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汉高祖不及早除去诸吕的后台吕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
过去周武王死时，周成王（姓姬名诵，周武王之子，周朝二代君主）以幼年继位，三监（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武王灭商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旧都，并在度都的东、西、北三面建立卫、庸、邶三个诸侯国；分别派管叔、蔡叔、霍叔去那里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就叛变了。汉高租猜测到在自己死后，将、相、大臣和那些封侯封王的人中间，一定会有武庚这样的叛臣，而没有谁能够制服他们。所以考虑到只要家里有主事的母亲在，即使是强梁凶悍的奴仆也不敢欺侮幼弱的主子。
吕后曾辅助汉高祖平定天下，一向被大臣们畏敬顺从，只有她可以镇压住那些图谋不轨的大臣们，而等到年幼的君主长大成人掌握政权。所以汉高祖不在死前除去吕后，是替汉惠帝（姓刘名盈，刘邦与吕后所生，继刘邦为帝，在位七年，死后谥号惠）考虑。
吕后既然不可除去，所以就剪除她的党羽，削弱她的权势，以致即使发生变故而政权也不至于动摇。因此，以樊哙（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吕后的妹夫，秦末随刘邦起兵，以军功封舞阳候）这样的功臣，一旦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也就毫不犹豫地要杀掉他。
唉！难道汉高祖单单对樊哙不仁吗？况且樊哙和汉高祖一起起义，攻城破阵，立功不能算少。当范增唆使项庄刺杀刘邦时，如果没有樊哙当场对项羽进行谴责，那么汉朝能否建立，可就不知道了。可是当一旦有人毁谮樊哙，说他要在高祖死后，杀掉戚夫人（刘邦之妾，赵王刘如意之母，刘邦死后，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均被吕后所害），虽然樊哙正在率军讨伐燕王（姓庐名绾，汉初丰、即今江苏省丰县人。从刘邦起兵反秦，后以功封燕王。因被疑叛汉，投奔匈奴）的途中，高祖也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到军营中将他就地处死。
樊哙的罪行并没有表现出来，说他有杀掉戚夫人之心，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况且汉高祖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就诛杀天下的功臣，这一点也是明白的。
汉高祖娶吕氏为妻，吕氏的族人中像吕产、吕禄之流，都是些平庸之才，不足忧虑；只有樊哙强横雄健，是将军们所不能制服的，后世的祸害，没有谁比他再大的了。
汉高祖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药一样，使它的毒可以治疗疾病，而不至于毒死人。樊哙一死，那么吕后的毒将不至于伤害汉朝江山。汉高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他死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陈平、周勃并没有遵照命令杀掉樊哙，是将汉高祖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樊哙死于汉惠帝六年（公元前 189 年），这是天意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吕禄就不可能被欺骗，太尉周勃也就不可能掌握北军。
也许有人会说樊哙是汉高祖最亲近的人，即使他还活着，未必就会参与吕产、吕禄的叛乱。
韩信、黥布（汉初六、即今安徽省六安县人，姓英名布，因犯秦法曾被黥面，故又称黥布。起兵反秦，初附项羽，后归汉，封淮南王。后又叛汉，兵败被杀）、卢绾都曾被封王，南面称孤，而卢绾又是最受汉高祖宠爱的，他们都还在汉高祖未死之前，相继因为叛乱被讨灭了。谁又能够肯定在汉高祖死了之后，像樊哙这样性情残暴、以屠狗为业的人，当他看到自己的亲戚趁着有利的形势，造反称帝称王，而一定不会感到高兴，跟着他们一起造反呢？
所以我说：“陈平、周勃这两个人没有遵照汉高帝的命令，杀掉樊哙，是将他生前所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
项羽的无谋［项籍第十］
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我曾经说过：“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这三个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成功。”
假使不能舍弃一些东西，就不能取得天下的形势，不能忍让一些事情，就不能完全拥有天下的财利。因此，有些地方不去夺取，有些城市不去攻占；有些胜利不去获取，有些失败不去逃避；得到一些人才也不要得意忘形，失掉一些人才也不要老羞成怒；任凭天下人各自为所欲为，我从容地先发制人，这样就可以获得成功。
唉！以项籍百战百胜的才能，而最后却兵败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沱河北岸）而死，对此倒也不必奇怪。我从钜鹿（地名，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之战中（公元前 207 年，项羽奉楚怀王熊心之命，北上救赵，与秦军战于钜鹿，大破秦军），即看出他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尝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
当项籍渡过黄河北上之时，沛公（即刘邦）才开始整顿兵马向武关（在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进发，这时项籍如果率领军队去进攻秦国，趁着刘邦军队的锐气而利用它，就可以攻占咸阳，控制住全天下。
但他不知道运用这种策略，却愚蠢地去同秦国的将领争一日胜负的名声，既然已经在钜鹿大获全胜，却又在黄河以南新安县一带往返作战，等到他到了函谷关时，刘邦早已经进入咸阳几个月了。
秦地人民既然已经安心接受沛公的统治，而对项籍产生了仇视心理，那么势必不要再强迫他们臣服项籍了。所以项籍虽然把刘邦改封到汉中，而自己最后建都在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致使刘邦仍然能够再次占领三秦（地名，即今陕西省中、北部一带。项羽入关，三分秦国关中之地：封章邯为雍王，领咸阳以西之地；封司马欣为塞王，领成阳以东之地；封董翳为翟王，领上郡即今陕北之地，合称三秦）。这样，天下的形势就要归汉，不会归楚；楚虽然能百战百胜，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说：项籍终于在垓下战败身亡，钜鹿之战就已出现预兆了。
有人也许会问道：“即使按照你讲的这种策略去做，又怎么可以断定项籍一定能攻入秦国呢？”
我回答说：“项梁（秦末下相，即今江苏省宿迁县人，楚将项燕之子，项羽叔父。与项羽一同起兵反秦，在定陶为秦将章邯所败而死）死后，章邯（秦二世时官任少府，后为将军，率军与起义军作战，屡胜，进围钜鹿，为项羽所败，降楚，后随项羽入关，封为雍王。终被刘邦所破，兵败自杀）以为楚军不是忧虑，所以就转移兵力去攻打赵国，颇有轻视楚军之心，因而把精兵良将都派去围攻钜鹿。这时项籍如果能率领拚死作战的士兵，袭击秦国留守的那些既有轻敌心理而又人少力弱的军队，攻入咸阳是十分容易的事。况且，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和沛公刘邦的军队所把守的关防，二者相比，其忧劣是不言而喻的；沛公军队攻打关防，和项籍的军队攻打关防，二者相比，其优劣也是不言而喻的。秦军所把守的关防，沛公可以攻进
去；沛公所把守的关防，项籍可以攻进去，那么，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项籍难道就不能攻进去吗？”
也许又有人问：“这样说来，项籍是可以攻进秦国的。但是，救赵国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老虎正在捕捉野鹿，熊罴却乘机占据了它的洞穴，搏击它的幼子，老虎怎么可能不舍弃野鹿而返回自己的洞穴呢？返回去就会被熊罴撕碎，这点也是很明白的，兵书说‘要攻击敌人必定援救的地方（攻其必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假使项籍攻破秦国国防，王离（秦末东乡、即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秦名将王翦之孙。二世皇帝时，率军击赵，在钜鹿之战中被项籍所擒）、涉间（秦末人，姓涉名间，二世皇帝时为秦将，在钜鹿之战中兵败，自焚而死）一定会撤除对赵国的包围，赶回秦国去救援。这时项籍依凭险关在秦军前面迎击，赵国与其他诸侯救赵的十几支军队在秦军后面追击，就一定可以消灭他们。这样项籍便可一举解除秦军对赵国的包围，而且取得灭秦之功。”
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派兵援救，田忌（战国时齐国人，为将军，率兵击魏救赵，用军师孙膑之计，大败魏军于马陵，杀魏将庞涓）带领军队迅速直扑向魏都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因而救了赵国，打败了魏国。那个宋义（秦末楚国人，随项梁起兵反秦，楚怀王熊心任命他为上将军，号子卿冠军，率军救赵，至安阳不进，坐观局势，被副将项羽所杀）号称懂得兵法，却完全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率军救赵，走到安阳便停下来不再前进，说是“要等待秦军作战疲敝再趁虚攻击”，我恐怕秦军还没有疲敝，沛公就已先攻占秦国的关防了。项籍和宋义的计策都是错误的。
因此，古代那些夺取天下的人，常常首先考虑所占据的地方是否有利于发展。诸葛孔明放弃了荆州（今湖北省汉水以南地区，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市），而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了。
诸葛亮不曾看出什么是大的险要，他认为剑门山（在今四川省北部，又名梁山，有剑门七十二峰，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形似剑门。主峰在今四川省剑阁县北，诸葛亮在此设剑门关，并修筑栈道，叫剑阁道）的险要就可以保护蜀汉不至于灭亡。我曾经去考察过那里的险要形势，它利于防守，不利于出击；出击时后边的军队就不能接续得上。
像这种险要之地，战战兢兢地防守以求保全自身，尚且不能得到充足的物资供应，怎么能够靠它来夺取中原的广大地区呢？像那秦朝、汉朝旧都所在的地方，有千里广阔的肥沃土地，又有大河高山做为屏障，才真是能够控制天下的好地方；为什么要去经营剑门山那样不能自由行动的地方，然后还得意地说“这里真是险要”呢？
现在那些富有的人家，都一定要居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中，使他们的钱财可以流通天下，然后才能收取全天下的利益。也有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得到一件宝物，就把它密藏在家里，整天守着门户而防备盗贼。唉！这样做只是希求不丢失财物，并不是希求发财致富啊！但是，一旦大盗来了，就会抢劫一空，又怎么知道自己财物不会丢失呢？
《武侯新书》 译者的话
战争的规律，没有“奇”、“正”之分，“奇”可变“正”，“正”可变“奇”。“奇”、“正”变化无穷无尽。能否运用得巧妙，全在于思想机敏、反应迅速（兵无奇正，运用之妙，存手一心）。诸葛武侯遗留下来的行军布阵之法在书中都有明确记载，研究军事的学者多半能说上几句。但是，书本所提供的标准、模式是死的，人类思想却是灵活的。身为将领，如若不能对事物了然于心，并能灵活使用，而是一味地拘泥于古法，则必然会谬以千里了。因此，将以下各个篇章以“心法”的精神加以统摄，其含意可说是十分深远的了。《新书》共十四篇，多处使用了《七书》（即《武经七书》）中的语言，其用意大约是用来教育将领的。
《武侯新书》《心书》旧题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所著。诸葛亮（公元 181 年～234 年），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早年躬耕于襄樊卧龙岗，受刘备三顾之请，登上仕途，为刘备进取荆、益，结好东吴政权，建立蜀汉，造成三分之势，立下汗马功劳。嗣后，又辅佐后主刘禅，主持蜀汉军政大事，推行法治，为发展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卒谥忠武侯。
《三国志·诸葛亮传》未收录《新书》《心书》。至明朝王士骇编《武侯全书》二十卷始收，名为《心书》，后人或称之为《将苑》，或称之为《新书》，颇为流行。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张鹏翮撰《诸葛忠武志》，除《心书》外，又录《新书》一种，皆言为将用兵之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断定《心书》为伪作，《四库提要》认为《心书》“五十篇内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过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所”。
《新书》《心书》虽疑似伪作，但其论将议兵，不乏独到之处，绝非书生空泛议论，更非“妄人”所为。若非熟读兵书、通晓韬略，置身戎马倥偬之间，断无法撰著此文。故读者但师其意则可矣，版权作者，由专家学者们讨论吧！
《新书》凡十四篇，重点谈三个问题：
一是论军事的重要性。《论兵上篇》言：“盖天下已定，传之数世，承平日久，子孙骄逸，生于富贵之中，不知创业之艰难，不习军旅，忽于用兵之道。”并详细分析了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国君不可以不知兵”的道理，可谓颇有见地。
二是论治军的原则。作者认为治军的原则首先在于选将，“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择将的原则是看其是否具有智、仁、信、勇、严等为将之五德。其次在于备器械，“用兵之道，器械为先”。第三在于练兵，“用兵之法，教戎为先”。第四在于赏罚分明，“必胜之道，又在于赏罚明也”，“发号施令，而使人乐斗，两军相对，而人乐战，兵既相接，而人乐死”，均可谓经验之谈，于治军、治国，从事各项事业均有指导意义。
三是论用兵的法则。作者认为，“为将之道，才智过人，料敌之意，虚实为先”；“有谋有勇则为上将，有谋而无勇则为中将。有勇而无谋则为下将”。因而在《料敌》《行军》《布阵》《兵有四机》《谋攻》《军威》《御敌》《应变据险》等篇章，反复强调谋略之重要，显示出作者既重视天时、地理、装备等客观条件，更重视指挥官素质的培养。优秀的指挥官可以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军事剧来，即“良将应敌，见
机而作，神变不测之道也”。
《心书》凡五十篇，有近半数是言将，故又名之《将苑》。古人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