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贸易占了中国贸易额的50％。这种加工贸易将国外的原材料进口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外。以加工贸易方式在中国耗费的资源，最终实际上是被别的国家的人消费的，中国不过是代别国人利用这些资源加工以供他们消费而已。
尽管如此，这样耗费资源的经济增长，仍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因为这样一种增长的背景是，中国许多资源人均的本国储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导致中国从国外进口大量资源，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源的净进口国。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从石油的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的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批富裕家庭购买私人小汽车的时代，石油的消费量随之激增。现在中国消费的石油已经约有1/3依靠进口。在消费总量上，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到80％。
这样大量进口资源，势必加剧世界资源市场上的需求压力。由于自2003年起出现了新一轮的高经济增长，2004年中国对铜、铝、锌的需求量上升到占世界总需求的1/ 4，一些国家的矿业公司因此抬高了这3种矿产原料的价格。
但是更大的问题将发生在世界石油市场上。2002年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当时的产量，静态保障年限仅40年；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储量为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为60年。我们面临着石油天然气资源枯竭的可能。
当然，随着石油勘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今后还会发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可采储量，这就在新的开采消耗已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的同时，补充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30年前就听说当时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够30年之用，而现在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竟然还够用40年！但是尽管如此，当前的剩余可采石油已经远远比30年前的剩余可采石油难开采得多。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上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再生速度远远低于其被人类开采而消耗的速度，按目前的速度开采和消耗石油－天然气，人类将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耗尽地球上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成为一个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将加剧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紧张局势。当然，说近几年的石油价格暴涨起因于中国的大量石油进口，这没有靠得住的根据，因为中国的石油进口至今还在每年1亿吨上下，而中国的全部石油消费量才不过是美国的1/3。但是，如果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一个汽车化的社会，真像欧美国家那样接受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则世界性的石油危机最终将不可避免。其理由很简单：中国人口已达13亿，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果中国像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普及和使用私人小汽车，世界的石油消费将增加一倍以上，石油天然气资源枯竭之日会提早到来。
不过，中国目前已经面临的最紧迫的资源问题还不是石油问题。在中国，目前最紧迫、最严重的资源问题是缺水。
本来中国就是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却只占世界水资源的6％。而经济较发达的华北地区更是干旱缺水。目前中国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 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还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严重缺水的典型是环绕北京的河北省。该省年用水量220亿立方米，超过170亿方的可利用水资源量，实际用水量超过国际界定（河川径流量的40％）的1倍多，每年超采地下水40至50亿方左右。海河水系主要河流几乎常年无水，大部分洼淀已干涸多年，全省近70％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目前全省地下水累计超采量已逾1千亿立方米，使该省出现了近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漏斗群和近5万平方公里的地面沉降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11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40米左右。最大地面沉陷已达2米（在沧州市区）。这造成含水层疏干、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机井报废、咸水界面下移、地面及建筑物沉降裂缝、行洪排水能力降低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严重后果。
更严重的是，水是几乎无法从外国进口的。中国政府正在实施“南水北调”，但是这显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连河北省的超采地下水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为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转向能源低消耗、资源循环利用、不造成环境恶化、最终依靠可再生能源的道路。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自200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执行“科学的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增大ＧＤＰ。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的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提出，要让人们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品。为了打破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的困境，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建设节约型的社会，发展循环经济。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便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关键是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解决资源问题则主要应当靠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于生产的总量节约资源。而发展循环经济，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化作可再生利用的资源，一方面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增加了可以使用的资源，更是同时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好途径。
实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可以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在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保持对人类有益的环境。中国目前在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就有如此严重的污染，是因为中国单位产值的污染负荷普遍偏高。中国单位ＧＤＰ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8倍、加拿大的5倍、澳大利亚的2。8倍、丹麦的12。3倍、捷克的1。5倍、韩国的6。2倍、墨西哥的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9。3倍。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达到了目前美国的单位ＧＤＰ排放的二氧化硫数量，中国就可以在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达到美国的ＧＤＰ生产总量。目前中国单位ＧＤＰ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6。1倍、加拿大的5。7倍、澳大利亚的3倍、法国的11。9倍、德国的16。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7。9倍。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将单位ＧＤＰ排放的氮氧化物数量降到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中国就可以在目前的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下达到美国的ＧＤＰ生产总量。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节约资源与发展经济并举的最好方法。目前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中国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在水的利用效率方面，中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3，而许多国家已经达到0。7－0。8；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达到了发达国家水的利用效率，中国就可以以目前的用水总量达到日本的生产总量；而如果中国能将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降到德国的水平，中国就可以用目前的能源消耗总量生产出美国的ＧＤＰ总量。
为了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中国应当向欧洲国家和日本学习，大力发展和提倡使用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鼓励使用和生产节省能源的、环保型的轿车。中国还应当更多地利用其储藏相对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学会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将煤炭气化、在大煤田实行坑口发电，甚至生产人造石油。
兼顾环境保护和能源供应的能源战略是大力发展非碳氢化合物的能源。中国在发展原子能发电，但是不应当过多依赖核能。由于中国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力资源，中国应当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在这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水力发电曾经是中国电力发展的一大重点，但是它对环境的影响现在也引起很多争议，因此不能再把它视为解决中国电力供应问题的主要出路。利用生活废弃物生产沼气，既减轻了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能源供应，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条好的道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大力发展过沼气，现在应当继续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
有人作的成本计算表明，在中国北方的沿海地区实行海水淡化，社会效益已经可以弥补成本。因此我们应当使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在华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但是对中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中国需要大力推广高效率的灌溉方式，如喷灌、滴灌。为了促使贫困的农民实行这些先进的灌溉方法，中国政府应当实行系统的加速技术进步的措施：一方面提高用水的收费，促使农民采用省水的灌溉方法，另一方面则将水费提高所得收益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全部以供应喷灌、滴灌设备实物的方式返还农民，既促进节水又保障农民利益。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发展可持续，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像日本那样，采用最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资源利用效率。这都要求中国采用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上水平最高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技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都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得到并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如以足够低的成本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技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这方面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而且必须大力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使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技术上走在世界最前列。
遗憾的是，这样的主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变为中国政府的政策。最近十几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在中国泛滥，中国的经济界人士到处都在宣扬“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结果是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许多措施，而且不对开发可以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技术进行必要的资助，以致中国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方面持续落后。据专家估计，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至少达到ＧＤＰ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够有所改善；而中国的环保投入却一直在ＧＤＰ的0。5％左右徘徊，到1999年才勉强达到1％。
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的迫切要求，还涉及到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要害问题：对盈利企业的放纵。目前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仅仅来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曲折，而且来源于对企业和个人盈利行为的过度放纵甚至鼓励。
最近20年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它对个人特别是“企业家”们的盈利行为不仅是纵容，简直是极力的支持和鼓励。在这样对盈利行为的不顾一切的鼓励之下，任何浪费甚至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发展起了一个从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绝对命令，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出口资源和出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都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得到优惠的低税率的热烈欢迎。在这样的政策指导思想下，中国当然会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为了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变为可持续，我们必须：
打破“招商引资第一”的观念，打破服从低技术的国际分工的观念，不允许其它国家向中国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再允许向外出口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产品；
打破市场化的迷信，政府大力资助发展环保产业、采用保护环境和节省资源的技术，同时严惩一切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将中国变为一个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7、从结构入手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科技财富》：当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难以提高的根源是什么？
左大培：从消费来分析，当前这一块需求增长确实很慢，根源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
此外，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政府从而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
总体上看，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大福利性服务改革，降低了城乡居民消费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