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所谓“护法”，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缺乏群众基础。而孙中山依靠的也仅仅只是一些地方军阀。西南军阀表面上赞成护法，实际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了排斥孙中山，勾结一些官员、政客操纵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等人的反对，于1918 年5 月改组军政府，使西南军阀篡夺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不可能依靠军阀进行革命。
帝国主义在操纵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还趁火打劫，加紧了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
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垂涎已久。1911 年11 月，一小撮蒙古王公活佛在俄国的策动下，发动叛乱，宣布外蒙“独立”，并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商务专条》、《通商章程》等一系列条约，将外蒙的主权和资源大量出卖给俄国。
外蒙“独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致电外蒙王公活佛，要他们取消独立，勿为俄国利用，并拒不承认《俄蒙协约》。但后来的袁世凯政府却与俄国妥协，签订了《中俄声明》，虽然确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允其“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这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权。
此后，俄国又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策动叛乱。1915 年11 月，在俄国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呼伦条约》，使俄国获得了在该地区的各种特权，而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允许，不得入内。
① 《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 卷，第114 页。① 《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 卷，第471 页。
1912 年俄国还在中国内蒙策动叛乱，进行分裂活动。但北京政府及时派兵进剿，很快平息了叛乱，使俄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俄国还发动对新疆的侵略。1912 年6 月，俄国侵入伊犁和喀什噶尔，在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下，被迫撤出。1912 年8 月，俄国军队伙同外蒙傀儡军侵入阿尔泰地区，并策动叛乱。中国军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击，重创侵略军。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下令将叛乱分子撤职，并宣布他们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一律无效。
英国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它主要通过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扶植代理人，来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10 年初，英国策动达赖十三世和少数亲英分子逃往印度。1913 年英军武装护送达赖回拉萨，宣布“独立”。西藏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北京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进藏平乱。后袁世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下令川军停止进藏，并恢复了达赖十三世的名号。
1913 年10 月，在英国的操纵下，所谓的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开。英国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并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拉姆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会议期间，英国侵略分子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1914 年英国又勾结西藏的分裂分子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非法的《西拉姆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第十六章中国革命的新曙光第一节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1915 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在1911 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 年跟1913 年相比， 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发展。从1912 年到1919年的8 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 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 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在纺织业方面，1913 年前有纱厂16 家，纱锭约50 万枚，1918 年增至35 家，纱锭约65 万枚。纱厂的盈利也非常丰厚，在1914 年，16 支纱每包盈利为19。58 元，1917 年达到36。93 元，1919 年更高达70。56元①。
基础一向薄弱的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粮食短缺，对面粉的需求迫切。这使得中国的面粉业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市场。1911 年，全国有面粉厂40 家，1922 年增至123 家，资本从600 多万元增至约4000 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105 家。从面粉的进出口来看，1912 到1914 年，每年都入超200 万担以上，从1915 到1921 年，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纺织、卷烟、造纸、制革、肥皂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于重工业，这一时期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发展， 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在1917 年和1918 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值白银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 年英货入口总值的60‰。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5 页第41 表。到1919 年，从38000 多万日元增到88000 多万日元。日资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并占有了煤矿生产的1/3。在棉纺织业方面，日资企业占全部开工设备的1/4 以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形成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 年已增至200 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①。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 到1919 年5 月间，工人罢工130 多次，比革命前的7 年增加了1 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 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首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16 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4 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 年1 月到1919 年4 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二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 年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创办的杂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6 年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参加了杂志的编辑或撰稿。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16 年2 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①。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专制”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②。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就是要反对迷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传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①。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②。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被历代儒家不断发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专制出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