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或通过“泯心存境”、“泯境存心”、“混心泯境”、“存境存心”、“内外全体”、“内外全用”、“即体即用”、“透出体用”的思虑观照，消除心与境、心与外、体与用的分别执著，最终达到“不分内外，亦不辨东西南北，将四方八西，只作一个大解脱门，圆陀陀地，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这样一个至高圆融的精神境界。据称达到这种境界，“其妄自灭，真心即现”，就可获得超越生死烦恼的永久解脱。
（2）顿悟渐修和定慧双修的修行理论。禅宗北宗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后人对渐顿的解释也很多。知讷的《修心诀》用问答体也作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要达到觉悟，不外顿渐两种法门，以前人和他自己的体验为依据，他认为一般人并不能在顿悟时断尽一切烦恼：“无始习气难卒顿除，故依悟两修，渐熏功成，长养圣胎，久久成圣，故云渐修也”。就是说顿悟之后还需渐修，以断除先天的情欲烦恼，然后才能成佛。
《坛经》讲：“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主张“定慧一体”。
知讷接受这一说法，对顿悟渐修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如果修习“自性定慧”，即领悟自性本来“无乱”、“无痴”，任运寂知，原自无为，即为顿悟法门，如果修行者素质优越（机胜者），顿悟之后无需再行渐修，这种顿悟叫做“自性定慧”。但一般人虽能达到顿悟，仍随环境产生喜怒之精，故需再修“随相定慧”仍对治烦恼，达到解脱。这与素质低下修习渐悟法门者，仍有不同。他虽重视坐禅修心，但认为也不应执著于避乱求静。他引《永嘉证道歌》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知讷的曹溪禅影响很大，已超过禅门九山，后来由中国临济宗传入者，也用曹溪宗的名义传禅说法。在这方面，高丽末年的太古普愚和懒翁慧勤是突出的代表。
普愚（1301—1382），俗姓洪，号太古，年13出家，访道于迦智山掸寺，在僧科考试中中“华华选”，先后参“万法归一”、“狗子无佛性”等禅门公案，后在三角山重兴寺东建一庵，名曰“太古”。元至正六年（1346）入燕京，第二年到江南湖州（浙江吴兴）霞雾山参石屋清珙禅师。清珙是临济宗第十八代禅僧。普愚见他时献上自作的《太古庵歌》，其中有：“念未生时早是讹，更拟开口成狼藉，经霜经雨几春秋，有甚闲事如今日”，“道不修，禅不参，水沉烧尽炉无烟”。清珙用“牛头未见四祖时，因甚百鸟衔花”
的公案试他的禅机，他的回答得到清珙的印可，授给袈裟。普愚回国后被恭感王封为王师，后住小雪山寺，此后又游历各地，向僧俗信徒传禅说法。死后赐谥号“圆证”。（维昌《圆证行状》）弟子把他的法语、颂歌集为《太古和尚语录》。
普愚传临济禅法，受南宋大慧宗杲的影响，鼓吹看话禅，重视参话头，并结合以净土信仰。他说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是人人个个之本性，有大灵觉，本无生死”，“以要言之，则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心净即佛土净，性现即佛性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即佛，佛即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要念佛，只是“念自性弥陀”，这样反复观念，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出现。这种念佛禅也成为后来朝鲜曹溪宗特色之慧勤（1320—1376），旧名元慧，俗姓牙，年20岁为求“超出三界，利益众生”投功德山妙寂庵出家，元至正十八年（1358）到燕京法源寺，初参印度指空和尚，二年后南下到平江府（江苏省苏州）休休庵结夏，后参净慈寺蒙堂和尚。蒙堂问：“你国还有禅法也无？”慧勤答曰：“日出扶桑国，江南海岳社，莫问同与别，灵光亘古通。”又参平山处林禅师（临济宗）第18代）。处林问他曾见过什么人，答，“曾见西天指空来。”又问指空平时做什么，答常用“千剑”，处林曰：“指空千剑且置，将汝一剑来。”慧勤即用座具朝处林打去，处林倒在禅床，大叫：“这贼杀我！”慧勤便扶起说：“吾剑能杀人，亦能活人！”
由此得到处林的印可，数月后授以法衣和拂子，为他送行。慧勤回国后被恭愍王封为王师，后住松广寺，传临济宗禅法。死后諡“禅觉”（李穑《禅觉塔铭》）。有弟子混修编的《懒翁和尚记录》行世。慧勤继承临济宗的“大机大用”，“彻骨彻髓”的禅风，传禅语录活泼直率。
高丽时期中国法眼宗也传入朝鲜。法眼文益（885—958）门下有高丽僧慧炬、灵鉴，法眼宗二世永明延寿门下有高丽僧圆空等36人，回国后“各化一方”。高丽国遣使求延寿所著《宗镜录》，取回国内流通。高丽中后期曹溪宗兴起，法眼宗在朝鲜逐渐不闻于世。
在居士中也有著名的禅宗信徒。李资玄（1061—1125）比知讷略早。他曾中进生，任大乐署丞，后弃官隐栖，因读《雪峰语录》而大悟，历访名山，住入清平山文殊院，广读佛经，特别爱读《首楞严经》，从中受到启悟。应睿宗咨问禅理，撰《心要》一篇呈上。后为学者开讲《首楞严经》。死后，仁宗赐谥“真乐公”。著《追和百药道诗》、《禅机语录》等，对朝鲜禅宗有一定的影响。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朝鲜直接从中国移植佛教，各派听依佛典都是来自中国历代的汉文经籍。最初是手写抄本，后传入宋初雕印的《大藏经》。
宋初雕印的《大藏经》一般称《开宝藏》，刻印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
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收佛典5048卷。高丽成宗八年（989）派僧如可人宋请赐《大藏经》，宋太宗即赐给《开宝藏》一部。成宗十年（991）
韩彦恭自宋归国，又带回一部《开宝藏》。此后又有多部雕印藏经传入高丽。
高丽后来以北宋藏经为主要依据，先后两次雕印《大藏经》，一次雕印《续藏经》。
《初雕大藏经》
高丽显宗二年（1011），因契丹发兵入侵朝鲜，显宗率群臣向佛菩萨发愿雕印《大藏经》，命崔士威主持。大约到宣宗四年（1087）雕印完成，基本上是宋《开宝藏》的复刻本。其板木存在国都开城的符仁寺，13世纪30年代蒙古入侵，焚于战火。现仅发现很少的流散本。
《续藏经》
义天在宣宗二年（1085）入宋，在杭州慧因寺跟净源学华严宗，此后又访其他名寺高僧。他到处搜求佛典章疏。三年后回国，带回各种佛典章疏一千余卷，于兴王寺置“教藏都监”，主持雕印之事。又写信求购佛书于宋、辽和日本，得4千卷以上。他在宣宗七年（1090）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为5048卷佛书著录，其中有唐宋及辽的佛教著述，也有新罗、高丽僧人的著述。由兴王寺“教藏都监”雕印《续藏经》。现残存部分，于日本、朝鲜发现，如唐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经行愿品疏》、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等。
《再雕大藏经》
现在通用的《高丽藏》即为高丽再雕本《大藏经》。据高丽李奎报《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高宗二十四年（1237）因蒙古军入侵，高宗与文武群臣发愿再雕印一部《大藏经》，至高宗三十八年（1451）历经15年完成，雕版8万多块，后移至今庆尚南道陕川郡伽那山海印寺，故《高丽藏》也称《海印寺版藏经》。其中除收《开元释教录》所列入藏经典外，还收《贞元续开元录》所录和部分宋译经典。全藏共628函，1524部，6558卷。
在《高丽藏》雕印过程，僧统守其用《开宝藏》、《契丹藏》及高丽初雕本藏经互相对校勘正，此后将其结果整理成《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30卷，也收在《高丽藏》中。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李朝（1392—1910）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初期实行科田法，按新贵族、官僚的等第授与一定数量的收租地（科田），强化中央集权，农业和工、商业有所发展。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李朝联明抗日，击败了这次入侵。17世纪中叶以后，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动乱很多。19世纪中叶，美、法等国侵犯朝鲜，被人民击退。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此朝鲜逐渐被日本控制，1905年沦为日本的附属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始复为主权国。
在文化上，李朝基本采取崇儒排佛政策。高丽末年兴起的儒学，到李朝时又有发展。设国学乡校，传授儒家经典，因受宋、明朝影响，尤重程朱性理之学。设置科举取士之制，选取儒者为官。佛教经高丽王朝的发展，势力已很大，寺院遍于全国，占有很多良田和奴婢，对国家的财政和统治有潜在的威胁。继高丽未年儒臣排佛之议，李朝也多次发生排佛言论。从历代国王看，太祖和世祖继续崇佛，但太宗、世宗以及燕山君等主张排佛。后者推行抑制和排斥佛教的政策影响很大。到李朝末年，虽然佛教信仰仍在广大人民之间流行，但僧尼被迫居于深山寺院，而且社会地位低下。佛教已趋衰微的境地。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太祖以祟佛著称，尊曹溪宗僧自超为玉师，又任天台宗僧祖丘为国师，建兴天寺作为修禅道场，建兴德寺作为教宗道场。然而他也同时看到佛教失控带来的弊害。他说：“佛氏之道，当以清净寡欲为宗。今住寺院者，务营产业，至犯其所谓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后，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称为法孙相传，以至相讼。予自潜邱，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闻。”①但直到太宗之时，才开始对佛教采取实际的排斥措施。
太宗（1401—1418在位）时规定全国各宗派可留置寺院的限额：曹溪宗、总持宗共70寺，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合43寺：华严宗、道门宗合43寺；慈恩宗36寺：中道宗、神印宗合30寺；南山宗、始兴宗合10寺。令裁减下来的寺院沙门还俗，土地归国有，奴婢由政府处理，又下令严格出家为僧的度碟制度；废除历代沿续下来的任命王师、国师的做法；废止在王陵墓附近建立寺刹的惯例。
世宗（1419—1450）以儒教为国教，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确立了李朝崇儒的文教体制。他同意臣下的奏议，对佛教各宗进行合并，确立了教禅二宗的管理体制，下令禁止每年春天沿街诵《般若经》的“经行”活动。
成宗（1470—1494在位）时下令撤毁汉城内外的尼寺23所，严禁度僧，检查出僧中无度牒者令其还俗。
燕山君（1495—1505在位）大力推行排佛政策，废除僧科考试选拔高僧的制度，把禅、教二宗的管理教务中心（都会所）移到城外，废除京城内的一切寺社，把世祖时兴建的圆觉寺改为“妓坊”，把儒教学府成均馆改为“宴乐之所”。
中宗四年（1509）下令把都城内的一切寺刹皆废为公府。由于僧科选拔制度的废除，对僧尼放松管理，到中宗后期，寺院成为游民与盗贼栖息之所，中宗三十年（1535）领议政金谨思等议：“这罪逃役偷盗无赖者，以寺刹为之窟穴，其土著良丁亦聚莫就农。僧俗混淆，良盗杂揉，连结为奸，出没行①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编。
劫，靡所不至“。
此后，经朝明联合抗日战争，僧人武装从军、曾立功黜，佛教情况稍有转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朝崇儒排佛的政策。显宗即位（1660）下令禁止良民削发为僧，犯者一律还俗。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天主教在朝鲜发展迅速，李朝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为此，对佛教的抑制有所放松，原来禁止僧尼入城的禁令也渐废止。随着日本的入侵和吞并，朝鲜佛教被纳入日本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朝鲜佛教的诸多宗派，大多数直接源于中国，也有的是据中国汉地佛教著作由自己创立的，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些宗派的传承关系，不都十分清楚。高丽时期有“五教”之法，也只是一种概说。义天之时有六宗存在，即：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禅寂宗（禅宗）。到知讷创立曹溪宗，发展为七宗，统称“五教二宗”。到李朝之时，则变为曹溪宗、总持宗（密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华严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三论宗）、神印宗（当为密宗）、南山宗、始兴宗等11宗。
李朝世宗六年（1424）对上述11宗又进行合并，中道、神印合为中神宗，总持、南山合为总南宗，天台疏字、天台法事合为天台宗，华严、道门合为华严宗，此外尚有曹溪宗、慈恩宗、始兴宗，共7宗。此后，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和削减佛教势力，世宗又将7宗合为禅、教二宗，即：将曹溪、天台、总南3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始兴4宗合为“教宗”。选择36寺分属禅、教2宗，各配定量僧人，给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