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欧洲资产 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它除了直接造成了一大批脱离天主教会 的新教宗派之外，还促进了欧洲各国民族独立的加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 立。运动的领导力量是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资产阶级，斗争的主力是被 统治阶级的代表——农民阶级。运动的实质是社会革命，而运动的形式则是 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原因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但其共同的标本原因则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的必然要求打破封建 制度的束缚，建立新的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这种要求必然通 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而且在宗教居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的欧洲，这种世俗 的革命不得不采取宗教改革的形式。 我们从宗教改革运动的纲领清楚地看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马丁·路德 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1517年 10月 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贴出《95条论纲》，抨击罗马教廷兜售 赎罪券的卑劣行径。它好像一道闪电，引燃了德国人民反对罗马教廷的 “火 药桶”，很快燃起燎原之火，整个德国、西欧都投入了运动之中。 《论纲》 被争相传抄、不胫而走，两个星期内传遍了全国。一个当时的人说： “它四 个星期内飞传整个基督教世界，好像天使传送它们。”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公开号召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蛇蝎之群，提出了与罗马教廷相对立的新的 教义、组织原则和仪式规定。它强调 “圣经至上”，认为圣经是信仰的最高 准则，凡是不以圣经为根据的说法，都只能算意见，而没有相信的必要。除 基督外，没有别的头，教皇永远也不能代表基督。否定教皇的最高权威，要 求各国教会摆脱教廷的控制；主张 “因信称义”，认为只要信仰基督，灵魂 就可得救，教徒不必通过教会或教士这些中介，仅凭信仰就可与上帝直接勾 通，否定罗马教廷的中间保证作用；主张基督徒一律平等，认为在群众与神 父之间没有差别，反对教士的特权，废除教会的教阶制；提倡廉俭教会，简 化礼仪；重视现实生活，实行教士自由结婚。这些理论主张和行为规定，适
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民主、平等、自由的 要求。继马丁·路德之后，约翰·加尔文的新教运动，以法国式的尖锐性更 加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它猛烈攻击专制主义、暴虐政治，主张 主权在民、教会民主化和共和化，并在日内瓦创建了政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 和国，并且在英国、苏格兰建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政党，为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革命的胜利，不但扫除了英国君主专制制度，而 且开创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 （2）人民起义的宗教旗帜 由于宗教的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在中世纪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以 至于宗教语言成了人们最熟悉、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人们的思想感情 和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带有宗教色彩。因此，正如那时的任何社 会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一样，那时的下层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起义也 必须高扬起宗教的旗帜，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才能掀起 巨大的社会风暴。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 义，一开始就使用了宗教式的神秘语言进行组织和动员。他们经过周密的策 划，先用朱砂在锦帛上写了 “陈胜王”三个字，伺机将其放进将要烹食的鱼 腹中，当戍卒们吃鱼时发现这幅丹书，都惊恐不已，议论纷纷，以为这是天 意，制造了一个“鱼腹丹书”的神话。接着，吴广在夜晚躲进附近的神祠中， 燃起篝火，学着狐狸的声音大叫： “大楚兴，陈胜王！”又安排了一个“篝 火狐鸣”的神秘故事。于是，陈胜、吴广穿着扶苏、项燕的衣装，说着鬼神 迷信的语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这里，宗教成了陈胜、吴广起 义的旗帜和组织手段。 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也是以宗教——“太平道” 的教派活动为组织手段的。十几年间，他坚持不懈地利用太平道和自己的医 药知识，到处为人治病，传播太平道，信徒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 “连结郡 国，遍布八州”。他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把信徒按地域划分为36方，代 36 方之神。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统辖。这36方就是未来 的36部起义军。起义军头裹黄巾，自称黄天。张角等人用太平道的 “黄天” ——农民的理想社会与东汉统治阶级的 “苍天”相对立，提出“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的宗教口号发动群众，而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宗教预言， 则吹响了起义军揭竿蜂起、八州并发的统一行动的号角。很显然，黄巾起义 的真正原因是东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太平道只不过是黄巾起义的 宗教外衣和旗帜。 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编造的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 下反”的 “石人谶语”，与陈胜、吴广制造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 的天意迷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又与张角利用太平 道组织起事一脉相承。在这些农民起义中，宗教作为起义的外衣、旗帜、鼓 动手段和组织形式，在起义的组织发动时期，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其 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消极作用。 宗教在农民起义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组 织纽带作用。起义的领袖利用宗教的形式，加以宗教的说教，激起群众的宗
教狂热，把分散的农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强大的武装 力量。第二，是政治鼓动作用。处于贫苦境地的农民群众热切地希望改朝换 代，变革现实。起义领袖熟悉群众的这种要求，并用农民熟悉的宗教语言表 达出来，能起到极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掀起巨大的革命风暴。第三，是维持 军纪作用。宗教一般都提倡禁欲主义，摈弃人生享乐。起义首领可以利用和 改造宗教戒律，制定出严明的军纪条例，以保证令行禁止，克敌致胜。但是， 宗教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因而在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表 现出一些消极作用。首先，它使起义的纲领带上神秘的色彩，掩盖了真实目 的，模糊了斗争目标，容易被引向歧途；其次，它神化了起义首领，破坏了 首领与群众的关系，使起义首领滋长封建皇权思想。这些消极的作用，在开 始时并不明显，但随着起义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到头来会成为腐蚀和瓦解起 义队伍的重要因素。这种消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利用宗教的农民起 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进行了多年的宣传组织工作。他 们利用基督教关于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的平等观念，号召人民群众像兄弟姊 妹一样，奋起建立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他们创立了拜上帝 会，用上帝的神圣权威去打倒帝王的神圣权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 运动，使太平军的义旗横扫大半个中国。但是，起义却终以失败而告终。我 们既不能把太平天国运动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功的主要原因归于宗教的积极作 用，也不能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宗教的消极作用。然而其积极作用和消 极作用却都是无法抹煞的。就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来说，它无疑与宗教的消 极影响有关。 洪秀全在发动起义前，就自称上帝次子，把冯云山、杨秀清、洪宣娇、 韦昌辉、石达开、萧朝贵等重要人物，说成是上帝的 “子女”和“女婿”， 这显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造的神话。起义不久，他即自称 “天王”，下面 依次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把天朝与天国相对应，使神权与皇权相结 合。定都南京以后，其皇权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制定朝仪，建造宫 殿， “一人岳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洪秀全完全成了一个专制君主，完 全背离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的 革命目标。这种皇权思想的发展，必然加剧领导层中新权贵的争权夺利，终 于酿成自相残杀的韦昌辉与杨秀清内讧，使得太平天国运动人心涣散，脱离 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拜上帝会这时完全成了皇权的维持会。洪秀全一直沉溺 于宗教迷信之中，愈到后期愈加严重，终于使他不能自拔。当太平天国政治 军事形势逆转之后，他不认真总结经验，不听忠告，一味依靠上帝保佑，宣 称：朕是奉上帝的圣旨、天兄耶稣的圣旨下凡，来做天下万国唯一的真正的 君主的，有什么可怕的？我的江山如铁桶一般坚固，你不扶持，有人扶持， 你说没有兵，我的天兵多于水。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指出，洪秀全 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 “对上帝的保佑信赖得太过”。凡此种种，既说 明宗教与皇权的密切联系，又说明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极影响。 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进行反抗斗争和发动人民起义，在中外历史上都是 相当普遍的事实。但是，在所有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人民起义和群众斗争中， 宗教只不过是一件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外衣和号召群众的旗帜。这些大规模的 群众运动之所以发生，决定性的原因并不在于宗教，而在于当时的社会矛盾。 只有当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从而在群众中萌动着改变统治秩
序的强烈情绪和要求时，宗教才能成为号召天下、揭竿而起的旗帜。所以， 运动本身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是一回事，而被用来作为运动的 外衣和旗帜的宗教形式的作用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且，当时 的运动之所以打着宗教的旗帜，是因为它本身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旗帜。这是 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宗教的光荣。历史证明，足够强大的阶级是无须利用宗 教外衣的，它完全可以撇开宗教而直接诉诸政治和法律的武器。同时，我们 也看到，作为这些运动的组织发动者的领袖人物，往往以神的化身或上帝使 命的执行者的身分出现，因而预先就默默地进入了新统治者的角色。而运动 的最终失败，虽然不能归结为宗教消极作用的结果，但显然与这种消极作用 有关。 。人类文化发展和积累的载体 宗教本身既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时又是人类文化发展和 积累的一种载体。虽然文化起源于人类劳动，但是，宗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和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曾经作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各 民族的历史发展，使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或 者说，宗教精神曾经浸染着整个人类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在社会实 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的印记，客观上 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和珍藏历史文化的宝库。由于宗教与人类的文明史 相伴随，因此，要了解文明史或文化史，就必须了解宗教史。宗教史从某种 意义上说，成了展示人类文化的历史长廊。 在原始社会，原始宗教是最活跃的意识形态，它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影 响，将原始道德、原始艺术以及政治、法律、哲学和科学的胚胎包容在自身 之中，成为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成了阶级统治的重要 工具，特别是在漫长的欧洲封建社会中，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 位，许多宗教在许多国家中登上了国教的宝座，神权和政权合为一体的现象 非常普遍。这种情况必然使宗教精神渗透到各种文化现象中，它不仅规定着 各种规范文化，如制度、政治、法律、教育、道德、习俗等等的形式，而且 还成为各种观念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的核心内容。下面，我们仅就 观念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这个狭小的领域，谈谈宗教对于文化发展的作用和 影响。 （1）宗教与哲学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而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大的 影响。首先，宗教孕育着哲学的胚胎。哲学产生于宗教，是从宗教中分化出 来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原始社会，人类从无宗教到产生宗教，这是 一个进步，是人类思维能力向前迈进的一个关键性的台阶，是人类从与自然 界浑然一体状态下分离出来的标志。也就是说，宗教的产生表明人类开始把 外部世界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思考和认识，从总体上形成对世界的一种看 法，即原始人类的世界观。尽管这种世界观是颠倒的，但它却孕育着哲学的 胚胎。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征服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基 本上是靠天吃饭。吃饭靠天，要在思想上不靠天是不可能的，这就为宗教的
滋长和蔓延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因此，最早的宗教指导着人类生活的全部。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不断丰富和积累， 哲学的胚胎便从宗教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它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并将其概括抽象为原则性的格言，这就是哲学的雏型。先用诗歌的形式，为 了便于记忆和流传，后来又写成文字、著作。哲学要总结人类的经验，就要 有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因此，哲学的基础是科学，而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可 见，哲学本身就包含着与宗教分离的内在因素。然而，哲学在宗教的母腹中 孕育了一个两三万年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在奴隶社会脱胎而出。古希腊泰 勒关于 “水是万物始基”的学说和中国西周关于金、木、水、火、土为元初 物质的 “五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