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虚伪来代替狂热，并且就只能是败坏那些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们，哪怕是能把他们提高到超出偏见之上。
真正启蒙了的哲学家们与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把自己仅限于极端小心翼翼地来为人民解惑，而不允许自己把人民滞留在他们的错误之中；这些哲学家本来是会被引向拥护宗教改革的；然而由于发现到处都遇到同样的不宽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应该把自己卷入某种转变的困境之中，假如转变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会受着同样的束缚。既然他们始终不得不装作是相信他们所摒弃的种种荒谬，所以他们就觉得，减少了一点点荒谬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甚至于害怕由于自己背弃宗教会给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愿的虚伪面貌；而他们继续依附于旧的宗教，却又以他们的名望而加强了旧宗教的权威。
鼓动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种精神，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种宗教在它自己所统治的国度里，都仅只容许某些见解。然而由于这些不同的信仰之间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么见解是不在欧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击或者为人拥护的。此外，各种新的宗教团体也被迫放松了一点教义的严格性。它们不可能把探讨的权利缩小在过分狭隘的界限之内而又没有重大的矛盾，因为它们就是根据那种同样的权利而确定自己分离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们拒绝给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话，它们却同意使它那座监狱不再那么狭隘了：枷锁并没有被打碎，但是它却没有那么沉重了而是更放松了。终于，在某种宗教已不可能压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国度里，就确立了统治教派的高做所敢于称之为宽容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人允许别人去相信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东西，去做他们的良心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事，并对他们共同的上帝去做他们认为是最能使上帝高兴的礼拜。到了这时，人们才能够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来拥护各种已获得了宽容的学说。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欧洲产生了一种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基督徒；并且如果我们把法国除外，那么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处有着这种自由。
但是那种不宽容就迫使人类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为人遗忘了的权利，或者说那些从来就未曾很好地为人理解过、也未曾为人所阐明过的权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愤于看到人民被国工们、迷信的奴隶们或教会的政客们一直压迫到人民良心神龛的深处，终于竟敢要检查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向人民揭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即他们的自由乃是一项不可转让的财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护暴政的规定、任何可能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家族无可更改地绑在一起的约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们的头衔、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是什么，都是人民的公务员而不是他们的主人；人民保留从他们那里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权威的权力，无论是当他们滥用权威的时候，还是甚至当人民不再认为保留他们的权威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时候；最后，人民还有惩治他们以及撤销他们的权利。
阿尔图修斯、郎盖以及后来的尼德汉、哈林顿等人所大胆宣扬并生气勃勃加以发挥的那些见解便是如此。
他们在向自己的时代致敬时，往往过分依赖文献，依赖权威，依赖前例；于是我们便看到，他们的见解更多地是有负于他们精神的高尚和他们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真正原则的确切分析。
同时，另有一些更谨小慎微的哲学家们则让自己满足于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建立一种权利与义务二者间的确切的相互关系、一种维持约定的平等责任。人们很可以废黜或者惩处一个世袭的首长，但只能是在他破坏了那个神圣的契约的时候，而这一契约并不因此就不对他的家庭继续存在了。这一学说抛弃了天赋权利（dro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为权利（droitpositif），它得到了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支持；它更有利于当权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谋划；它打击的主要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们而非权力本身。从而它几乎普遍地被政论家们所遵循，并被采用作为革命和政治争端的根据。
［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时代很少有朝着自由的真正进步，但在政府中却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个民族中间则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尤其是更正当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编订出来，它们看来往往更不像是环境的与心血来潮的飘忽不定的产物；它们是由学者们所制订的，假如说它们还不是由哲学家们所制订的话。＇
激发了意大利各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群众运动和革命，当然要吸引哲学家们注意到政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包括观察与预见宪法、法律政治体制对人民的自由、对繁荣、对国家的力量、对保存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尔和霍布斯，就模仿着柏拉图，要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方案，并提出一种人们的实践必然会不断在趋近着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就从深入地考察历史事实之中寻找规律，人们按照这种规律就可以自诩能掌握未来。
［经济科学还不存在；君主们并不计算人口的数目而只计算兵士的数目；财政则只不过是掠夺人民而又不把他们推向造反的那种艺术而已；政府都不关心商业，除了是以征税来勒索它，以特权来妨害它，或者是争夺对商业的垄断权。＇
欧洲各国所关心的乃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认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它们感到有需要承认它们之间有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即使是独立于条约之外，也会主宰着它们之间和平的关系；而另一些规则则即使是在战争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它们可以缓解残暴，减少洗劫并且至少是预防无益的祸害。
因而就有了一种国际法（droit
des gens）的科学；但不幸的是，人们并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们是各族独立的人民所能承认的唯一权威——之中，而是在既定的习惯之中、在古人的意见之中，去寻找这些有关各个国家的法律，人们更关心的倒不是人权、对个人的正义，而是各个政府的野心、虚骄和贪欲。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学家在追问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为的是要从中发现人性、人的责任的起源，规则和对它的认可。然而他们却懂得使用经院哲学的全部玄妙，要对其合法性显得不确定的各种行为来找出无辜由此而告终、罪恶则自此而开始的那条精确界限；要决定是哪种权威才在实践上具有足以论证某种这类可疑的行为的必要分量；要时而是根据类型和品种，时而是按它们相应的重量来有系统地区分各类罪恶；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类罪恶，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得到永恒的天惩。
毫无疑义，有关道德的科学还不可能存在，因为教士们享有解释它们和判断它们的独占的特权。然而正是这些既可笑而又丑恶的玄妙，却引导人们要去研究并且有助于他们去认识各种行为以及它们的动机的道德性的程度、义务的等级和限度、当它们看来互相冲突时人们所应该据之以做出抉择的那些原则：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里的粗糙的机器，往往会使他得以制造出来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机器来。
［宗教改革由于取消了忏悔、赎罪、僧侣和教士独身制，从而净化了道德的原则，并且甚至于减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中的风尚的腐化程度。它使得他们免除了教会的赎罪制（它是对罪行的危险的鼓励）和宗教的独身制（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坏者，因为它是家庭美德的敌人）。＇
这个时代要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恶。它是宗教大屠杀的时代，是神圣的宗教战争的时代，是新大陆人口绝灭的时代。
［这个时代看到了古代奴隶制的重建，但却更野蛮、更充斥着违反自然的罪行；它看到了商业的贪欲竟致以人的血肉之躯作交易，以欺诈、抢劫或谋害把他们买来之后，又把他们作为商品出售，把他们从一个半球运到另一个半球去献身，生活在屈辱和暴虐之下，忍受着漫长的、迟缓而残酷的毁灭之苦。＇
同时，虚伪便把屠夫和杀人犯布满了欧洲。狂热主义这个魔鬼受到了创伤的刺痛后，似乎是加倍地凶残，并急于要把它的受害者堆积成山，因为理性不久就会把他们从它的手中夺走的。然而我们终于看到出现了一些具有温良和勇敢的美德的人，他们尊重并安抚了人道。历史提供了它可以毫无愧色而加以宣布的那些名字；纯洁而坚定的灵魂、与卓越的才能相结合的伟大性格，就跨过这些背信弃义、腐化堕落和残杀的场景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展现了出来，人类仍然在抗拒着观照这幅图景的哲学家，但是人类已不再侮辱哲学家了，而且还向他展示了未来不久的希望。
科学的前进是迅速而又辉煌的。代数学的语言已经普及了、简化了、完善了，或者不如说，就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真正地形成了。方程式的普遍理论的最初基础，已经被提了出来，它们所做出的解答的性质被深化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答已经被人解决了。
对数的巧妙发明简化了算学的运算，便利了所有对具体事物计算的应用，从而扩展了各个科学的领域；在这些科学里对人们所努力要认识的具体真理的这类数字的应用，乃是以事实与一种假说或一种理论的结果相比较的方式之一，并且由于这种比较而达到发现自然界的规律。事实上，在数学中，方程运算的长度及其纯实践的复杂性都是有限度的；超出此外，时间甚至于精力就不可能达到了：如果没有这些幸运的简化方法的帮助，任何一项就都会标志着这门科学本身的界限以及天才的努力所能解决的极限。
落体定律是伽里略发现的，他懂得从其中推导出来等加速度运动的理论，而且计算出一个物体在真空中以一定的速度被抛出并受到沿着平行方向作用着的恒定力推动时所形成的曲线。
哥白尼复活了那个长期以来被人遗忘了的真正的宇宙体系；并且以视运动的理论推翻了那种体系中违反感官的一切东西；他以从那个体系中所得出的真运动的极端简捷性来反对托勒密假说所要求的那种几乎是荒唐的运动复杂性。行星的运动是更加为人理解了，开普勒的天才则发现了它们轨道的形状和按这些轨道运行所依据的永恒定律。
伽里略把新发现的、并由他所完善的望远镜应用于天文学，就为人们的眼光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在太阳表面上所观察到的黑子，使他认识到太阳的旋转，他还确定了太阳旋转的周期和定律。他指出了金星的各相，他发现了环绕着木星有四个卫星，它们循着巨大无比的轨道在伴随着它。
他学会了以单摆的振动来准确地测定时间。
因而人们有负于伽里略的乃是最早有关运动的数学理论，即运动并非同时既是均匀的而又是直线形的，还有有关自然界的力学定律的最初知识；人们有负于开普勒的乃是有关这些经验定律之一的知识，这些定律的发现有着双重的好处，既导致了对这些定律表达了其结果的力学定律的知识，又对那种知识补充了尚未容许人们获得的许多东西。
空气重量的发现和血液循环的发现，标志着由伽里略学派诞生的实验物理学的进步和已有长足进展而且不能与医药学相分离的解剖学的进步。
博物学和化学（尽管还有其幻想式的想法及其谜语式的语言）、药学和外科学，都以它们进步的迅速而令人惊讶不止；然而它们却往往以其仍然保留着那种怪诞的偏见的景象而刺痛着我们。
［我们不谈盖斯纳和阿格里柯拉的著作中包含着既有真正的知识又有同样之多的各种科学的或流俗的错误的混合，它们都很少有什么改变，我们只来看看巴里西的贝纳德，他既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取得我们建筑材料的采石场以及构成为群山的大量石块都是由海洋动物的遗骸所形成的，那是古代大地变动的可靠证据；又向我们阐述了水是怎样由于蒸发作用而由海上升起，再由于雨而回到地面上来，被粘土层所阻止，在高山上积成冰川，从而维持着泉水和江河的永恒的奔流；同时冉·雷伊则发现了空气与金属物质相结合的秘密，这是若干年以后推进了化学前沿的那些辉煌理论的最初萌芽。＇
在意大利，史诗的、绘画的、雕刻的艺术，达到了古人前所未知的完美境界。高乃依宣告了法国的戏剧艺术已经接近于达到更高的境界；因为假如说，对古代的热忱或许很有道理，使人相信从曾经创造出了这些杰作的人们的天才之中可以看出有某种优越性的话，那么以他们的著作来比较意大利的和法国的作品，理性就不能不看出艺术本身在近代人手里所做出的真正进步。
意大利语这时已经完整地形成了；而其他民族的语言则每天都看到有某些自己古来的野蛮性在消失。
人们开始感到形而上学和文法学的用处；开始认识了从哲学上分析和解释由字和词的构成习惯所确定的各种规律或各种程序的方法。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理性与权威到处都在竟相争夺自己的帝国，这场战斗准备了并预告了理性的凯旋。
正是这时候便产生了那种批判的精神，惟有它才能使得学问真正有用。人们仍需要去认识古人所曾做出过的一切；但他们开始懂得，如果他们要崇拜古人，他们却也有评判古人的权利。理性有时候要依靠权威，同时又是如此之经常地被用来反对权威；理性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