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整个存在危机的 １０ 年当中，靠让别人，要末是尚书们要未是皇帝本
人作出决定而设法保住他的位置。当 １５５０ 年俺答包围北京，要求互市权利
时，严把这件事交付专管入贡事务的礼部尚书。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他让灾
难的责任落在兵部尚书头上，其实兵部尚书是按照他的指示而行事的。
虽然他装出要把行政权力归还给尚书们的样子，他却暗中努力以求掌管
政策和人事事务。１５５０ 年 １１ 月，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不久，严因保证升任和
任命令人艳羡的职位而接受作为报酬的贿赂，因压下奏议，因纵容他的儿子
严世蕃（１５１３—１５６５ 年）滥用职权，以及因胁迫朝臣以致无人敢于反驳他而
受到弹劾。皇帝最初因这种揭发而不安，但陶仲文暗中为严说情。陶利用皇
帝不信任他的官员们的心理，说对严嵩的所有攻击是由朋党性质的嫉妒引发
的。皇帝倾向于把他的官员们想得很坏，接受了这种解释。严嵩在整个 ５０
年代期间因种种罪状而被弹劾，但他利用这种策略而避开了谴责。他利用皇
帝的猜疑和疑心，一再表明对他的攻击要末是朋党性质的嫉妒，要末是想通
过皇帝的主要大臣批评皇帝而引发的。
在他担任大学士期间，他从未使自己陷入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行政问题
——财政管理。正如他将其他的困难问题留给礼部和兵部尚书一样，他把财
政管理这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留给户部和工部尚书。
财政危机
尽管在 １５２２ 至 １５２４ 年间当杨廷和任首辅时，制定了经济制度，１５２５ 年
兵部尚书还是上奏说，主要的帝国粮仓只拥有相当于三年支出的结余，而粮
食的需求正在增加。例如，他指出皇城里的染织作坊（这只是北京许多皇家
制造业中的一种）雇佣了 １１０００ 多人，每年消耗粮食超过 １５００００ 石。由于运
河运输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船运 ４００ 万石粮食到北京，这些粮食必
须用来养活帝国机构和朝廷的人员、北京戍军、建筑队伍和边军。①
当 ３０ 年代任户部尚书的梁材（１４７０—１５４０ 年）因拒绝增加派到修建工
程去做工的人数，而于 １５４０ 年被解职时，有 ４００００ 多人在各种修建工程中做
工。工部尚书上报说，他只有 ６００００ 两银子可用，而应付而未付的物料和劳
务的款项有 ２７００００ 两。他指出从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用于修建宫殿、祭
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 ６００ 万两银子。他断定不能再照现在这样供应
工程的经费。皇帝同意除他自己在皇城西苑的建筑工程外，停止所有工程，
而西苑工程是所有工程中最费钱的。
３０ 年代期间，国库的银锭储备有时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而耗费一空。
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和传统的徭役制度相比，朝廷已经开始更加依
靠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徭役制度不能满足皇帝的特殊要求。对银锭
的需求很快超过了可以得到的补充量。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户部于 １５４４ 年建
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 ３０％折银缴纳，这项建议被批准。１５４０ 年以后，实
物税折银和用银偿付徭役变得普遍了，尽管税种表面上保持不变，折银率以
及用现金缴纳和用实物缴纳的比例各地都不相同。
面对连续不断的亏欠和缺额，皇帝于 １５４９ 年下令对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
起的帝国财政进行一次全面清算。户部上报说，从 １５２２ 年至 １５３２ 年京师粮
仓平均每年收粮 ３７０ 万石，其中 ２８０ 万石分配给军队、工役和工匠。粮仓通
常拥有相当于 ８ 年或 ９ 年开支的结余。１５３２ 年以后，平均每年的支出增加到
５３０ 万石，结余下降大约一半。储存银锭的太仓金库平均每年收纳 ２００ 万两
银子，其中的 １３０ 万两拨作边境防御之用。１５２９ 年北京的国库拥有 ４００ 万两
结余，各省省库一共拥有约 １００ 万两。但是 ４０ 年代期间，每年的常规支出增
加到 ３４７００００ 两银子，每年留下超过 １４０００００ 两的亏空，结余很快消失。
户部提出，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整顿能够实现节约。它建议建立一种整顿
帐目的制度，划分为四类：年税额，年收入，年支出和年储备。各部、朝廷、
军事管区和文官衙署年终应上报这种账目。户部尚书希望用这种方法，对当
时常见的不协调的现金和实物收付制度求得某种全面的写照。这一方案被批
准并付诸实施，但财政状况仍然继续恶化。
１５４３ 年，皇帝同意拿出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付边境防御费用，直到
１５５８ 年仍然生效的这一办法给太仓金库每年的收入增加了大约 １００ 万两银
子。１５５１ 年两淮盐政转卖余盐每年获得 ３０００００ 两银子的利润，这一办法直
到 １５６５ 年仍然有效。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的办法使金库预期的岁入银两达每年
５００ 万两左右，但很少能够征足这个总额。
１５５２ 年户部上报，用于帝国和边境防卫的费用每年总计支付银子已达
① 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3。
５９５００００ 两，而每年收入的银两，由于免征和拖欠税款，总计不足这个总额
的一半。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户部尚书建议在长江三角洲的富裕各府征收 ２００
万两附加税。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此后这成了征收用银子缴纳的附加税以
偿付特殊费用的普遍方法。但是，在 ５０ 年代期间，东南的富裕各府受遍布的
海盗和盗匪之害，又遭受了异常多的自然灾害。在许多地区连正常的税也不
能征收；根本不可能考虑附加税。
１５５３ 年，南京的官员们抱怨，省库储备经常耗尽，没有留下可用于赈济
淮河流域的天灾的款项；但是户部没有款项可以提供，也没有现存的救济物
资。在接踵而来的严重旱灾和洪水泛滥中，几千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求食。
米价上涨了一倍多，饿死是常见的，街头堆积着尸体。到了 １５５４ 年春天，这
座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时疫。不得不分发现有的无论什么款项和物资以养活北
京的居民。
５０ 年代期间，每年支出的银两在 ３００ 至 ６００ 万两之间波动，每年都有亏
空。必须依靠种种额外税收和附加费，依靠直接征用物资，依靠行政方面的
节约来弥补这些亏空。５０ 年代期间东南进行的军事行动，是靠遭受袭击的地
区的巡抚征收附加税和派款提供资金。由于这些军事行动拖长，通常是靠对
所有负担徭役的家庭摊派附加税，提前征收以支付军队给养。而且，当需要
的款项增加时，还要强派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五花八门的特别税，其中的许
多种此后再也没有撤消。１５６２ 年以前就这样征收了 ４０００００ 到 ５０００００ 两银
子；１５６２ 年停征了一些税。但是，尽管这些费钱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皇帝
仍然把省的款项拨作己用，让地方的行政官员们想办法偿付一切费用。
在紫禁城的几座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于 １５５７ 年 ５ 月被焚毁以后，
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它们必须马上重建，而宫殿的修建费用很大。（１５９６ 至
１５９８ 年间重建紫禁城内两座主要寝宫花费的银子超过 ７３００００ 两。）这次，
工程进行了五年，宫殿和大门 １５６２ 年才完工。而在 １５６１ 年，当这项大规模
的建筑工程正在进行时，皇帝在皇城西苑的寝宫又被焚毁。
１２ 月 ３１ 日，皇帝在喝了一夜酒之后，和他当时的亲信到在宫中建立的
一个貂皮衬里的小帐篷里就寝。当他们嬉戏的时候，一盏油灯不慎被打翻；
火立即从寝具蔓延到帐篷，然后延及整个寝宫。没能救出任何东西。皇帝的
全部服饰和珍藏的无法弥补的贵重物品全都毁于火灾。这座寝宫也必须立即
重建。由于利用搜集来修建皇帝朝觐大殿的物料，这座寝宫只用四个月便完
工了。所有这些工程都是在建筑师徐杲的指导下完成的，徐杲在名义上拥有
工部尚书的身份。
南京戍军的反叛
这些费钱的修建工程引起了对银锭的更大需求，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节约
办法被提了出来以增加银两的收入，有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大多数的建
议涉及利用粮银比价的波动，以便换算的比率和市价可以更紧密地结合起
来。这样就能控制换算的比率和价钱，使之有利于政府，能够赚得少量利润。
这些节约办法很多是以牺牲南京戍军的利益而实现的。这支戍军是在 ５０
年代期间招募来保卫南京以防大群海盗的劫掠的。这支戍军的粮食定额最初
在 １５５８ 年被削减，并连续不断地进行审查以保证把死亡士兵从名单中去掉。
当这些节约办法证明还不够时，南京的户部尚书提出，通过降低一年两个月
的换算比率（支付的银两每石从 ０．５ 两降到 ０．４ 两），能够可靠地省下一笔
钱。１５６０ 年，南京负责粮仓的户部侍郎建议，停发新兵每年 １２ 石名为“妻
粮”的补贴。①
这是一项不合时宜而欠考虑的措施。１５５９ 年，长江三角洲发生了一场严
重的旱灾，到 １５６０ 年春，南京的米价涨到每石 ０．８ 两银子，为上述新换算率
的两倍。１５６０ 年 ３ 月，当南京戍军的士兵们发现上述口粮补贴最近被削减时，
他们怕这种办法很快便会用到他们身上，他们暴动了。户部侍郎被从他的衙
署拖了出来，杀掉，并被赤身裸体地从一座牌楼悬挂出来，士兵们在那里向
他的尸体射箭。
南京的所有高级官员在守备衙署集会以便决定怎么办；但是，当暴动的
士兵包围了院子时，他们被迫逃命。在户部发给他们 ４００００ 两银子后，部队
终于平静下来。局势非常不稳，以致朝廷甚至拒绝调查这一事变，戍军没有
受处罚。
这些问题还和对省库的经常而不断增长的另一种需求——皇族成员的俸
禄——掺合在一起。到 １５６２ 年，当一个御史提出这一问题时，被王侯之家占
用来支付皇族族人俸禄的粮食超过了 ８５０ 万石（或所值银两）。这个数量还
不够，需要支付的俸禄逐代增多。没有一个明智的官员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
想过问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皇帝仍然只同意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在 １５６４ 年以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年，１００ 多个皇族族人包围了陕西
巡抚府第，要求付给他们这时欠下的 ６０００００ 石俸禄。省里的官员只能筹措到
７８０００ 银子，不能使这些皇族族人满意。最后皇帝只好把所有皇族族人降为
平民，并警告他们的亲王不要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而俸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７０ 年代以前，帝国的岁入没有增加。朝廷官员们没有提出革新的政策，
南京的叛乱突出地表明，行政上的节约措施能实际付诸实施而无麻烦后果的
是多么少。这些年对银两的不断需求确是酿成了税收制度方面持续时间很长
的改革，这些改革后来整理成为“一条鞭法”。在这种制度下，从前按户摊
派的徭役和其他杂役负担被折算成银两缴纳，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并入田
赋。这种改革最先在东南沿海省份开始，那里银子充裕，同时由于大规模的
贸易和商业，在商业事务中长期以来都愿用银两。
① 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充分的说明，见卡尼？T。费希尔：《明代中国的大礼之争》＇163＇（安阿伯，1978 年）
和中山八郎：《再论嘉靖朝大礼问题之起源》＇405＇，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 年），
第 37—84 页。
贸易和海上抢劫
在 ２０ 和 ３０ 年代期间，小群海盗沿着从浙江到广东的东南海岸到处袭击。
这些袭击由隶属于不同首领的帮伙进行，他们和当地民兵打仗，也同样多地
互相交战。海盗帮伙常常包括因各种原因而被迫过非法生活的平民和没有自
己的计划或抱负的百姓。当他们能够依靠贸易赚钱时，他们便从事贸易或为
其他的商人和海盗当掮客；当他们不能做买卖时，他们便抢劫；他们常常既
做买卖，又进行抢劫。为了减少这种非法行为，朝廷再三颁布海外贸易的禁
令。但是这种禁令不易推行，因为当地行政和军事当局本身都卷入了这种违
法贸易的行为。①
沿海戍军的纪律已经变得松弛，多数军官（他们保有世袭的职位）没有
战斗经验。应该查禁海外贸易的军队的官员们反而充当海盗、外国商人和当
地商人之间的掮客。１５２９ 年，福建温州的几个指挥官由于这样干而被谪戍。
其后皇帝命令地方当局扣押并毁坏这个地区有权势的家族用于海外贸易的所
有大船。当地的同业者拒不合作。当地社会大部分都在某些方面和这种非法
贸易有联系。富有之家为船舶（常常装有大炮）和货物提供资金；军官们在
交易中充当掮客；平民百姓在商船船队中做工，出卖他们能够在内地买到的
货物。海外贸易构成了许多人的生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查禁海外贸易对
谁也没有好处。
地方当局根本不理皇帝的敕令。１５３２ 年，广东巡抚被召回，因为他不能
扑灭当地入侵沿海地区几近 １０ 年的海盗。１５３３ 年，兵部抱怨已经颁布的禁
令没有予以实施，武装的船队沿着海岸任意抢掠。１５３４ 年捕获的一个海盗有
５０ 多艘大船听他的指挥。他入侵浙江沿海地区已有好几年，最后在一场血战
中被捕，血战期间死了许多帝国的士兵。当地方的司法当局在这一案件中从
轻判刑时，皇帝命令他们改变他们的判决，还派了一个朝廷的官员去指导他
们重审此案。他希望判处所有卷入的人死刑。地方的当权者必须受到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