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在道德上显然是对资本家的财富积累的赞扬。而马克思以自己的原始积累理论否定了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这种神话，在道义上本来是对资本家的财富积累的批判。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公然主张搞抢掠式的“原始积累”，把马克思愤怒痛斥的东西当成了追求的对象。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者宣扬“勤俭发家”的神话，表明他们信奉“人应当勤俭致富”的道德信条；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主张搞抢掠式的原始积累，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起码的正义感。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说明，抢掠式的原始积累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权和公平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抢掠式的原始积累更是行不通的。
8。 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
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之多；但是他们实际上所主张的很不一样。他们所共同主张的高度外向型，表现为对外贸易占一国总产出的比例（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而主张这种高度外向型的人实际上所主张的，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本身就是越高越好，并且进一步认为进口也是越多越好；而为了扩大进口，走私都是有道理的。另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出口越多越好，它其实主张的是对外贸易顺差越大越好，因而是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重商主义的翻版。
前一种观点是与近年来闹得甚嚣尘上的“经济全球化”、“溶入国际社会”的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本书最后两章要详细地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在这里先不评论这种观点，而是集中讨论第二种观点。
后一种观点即坚持出口越多越好的重商主义观点，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重商主义单纯追求增加对外贸易顺差，为此不惜采取各种各样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它因此而与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相悖。亚当。斯密就是通过批判这样的重商主义而阐发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但是熟悉近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人都知道，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种种因素的作用，一国绝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中只增加出口而不增加进口，因此坚持尽可能增加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最终必将导致扩大整个的对外贸易规模。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这种尽可能扩大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称作“出口导向型经济”，它是所谓的“外向型经济”的一种。
发展这样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政策主张在20世纪下半期的东亚国家中曾经占了统治地位，它也确实一度对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弱点。其实，这样一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最优的经济发展战略，它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比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优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样的经济发展是弊大于利的。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弊端已经显现，只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罢了。而在今天的中国，再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那就要遭受极大的损害。正因为如此，那种不考虑时间国情等具体情况而一味追求增加出口的经济政策，也是本书所批判的一种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70年代之前，南韩、台湾、新加坡等地向日本学习，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把它们当成了高速发展经济的榜样，我国自19 78年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时起，就开始全力促进出口。从那以后，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越好、特别是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就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各级政府官员中占了统治地位。直到今天，“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认识，还是多数人不敢怀疑的教条。这种教条的统治地位现在还根深蒂固，以致没有人敢考虑一下不同的发展战略，更不敢对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说一个“不”字。
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最近的20年中，中国的许多政府部门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来增加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计划经济色彩还很浓时，有关部门给予了“出口创汇”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从撤销一切审批手续、优先供应各种生产资料直到给予大量的财政补贴。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市场经济因素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各级政府的许多部门仍然想尽一切办法以特殊的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在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中，最重要的是给予加工贸易的税收优惠——如果企业加工后的产品用于出口，企业为生产该产品所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都可以免缴进口关税和流转税（不过产品出口时也得不到出口退税）。在国有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之前，某些政府部门还迫使国有银行以贷款“支援”出口，而这种贷款是无法收回的，实际上变成了外贸企业的出口亏损补贴。除此以外，出口退税也被当成了一个重要的促进出口的手段。名义上出口退税只是把出口产品生产流程中征收过的增值税退还给出口企业，但是有些部门总是抱怨退税的比率太低，总想把退税的比率订得越高越好。在所有这些特殊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出口越多越好”的观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 认为外国投资越多越好， 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这也是一种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被这种信条控制了头脑的人主张以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专门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减税直到特殊的进口优惠；其结果是造成了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某些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府政策待遇比大多数本国企业还要优厚。而在近20年的中国，这种“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点几乎成了一个不容质疑的教条。
严格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的主张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就象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一样。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是投资完全自由化，主张的是给予一切投资者以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投资完全自由化政策下，市场经济的运行自己会决定一个外国投资的数量。在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看来，这样的外国投资数量就应当是最优的外国投资量，比它再大的外国投资数量其实是不好的。因此，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应当是反对外国资本享受比本国资本更优惠的政策待遇（当然他们也反对本国资本得到比外国资本更优惠的政策待遇），也不会认为外国资本越多就越好。
正因为如此，“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之所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主要地不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人至今还认为，这种思潮的统治地位来源于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本极少的发展中国家。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确切。之所以形成“外资越多越好”的观念，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原来实行的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经济生活的领导者们并不渴望企业有高的利润率，也没有“市场竞争越激烈利润就越低”的概念。在公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实际上并不为使用的资金承担成本，这就造成了这种经济的永远无法满足的资金饥渴症。由于国内有限的资金无法满足几乎是无限的资金需求，于是就产生了外资越多越好的想法。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这种在公有制下形成的观念却依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
不过，中国刚刚转向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拉丁美洲国家就于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了对外的债务危机。鉴于拉美债务危机的教训，中国的中央政府没有盲目地接受“外资越多越好”的教条，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债的数额，另一方面则大力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为了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中国政府给予了外国投资者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待遇，其中的许多税收优惠一直生效到现在。这些税收优惠有许多是中国本国的企业享受不到的，如对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免缴3年所得税、再少缴两年所得税，在计算所得税的成本抵扣时也有许多抵扣算法上的优惠等等。
但是“外资越多越好”的观念还是在近20年中统治了中国人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界和政府官员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中央政府还注意控制外债的规模，想把吸引外资限制为让外国人尽可能多地进行直接投资。地方政府往往就不管这些，不仅都想向本地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想饶开中央政府的管制，取得尽可能多的外债。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外资，地方政府都想在中央政府给予外资的政策待遇之外，再给予自己特别的优惠政策，结果是造成了一种恶性的政府间竞争——各地政府争相给予外资特别优惠的政策待遇，比赛谁给外资的政策更优惠。而直到最近，许多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门还把吸引外国投资的多少当作衡量自己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的衡量指标本身体现的就是“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念。
10。 对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抱赞赏态度，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真正态度。它要求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外国资本面前完全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包括实行投资自由化。自由主义者们主张由此使各个国家“溶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化的全球性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
象经济自由主义的其它论点一样，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这些主张，是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一致的：他们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其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对自由贸易政策最优性的论证；他们主张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其思想基础是西方经济理论对开放市场竞争优越性的论证。
但是上一节已经指出，西方经济学界内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很强的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势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就是源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但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确实是近年来西方某些人掀起的“全球化”宣传的一部分。
本章的前边部分已经指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对外经济政策主张色彩并不鲜明。他们大体上赞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且大都倾向于尽可能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些人甚至公开说：中国的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太高。但是我们前边已经指出，“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不合乎经济自由主义本来的基本理念。这样，我们就不能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说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
现在的问题是，最近这些年中国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应当“同国际接轨”、“溶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而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对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这种思潮是极其有害的。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正因为如此，它也是本书要重点批驳的一种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1。 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作到一切，这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说这是一种信仰，是因为谈到经济上的任何问题——从人均收入低到某种产品的价格高——这些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经济制度”上，归结到“没有放开竞争”上，而从来都不会再举出别的什么原因。在他们制造的这种舆论下，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唯一原因，有人甚至说“只有制度重要”。
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作到任何事情。在有这种迷信思想的人心中，竞争不仅是最好的经济制度，而且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经济制度。所谓自由竞争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如果其它条件都相同，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将比具有别的经济制度的经济更有效率；而所谓竞争能解决任何经济问题，意味着任何经济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没有实行自由竞争，而任何经济问题也都可以通过竞争来加以解决。
对任何深明事理或真正把握了经济分析的基本功的人来说，竞争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一说法都显得十分荒唐可笑。但是这确实是许多人甚至是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例如，1995年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德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当我们谈起德国的经济状况时，他说：“在德国，寄一封平信的邮费这5年里上涨了一倍多。这就是因为邮局垄断！”其实，有头脑的人都会问：人们说垄断会造成过高的价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也必定会使价格上升得太快。邮费上升这样快，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吗？但是迷信竞争神话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
这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这段话是迷信竞争神话的典型。竞争神话的迷信者们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一谈起为什么某一艘船的船票难买，他们就说是因为这条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