻青眼肿！”
①冯·赖谢瑙将军是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所属各师在哈尔科夫方向进攻。
总司令伏身看地图。
“好，现在我们开始按同样严格的顺序把军队撤到新地区去。整个司令部都应注意准确执行计划。这首先和您有关，巴格拉米扬同志。”
……分管各集团军并直接监督其行动的方向参谋们整夜都在详细了解军队开始向新地区退却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法西斯侦察错过了机会，当法西斯各师拂晓恢复冲击时，我各集团军主力已经在敌炮兵射程之外。法西斯统帅部已经没有实施迂回机动的任何希望。各集团军的行进越来越有计划性，越来越平安了。大家感到，在前一个地区对法西斯分子进行的猛烈反击，明显挫折了他们的进攻锐气。
10月27日清晨，当我确信全部方面军预备队都已集中在预定地域后（骑兵第2军集中于科罗恰市，骑兵第5军集中于沃尔昌斯克附近，步兵第253师集中于斯瓦托沃附近），便走出我呆了一整夜的通信枢纽。在司令部院子里，我碰见一些衣衫褴褛、很久没有刮脸的人。可能是游击队员吧——他们常顺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这些人看来很面熟。我仔细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马日林！阿列克谢耶夫！”
“正是在下。”
“你们从哪里来？”
“直接从地狱来。”马日林笑着说。
在敌后刚走完远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师师长讲述了他的兵团所遭的厄运——读者已经知道，这个兵团是最后离开基辅的。A·A·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则给我说了在卢布内地域挡住克莱斯特各师去路的这个支队的遭遇。
9月10日，原步兵第6军军长阿列克谢耶夫从医院里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可是他的职位被占了，他的军已由A·A·洛帕京少将指挥。阿列克谢耶夫赶紧去找集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司令员命令他火速组建一个独立支队，辖第94边防总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团和一个步兵团。在卢布内市地域沿苏拉河占领防御。将军估计敌人只会有一些兵力薄弱的选遣部队突到这里来，所以他决定首先发起冲击。谁知在他这个小小的支队面前，却出现了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的重兵。敌人当然击退了冲击，接着就出动坦克。而阿列克谢耶夫支队却连一门反坦克炮都没有。但支队没有后退，指战员们猛烈搏斗。法西斯分子合围了他们。大家一直打到没有弹药，9月底，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围。幸存者不多，但终于跳出了陷阱。
“现在我们等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马日林说。
“但愿早日派我们回部队。”阿列克谢耶夫叹了口气。
我祝他们成功后，就去休息。最近十天来我第一次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立即感到自己神清气爽。战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所有集团军都报告平安无事。我们司令部也象忙碌完一天的蜂房一样，不知怎的一下子沉静下来了。参谋人员和军队通话时较少扯脖子喊了；拼命跑的联络员也难得见到了。
这样的情况是那样的反常，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而当我们无所不在的侦察兵卡明斯基上校说第21、38集团军已两天“失掉”了敌人，即两天未与敌人进行战斗接触时，不安又为奇怪所代替了。这证明我方面军行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敌人。
我们应不应该利用这一情况呢？要知道，我方面军之所以退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各集团军向莫斯科方向和罗斯托夫方向突进，并由此出现了它们迂回我翼侧的威胁（就象在基辅以东时一样）。但现在我们从莫斯科得到的情报说，德军向首都的总攻正在趋于衰竭，敌人实际上已在距莫斯科一百公里处停止不前。罗斯托夫附近的态势也逐渐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指定的地区以西相当远处设防固守了。这样将能改善军队总的战役战略态势。其中，我们可以利用卡斯托尔诺耶－利西昌斯克重要铁路干线，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之间广泛机动兵力。
我仔细思索过自己的这些结论后，便告诉了参谋长。他微笑着瞟了我一眼。
“您知道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一点喘息机会，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现在到达的地区进行巩固。”他走到地图前，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下：“大致在这儿……我们占领这一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长期坚守。您为军事委员会起草一个备要报告，要用相应的战役战术计算加以充实。”
在扎赫瓦塔耶夫上校和部里另两名参谋的帮助下，我当天就做完了这项工作。博金带着拟好的文书匆匆去见总司令。
他回来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对我说：
“用不着去说服元帅：他自己已打算和大本营谈这件事。一得到莫斯科同意，我们就马上下达命令。要立刻研究好给各集团军的指示。”
我们的谈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方面军通信主任报告，A·M·华西列夫斯基中将请总司令去接直通电报。华西列夫斯基那时是副总参谋长。谈话看来是很重要的，可是总司令不能去电报室：他发高烧躺在自己停在车站的专车里。博金和我急忙走到直通电报机旁。
参谋长对报务员口授电文：
“博金少将在接电报。”
“您好，博金同志。”纸条上打出了字。“莫斯科迫切需要骑兵援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请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它能否把辖骑兵第5、9师的骑兵第2军调到莫斯科附近。请马上就此问题征询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并转告我，以便向大本营报告。我由大本营发报。在此等候答复。”
“你告诉他，”博金匆忙对我说，“请他等十五分钟左右。我想回答将会是肯定的。但由于没有空车皮，调遣可能会遇到困难。”
他自己急忙去找总司令。
“好，谢谢你们。”马上发来了回答。“空车皮由我们解决。
请告元帅得了什么病：你们说他病了。”
我回答，元帅发高烧，至于什么病，我也不知道。
参谋长去车站和从车站回来，大约用了半小时。博金一走进电报室，就马上口授：
“是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吗？”当他得到肯定回答后，便继续说：“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报告了元帅，并得到以下答复：‘骑兵第2军已连续作战十七天，需要补充战斗人员。’根据这一总情况，总司令认为不能将该军转归你们调遣。完了。”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去向斯大林报告总司令的答复，接着又问起铁木辛哥得的什么病。博金回答，他得的是咽颊炎，医生严禁他外出。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电报机又响起来了。华西列夫斯基问博金是否在场。得知他就在电报机旁后，便发来以下电文：
“请立即向元帅同志报告斯大林同志的以下便函：‘望转告元帅同志，我恳请他同意大本营关于调骑兵第2军归它调遣的建议。我知道，从西南方面军利益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我请他作出这一牺牲。’”
博金很快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到夜间零点一刻了。
“全明白了，”他口授电文，“我亲自去报告。将不会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