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古人，他们却也有评判古人的权利。理性有时候要依靠权威，同时又是如此之经常地被用来反对权威；理性所欣赏的是：人们希望在理性中能找到某些支持的价值，或是人们要求为理性做出牺牲的动机。凡是把权威当作自己意见的基础、当作自己行为的向导的人，都感到要确保自己武器的力量，而不把自己暴露在理性的最初打击之下并看到它们被粉碎，这一点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
对于科学、对于哲学、对于法理学以及差不多对于历史学一无例外地都用拉丁文来写作的习惯，一点一点地让位给了使用各个国度的日常口语的习惯。而现在就是应该考察这一变化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有着什么影响的时刻了，它使得各种科学更为通俗，然而对于学者们来说却减少了追踪其普遍进程的便利；它使得一部书在同一个国度里被更多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们所阅读，而在整个欧洲却更少地被更有教育的人们所阅读；它免除了大量渴望受教育的人要学拉丁文之苦，这些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获得一种广泛而深入的教育；然而它却迫使学者们消耗更多的时间从事研读更多的不同的语言。
我们将要表明，假如不能使拉丁文成为全欧洲通用的一种俗语的话，那么在科学中保留以拉丁文书写的习惯，对于那些钻研科学的人来说，就只有一种暂时的用处；而存在着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同样的一种科学的语言，同时每个国家的人民又都说着另一种不同的语言，这就会把人划分为两类，在人民中间把偏见和错误延续下去，这对于真正的平等。对于同等地使用同样的理性、对于同等地认识必然的真理，就会设置下一道永恒的障碍；而且在这样阻碍了人类整体的进步的同时，它就会终于也像在东方一样地结束各门科学本身的进步。
长期以来只是在教堂之中和在修道院之中才有教育。
大学仍然是由教土们控制的。他们被迫向政府交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影响，但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对普通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影响，以及包括对各种日常职业的必要知识的和对各色人等的影响，而且它包办了幼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它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他们尚未定型的智力和柔弱未定型的灵魂。他们交还给世俗权力的，只是对法学、对医学、对高深的科学教育、对文学、对各种学术语言的研究的指导权；这些学校为数甚少，而且人们只是把已经经过神学羁轭所塑造的人才送到那里去。
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国度里，教士们丧失了这种影响力。事实上，普通教育尽管要依赖政府，却并未停止要受神学精神的指导；只不过它已经不再清一色地被托付给教会团体的分子罢了。它继续以宗教的偏见在腐蚀人的精神，但是它已经不再使人的精神屈从于教会权威的羁轭；它仍然塑造狂热的信徒、通灵者和诡辩家，但是它已经不再造就出膜拜迷信的奴隶们了。
然而教育处处都受到奴役，处处都腐蚀了群众的精神，它以自己本国宗教偏见的重担压抑着所有的孩子们的理性，并以政治的偏见窒息着有志于更广阔的教育的青年们的自由精神。
不只是每一个人都要留待自己去发现介乎他本人与真理之间的那座他本国的和他那时代的种种错误的、稠密而可怕的战阵；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使得这些错误的最危险的部分成为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能够清除别人的错误之前，就应该首先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在与自然界为了反对发现真理而设下的种种困难进行斗争之前，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先改造自己的智能。教育已经给了人某些知识；但是要使它们有用，就必须净化它们，使它们摆脱迷信和暴政给它们设置的那层迷雾。
我们将要表明，都有哪些或多或少是有力的障碍、哪些公共教育的弊害、哪些互相反对的宗教信仰、哪些不同政府形式的影响，是带来了人类精神的进步的，我们将要看到，服从于理性的对象越是触及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时，这类进步就会越发缓慢；而普遍的哲学、形而上学——它们的真理直接打击了所有的这些迷信，——在它们的进程之中，还要遭到比政治学更加顽固的阻滞，而政治学的完善化则只不过是威胁到国王的或贵族元老的权威而已；这一看法也同样地可以适用于物理科学。
我们将要阐述其他可能由每种科学所观察的对象的性质或是它们所运用的方法而产生的不平等状态的根源。
我们对同一门科学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同样可以观察到的这一点，也是各种政治原因和各种自然原因所合成的效果。我们将要考察，在这些不同之中，哪些是属于宗教的分歧、属于政府的形式、属于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属于其特性、属于其地理位置、属于以之为舞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最后还有哪些是属于在它的内部产生了某些非凡人物的那种偶然性的；他们的影响扩及于整个人类，但却更加是生气勃勃地作用于他们自己。
我们将要区分科学本身的进步（那只能是以其中所包含的真理的总量来衡量）和一个国家在某一门科学上的进步（衡量这种进步，一方面要看懂得其中那些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真理的人数，而另一方面则要看这些普遍为人所认识的真理的数目和性质）。
事实是我们已达到了文明的这样一个时刻，这时人们得益于知识的并不只是由于他们接受了有知识的人们的服务，而且是因为他们懂得使之成为一份遗产，直接运用它们来保护自己以免错误，来预见或满足自己的需要，来保护自己免于生活的灾祸或者是以新的欢乐来减轻它们。
这个时代里的真理的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历史，是决不可以忘却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迫害从哲学的和政治学的真理一直扩展到医药学的、博物学的、物理学的和天文学的真理。在8世纪，有一位无知的教皇迫害了一个助祭教土，因为他曾主张地球是圆的而违反了修辞学家奥古斯丁的见解。在17世纪，另一位教皇的更为可耻的愚昧，竟把深信已经证明了地球的日运动和年运动的伽里略交付给了异端裁判所的法官们。近代意大利所曾奉献给科学的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在年迈体衰的重担之下，不得不为了避免折磨或监禁而要求上帝赦免他曾教导过人们更好地认识上帝的作品并以上帝用以统御宇宙的那些永恒规律的简捷性来崇拜上帝。
然而神学家们的荒谬是如此之显而易见，以致于他们向人类的尊严让了步，容许人主张地球运动，只要那是作为一种假说，只要信仰并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但是天文学家恰好做出了相反的事；他们相信地球的真正运动，井按照它那不动性的假说进行了计算。
有三位伟大的人物标志着从这个时代过渡到继之而来的时代：培根、伽里略、笛卡尔。
培根揭示了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界所赋给我们可以窥探她的奥秘的那三种工具的真正方法，即观察、实验和计算。他要求侧身于宇宙中间的哲学家们，首先要摒弃自己所曾接受的种种信仰、乃至于自己所曾形成的种种概念，以便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解，其中仅只容许有精确的观念、严谨的概念和其准确性或概然性的程度是经过严格测定的那些真理。但是培根虽然具有最高度的哲学天才，却并不具备科学的天才；而对这些发现真理的方法，他并没有做出过任何示范，它们虽然受到哲学家们的称赞，却并没有改变科学的行程。
伽里略以有用的而又辉煌的发现丰富了科学，他以自己的范例教导人们以一种确切而丰富的方法去改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手段，它绝不要求人们为了怕犯错误而牺牲成功的希望。他为科学奠定了最初的学派，在那里研究科学决没有为了偏见或为了权威的缘故而掺杂任何的迷信；在那里人们以一种哲学的严肃性摒弃了除实验与计算而外的其他一切手段。然而在他把自己全然局限于数理科学时，他却未能给人们的精神留下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的那种行动。
这项荣誉就留给了笛卡尔这位聪明而勇敢的哲学家。他在科学上秉有一种伟大的天才，他做出了一种典范的教诫，制订了发现和认识真理的方法。他展示了怎样把它应用于发现折光定律和物体碰撞定律；另外还有一门新的数学分支，是要开拓数学的全部疆域的。
他想要把他的方法扩大到人类智力的全部对象上：上帝、人、宇宙一一地成为他的思索的主题。如果说，在物理科学中，他的前进不如伽里略的那么确凿，如果说他的哲学不如培根的那么聪明；如果说人们可以责备他不曾充分学习到后者的教导和前者的范例，不信任自己的想象力，只根据经验来盘问自然，只相信计算，只观察宇宙而不是构造宇宙，只研究人而不是预测人；那么笛卡尔那些错误的大胆，其本身便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他激发了人类的精神，那是他的对手们的智慧所未能唤醒的。他呼唤人们挣脱权威的羁轭，除了自己的理性所认可的而外，绝不再承认任何东西；而且人们服从他，是因为他以他的勇敢征服了人们，他以他的热忱引导了人们。
人类的精神还不曾自由，然而人类懂得了自己生来就是为了要自由的。凡是敢于坚持要保留对自由的枷锁或者是力图向人类加上新枷锁的人，都不得不向人类证明，人类是应该保持或者应该接受这些枷锁的；然而从这时起，人们就可以预见到，它们不久就将会被打碎的。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九个时代
从笛卡尔——下迄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
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理性由于文明的自然进步而在缓慢地形成；看到了迷信纠缠住了它，从而在腐蚀它，专制主义则以恐惧和不幸的重担在败坏着并麻痹着人类的精神。
惟独有一个民族逃脱了这种双重的影响。在自由刚刚点燃了天才的火焰的那片幸运的土地上，人类的精神摆脱了自己婴儿期的纽带，便以坚定的步伐朝着真理前进。然而这场征服不久又带回来了暴政，随之而来的便是它那位忠实的伴侣：迷信；于是整个的人类就再度被投入了看来似乎会是永恒的黑暗之中。同时，曙光却一点一点地重现出来；长期以来受蒙蔽的眼睛瞥见了它，但又闭了起来，慢慢地才对它习惯了，终于凝视着光明，于是天才就敢于在狂热与野蛮曾经把它驱逐出去的这片大地之上重显身手。
我们已经看到，理性扬弃了它那枷锁，解开了其中的某一些锁链，并不断获得新的力量在准备着和加快着自己获得自由的时刻。
现在就有待我们去追踪理性终于粉碎这些枷锁的那个时代了，那时候理性虽然仍被迫受制于它们的残余，却一点一点地从其中解脱出来；那时候它终于在自己的前进之中获得了自由，就只不过受到了那些障碍的滞留，而那些障碍的重新出现在每一次新的进步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由我们智力构成的本身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说，那是我们发现真理的手段与真理抵抗我们努力的阻力两者之间的性质所确立的一种关系。宗教的不宽容，曾经迫使比利时的七个省挣脱了西班牙的羁轭，并形成了一个联邦共和国。都是由于它，才唤醒了英国的自由，英国被漫长的流血动乱弄得疲惫不堪，最后是在一部长期为哲学所称道的宪法之中平息了下来，但此后却沦于只靠民族迷信和政治虚伪来作为支撑。
最后，也还是由于教会的迫害，瑞典民族才有勇气重新取得了自己权利的一部分。
然而在由于神学争论而造成的这些运动中，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却看到了自己那种微弱的自由的消失，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我们枉然在这些号称是自由的国度里，寻找那种并不侵犯任何天赋人权的自由；那种自由不但保全了对天赋人权的所有权，而且还保留了对它的使用权。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乃是一种基于分配得并不平等的人为法（droit
positif）之上的自由，那是按一个人居住在某个某个城市、他出生于某个某个阶级、他拥有某些某些财富、他从事某种某种职业而多少与之相称的特权；而对比一下各个不同的民族中间的这些荒诞区别的史表，就可以更好地答复我们所能反对的那些人，他们仍然在维护那种自由的好处和必要性。
然而就在这些国度里，法律却保障个人的与公民的自由；而且假如一个人并不是他所应该是的那一切，他那天性的尊严也并没有被贬低；至少某些这类的权利还是被人承认的；人们已经不再能说他是奴隶了；人们应该只是说，他还不知道怎样真正成为自由。
在这些民族中，自由在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或多或少是真正的损失，人民群众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被限制在极其狭隘的范围之内，以致于只要推翻他们呻吟于其下的那种几乎是为所欲为的贵族制，就似乎不止于是补偿了他们的损失而已。他已经丧失了公民那个头衔，不平等使得那几乎成了虚幻；然而人的资格却更加受到尊敬；而王朝的专制主义则把他从封建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使他避免了那种屈辱状态，——那种状态随着暴君的数量及其出现而不断加以重复着的感情，使得他越发痛苦。法律是在完善着，——既在半自由的体制之下（因为在这里运用真正权力的人，其利益并不总是违反人民的一般利益的）；也在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或者因为公众繁荣的利益往往与专制君主的利益混淆在一起，或者因为专制君主自身在寻求摧毁贵族的或教会的权力的残余时，便在法律之中造成了一种平等的精神，其动机是要确立奴隶制的平等，而其效果倒往往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