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拘押，后无罪释放。1925年病逝于慕尼黑。——译者注。
＇25＇ 恩维尔·帕夏（1888~1922），原名马特·伊斯梅尔·恩维尔，青年土耳其党人领袖。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之一。“一战”帝国失败后，他流亡苏俄，因在中亚从事反对苏俄的活动。1922年8月4日在帕米尔高原被苏军击毙。1996年8月4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将他的遗骸从塔吉克斯坦接回，为其举行国葬。——译者注
＇26＇ 青年土耳其党，1889年5月，伊斯坦布尔医学院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反专制统治的团体，取名奥斯曼同盟，后改名为同盟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它为“青年土耳其党”。很快，许多青年学生、军官、知识分子和国外流亡者参加了该党。青年土耳其党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1908年该党控制了马其顿地区的部分军队。1909年年初领导和发动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4月该党执掌政权，随后推行大“奥斯曼主义”，镇压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对外奉行亲德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德奥同盟国集团作战，战败后于1918年10月签订丧权辱国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译者注
＇27＇ 多玛巴切皇宫，是奥斯曼帝国后期仿欧式建筑建造的皇宫，又称新皇宫，始建于1843年，1856年完工，位于今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能够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是奥斯曼帝国最后6位皇帝生活的地方，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生前生活和办公的场所。——译者注
＇28＇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德国政治家，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译者注
＇29＇ 里加，今拉脱维亚首都。——译者注
＇30＇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政治家。曾任格罗德诺州和萨拉托夫州州长。因镇压农民起义受尼古拉二世宠信。1906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建立军事法庭残酷镇压工农群众，从而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但他推行土地改革，使得200万农民退出村舍，成为富农，活跃了当时的经济，史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11年遭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译者注
＇31＇ 阿尔弗雷德·格拉夫·施里芬（1883~1913），德军陆军元帅，卓越的天才战略家。1891年到1913年担任德军总参谋长，提出过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译者注
＇32＇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1906~1990），20世纪英国最著名和最具争议的历史学家之一。积极介入现实政治，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德国历史进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好评如潮，却也争议不断。——译者注
＇33＇ 波蒂奥雷克，也译为波提奥列克，1913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担任奥匈帝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督。1918年6月28日，他邀请斐迪南大公到萨拉热窝进行检阅，由于这一天是塞尔维亚于500年前被土耳其打败从而丧失独立地位的纪念日，因此在这一天阅兵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由于大公曾阻止患有神经衰弱的波蒂奥雷克接替一位年老的崇拜者出任总参谋长，因此两人成了多年的对手。鉴于此，有理由怀疑波蒂奥雷克是暗杀斐迪南大公的共谋，不过在“一战”爆发后，波蒂奥雷克却成为了奥军进攻塞尔维亚的指挥官。——译者注
＇34＇ 沃伯格家族（Warburgs），发迹于德国汉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被称为“犹太皇族”。该家族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和支持。但总体上来说，自从16世纪以来，沃伯格家族在德国银行业已经活跃了几百年。到了20世纪，沃伯格家族走出德国，不仅对美联储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对“二战”后的欧洲债券市场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沃伯格家族的后人仍在西方金融界续写着传奇。——译者注
＇35＇ 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海峡全长334公里，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部分。海峡不仅是黑海周围国家的出海口，也是多瑙河沿岸国家对外联系的通道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译者注
＇36＇ 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全部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译者注
＇37＇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一战”期间领导英国战时内阁，并主导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人物。——译者注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军队的征兵现场，1914年10月
第二章
1914
在4年的时间里，世界就经历了从1870年到1940年的重大变化。在1914年时，骑兵聆听着激动人心的音乐，缓慢前行。奥匈帝国的克拉里·阿尔德林伯爵身穿一套在白金汉宫的特别演出服。战争初期的图片显示，炮弹在头顶爆炸的时候，佩带着刺刀的士兵仍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前进。这也是1870年时的情景。当时，要塞已经准备好要被长期围困，医疗服务还非常原始，受伤严重的伤员可能很快会死掉。但到了1918年，情况已变得十分不同，法国的将军们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作战手段，就是以德军在1940年使用的闪电战方式，使坦克、步兵和飞机协同作战。骑兵连成了博物馆收藏的古董，要塞成了历史遗迹。战争最终成了十足的杀手——可以造成1 000万人死亡——但正如身为医生的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所说，战争也是一种“防止世界陷入更大混乱的疫苗”。相比于此前此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一战”这4年中，医学和药物研制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到1918年，仅有1％的伤员会死掉。
不过，从“一战”开始之日起，幻想就主宰着当时的人们。在1914年，面对着欢呼的人群，各路军队整装出发。将军们骑在马背上，梦想着在某个城市广场中会有一座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雕像。以彻底误解战争性质的方式开始一场战争，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也许，英国人的误解最深。1914年8月3日，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38＇在下院进行了一次赢得极大赞誉的演讲，这似乎说服许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相信与德国作战是正确的。格雷谈论道：“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我们参与其中，还是置身事外，英国都将遭受可怕的灾难。”事后看来，当时的许多英国人都以为这是奇谈怪论。
英国的经济总额近一半来自外贸，同时，德国的经济总额至少三分之一来自外贸，而且，两国大部分外贸生意都是在欧陆各国之间进行。可以预料到，中断贸易会带来失业和破产。另一位内阁大臣（开战时已辞职）曾指出，中断贸易导致的社会问题，会带来另一次1848年革命＇39＇。要知道，当时在各个城市中，旧欧洲早已确立的秩序都被动乱推翻。由于贸易会受到威胁，因此，银行家们包括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腓力克斯·舒斯特爵士（Sir Frederick Schuster）向每个人保证，战争将在半年后结束。将军们自己也都知道，要为数百万人提供衣食和武器装备，还要运送他们，要长时间维持这种运作状态，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于是，银行家们对于战争就又有了一种论点：如何支付战争费用？英法两国的信用体系非常强大，但德国的公共财政却惊人地脆弱，因为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许多地方需要支出。在接受内阁正式质询，国家能够在多长时间里为战争支付资金时，匈牙利的财政部长特里斯基男爵答道：3个星期1。3个星期以后，黄金储备将被耗尽（在1914年，黄金作为流通货币是非常常见的），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印刷纸币，但这又意味着通货膨胀——这些脏兮兮皱巴巴的钞票，很快就会被换手，并迅速失去价值。接下来由于贸易中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会完全失去控制，穷人会变得更穷，甚至可能会挨饿。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这种情况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意大利也几乎步其后尘，它的通胀率达到了700％。银行家们什么都说对了，但就是在掌握时机上出了问题。
参战部队也同样抱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的幻想——“回家过圣诞节”。俄军最高指挥部要求提供新的打印机，却被告知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没有理由花费这笔资金，他们必须继续使用那些旧设备。很多将军还承诺每天都给妻子们写信，但不久就没话可说了。有位奥军指挥官躺在铁制的行军床上给别人的老婆写信。而俄军最高指挥部命令除非有外国人在场，否则军队每天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而且坚决不许喝伏特加。到了11月，由于大量需要外国人，唱诗班开始唱《伊戈尔王》（Prince Igor）。总之，从一开始，各国的计划都反映出了“短期战争的幻想”——一场直接迅速和规模巨大的进攻，并占领那些事后看来应为下一代妥善管理的资源。另外，与要塞、火炮和骑兵有关的预算，最后证明也都判断错误。
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要塞遍布。从战略角度考虑，它们一般都建在侵略军必须要跨过的众多河流的对岸，尤其是在法德之间那条漫长曲折的默兹河上。那些要塞的名字，比如列日、那慕尔、莫伯日、迪南、凡尔登、图勒和安特卫普等，一再出现在军事史中，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这些要塞造价昂贵，一般都设有数千门大炮。在19世纪80年代，各国对它们进行过现代化改造，建造原则是要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堡垒，四周围着一圈碉堡，以使敌军的火炮射程在中心堡垒之外。在19世纪90年代，火炮的射程变得更远、炮弹变得更重。如果要使要塞继续发挥效力，就必须建造更多碉堡和更精细的防御工事，当时通常都用混凝土进行建造。但到了1914年，还是火炮赢得了胜利。重型榴弹炮能够发射射程在10英里左右的烈性炸药，而要塞是非常明显的攻击目标——成了防御者的牢笼。如果他们刚好在碉堡外的土地上挖了一个不易辨识的洞穴，那样，他们的境况会好一些。虽然泥土的预应力很差，但它会比混凝土更轻易吸收烈性炸药释放的能量。在1914年的战斗中，所有被攻击的要塞都很快就陷落了。位于德国与比利时边境上的列日，只坚守了两天。
对骑兵抱有的幻想也破灭了，虽然不像要塞被攻破这样迅速。在克里米亚战争＇40＇中，英军的轻骑旅冲击俄军炮兵阵地，至少还能够攻击到那些大炮。而在1914年，这已不再有任何可能。一名步兵手持步枪，能够击倒一英里外的战马，可火炮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射程已达3英里。不过，在空旷地带，骑兵还是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发现敌人的位置。在这方面还没有其他重要的替代方法，因为内燃机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有50辆德国运货汽车翻越山路崎岖的阿登高原，结果几乎全都坏掉了。但战马每天要吃掉10公斤草料，这对后勤供应提出了巨大要求，同时这也正是步兵在补给方面所遭遇的困难。西线的战争就是以法国的重骑兵师和德国的长枪骑兵师炫耀军靴、马鞍和军号开始的。奥匈帝国的军队使用的马鞍，本来是给骑士们设计得十分完美的工具。但天气炎热，马匹又都是从百姓手里征用而来的，漂亮的马鞍摩擦着这些瘦弱动物的背部。给马匹造成了伤害，这使得从突袭进入俄罗斯领土而后返回的法国重骑兵，不得不步行。俄国骑兵对东普鲁士地区进行侦察，也由于粮草不足不得不立刻后撤，而年迈的纳希切万＇41＇可汗，这位得到沙皇重视的鞑靼骑兵团成员之一（政府感谢了鞑靼骑兵，是因为他们镇压了1905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革命性动乱），还由于标枪的原因没能骑上马。
欧洲人记忆中的战争都是短暂的——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他们没有关注持续时间长且十分血腥的美国内战。因此，每个大国都想发动进攻，德国人最先启动战争计划。他们遵循“施里芬计划”，穿过比利时，在西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该计划认为德军的右翼向巴黎西北方向移动，而法国人重兵防御东部边界，也许他们会试图入侵南德地区。施里芬希望，法国人会中圈套，尽管他在1905年时也警告过，除非德军远比法军强大，否则计划不宜实施。在1914年，德军有170万人。法军有200万人，外加10万英国军人和比利时军人。但总体来说，德国人做了更好的准备。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年轻人的吃穿耗费了大部分军事预算，那么，留给强化训练长期服役士兵、军士抑或购买复杂设备的资金就不多了。法国人把征兵作为一种灌输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工具，但这个国家的人口几乎一半是农民，而且相当常见的是，他们甚至不会讲纯正的法语。可以说，法国军队征召每一个人，甚至是僧侣。
与此同时，德军则能够把更多资金集中用于训练和改进装备，这是因为将官们根本不想过度扩军，而且没必要让那些会“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人担任军官。从支出比例上看，德军很少把钱花在供养应征入伍者身上，它拥有的军士人数，3倍于法军，也远多于俄军。可以说，在德军中，军士同普通士兵几乎没有区别。
而且，法国人缺少德国人所拥有的重型火炮，仅有的火炮还都被放在各个要塞里面。此外，法国人缺少德国人已经熟知的其他两种武器。第一种是轻型迫击炮，这种武器能够在高弹道（以45°）发射炮弹，并能使炮弹命中防御工事后面的目标或树林中的目标，而平射弹道（以16°）发射的机枪却无法打中防御者；另一种武器则是铁铲，也被称作战壕挖掘器。如果士兵能够躲藏在地下的洞穴中，除非遭遇重型炮弹的打击，否则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