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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 年1 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罢工抗议，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 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0 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①。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②。所以，孙中山在1917 年7 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③。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革命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革命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另外，该党没有提出反帝纲领，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
① 《政府公报》1914 年9 月26 日。
① 《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66 页。
② 《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92 页。
③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97 页。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它还在国内策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使它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一方面镇压了“二次革命”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1915 年8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①。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分裂。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发起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陆续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还相继出现了筹安会分会。代表到京后，组成了所谓“公民请愿团”。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也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收买各方，组织了各种请愿团。这些请愿团一起到参政院请愿，要求废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 年9 月，参政院将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送呈袁世凯，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世凯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又指使人发动请愿，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0 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 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 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亦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12 月12 日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1916 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和卖国活动，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人认清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从而转变了立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又恐怕在袁世凯倒台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①，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争的行列。
1915 年9 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在报纸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各地报刊相继全文刊载，产生了很大影响。11 月， 梁启超帮助他的弟子蔡锷从天津登上日轮，秘密经日本转赴云南。
在全国人民反袁的高潮中，1915 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宣布云南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护国军”，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革命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广东也被迫独立。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1—172 页。
① 《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厓、刘希陶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8 页。在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云南的起义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前去镇压，妄图一举消灭护国军。但袁军涣散，节节败退。袁世凯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对建立袁家王朝态度消极，他们先是拥兵观望，后又联名致电，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日、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日本明确表示，不能承认帝制。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 年3 月22 日被迫取消了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却还企图保留总统的职务。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①。孙中山也公开号召“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②。5 月8 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事。5 月22、29 日，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6 月6 日，气愤忧惧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死。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反动的独裁统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① 《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氏盗国记》下册，第13 页。② 《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285 页。
第三节军阀的割据统治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并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纷纷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下，争权夺利，使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他们是在护国军的讨袁战争中形成的。滇系占有云南、贵州两省，桂系占据广东、广西两省，都是亲英、美的。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分裂为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依靠日本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控制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军阀得到英、美的支持，盘踞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东北的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军阀，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的阎锡山据有山西，张勋屯兵徐州，也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1916 年6 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向黎元洪和非皖系势力施加压力。黎元洪和直系军阀为保持势力，力图对抗皖系。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917 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爆发了“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是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是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政治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也采取一致行动。黎元洪表示同意。这时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供参战军费等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相抗衡，随即转而反对中国参战。段祺瑞为了以参战为名扩充武力，主张立即参战。黎元洪为了遏制皖系势力的发展，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参战。1917年5 月，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了国会，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遭到议员们的抵制。随后，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决心以武力继续把持政权，便指使直隶、奉天、山东、河南等省的军阀独立，并在天津组织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声言要进兵北京。黎元洪束手无策，只得邀请安徽督军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曾任前清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封为长江巡阅使，驻扎在徐州一带。他一向主张复辟清皇朝，并为此四处活动。为了表示效忠清朝，张部禁止剪发，故有“辫子军”之称，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张勋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先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随即拥兵入京，逼迫黎元洪去职。1917 年7月1 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他独揽大权，出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参与复辟的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黎元洪躲入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张勋的复辟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以示抗议。湖南省长沙10000 多人集会，呼吁出师讨伐。孙中山在上海约集革命党人和军政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转过来反对复辟。7 月3 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军阀也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7 月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外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2 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段祺瑞乘机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上台后，对外顺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对德正式宣战；对内不再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以建立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为了扩充势力，段祺瑞政府多次向日本借款，总数为3。86亿日元，以铁路、电讯、矿产、森林等作抵押，放手出卖国家主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势力瓦解，日本立即乘虚而入。1918 年，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随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迅速取代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 年7 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公开发表演说，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①。他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举起“护法”旗帜，并通电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海军总长程壁光响应号召，率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部分原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8 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恢复之前，由大元帅代行行政权。9 月1 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宣布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