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皇帝甚至在 １４１０、１４１４、１４２２、１４２３ 和 １４２４ 年几次讨伐蒙古的战役中
也随身带着几位大学士。在这些情况下，皇帝让太子朱高炽（１３７８—１４２５ 年）
——即后来的洪熙皇帝——先是在南京、后来是在北京留守，看管政府，并
且指派他的秘书班子的成员做太子的顾问。这种安排在他后来的统治年代中
变得司空见惯了，因为皇帝这时经常离开京师，内阁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的内
阁。这种办法使得太子和大学士更加密切了关系，它在永乐帝死后对稳定政
①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686 页。
②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196 页。
府起了作用，因为这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为皇帝服务。
皇帝在 １４０２ 年挑选了那七名翰林学士之后再没有选用新的大学士。除了
胡俨在 １４０４ 年另就国子监祭酒外，其余的人都任此职许多年，其中有四个人
一直到死。在永乐之治的初年，解缙是这些人中的首席学士；但是他在 １４１１
年被囚禁，并在四年之后死于狱中，因为他得罪了想取代朱高炽为太子的皇
帝的次子朱高煦。解缙曾经竭力支持朱高炽为太子，而强烈反对另换朱高煦。
①
皇子争嫡的斗争的卷入也使得黄淮和杨士奇失宠并于 １４１４ 年被拘禁，因
为他们也捍卫太子朱高炽，反对朱高煦的指责，即所谓朱高炽在皇帝离京远
征蒙古时在南京处理国事中未能恪尽职守。杨士奇马上被释放，但是黄淮一
直被囚禁到 １４２４ 年，在永乐帝去世后立即官复原职。①在解缙于 １４１１ 年倒台
以后，胡广变成了首辅；胡广在 １４１８ 年死后，杨荣接了他的位置。胡广和杨
荣——同金幼孜一起——有一两次跟随皇帝讨伐过蒙古部族。杨士奇一直跟
随太子，终于在 １４２４ 年上升为首辅，迄 １４４４ 年他去世时都未离开过这个职
位。①这个大学士集团终永乐之世一直在职，并一直献身于皇帝的各项政策；
他们是永乐帝重建文官政府中的柱石。
皇帝用专门知识的标准仔细地挑选六部首脑；和大学士的情况一样，他
也让他们长期任职，让行政官员酌情处理行政细节，比明太祖放手得多。这
种办法保证了文官政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长期任职的尚书包括吏部尚
书蹇义（１３６３—１４３５ 年），在 １４０２ 至 １４２１ 年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１３６６—
１４３０ 年），从 １４０９ 年到 １４２４ 年任礼部尚书的吕珍（１３６５—１４２６ 年），分别
在 １４０４ 至 １４１５ 年和 １４０９ 至 １４２１ 年任兵部尚书的金忠（１３３５—１４１５ 年）和
方宾（１４２１ 年死）；分别在 １４０５ 至 １４２２ 年和 １４０７ 至 １４１６ 年任工部尚书的
宋礼（１４２２ 年死）和吴中（１３７２—１４２２ 年）。②
和新任命的大学士一样，这些关键性的尚书都是少壮派，四十来岁。事
实证明，他们全都是很优秀的尚书：在永乐帝整个统治时期任吏部尚书的蹇
义是文官制度的设计师；一直到 １４２１ 年被拘囚时为止同样地担任户部尚书的
夏元吉是一位理财能手；１４２２ 年去世之前一直任工部尚书的宋礼负责监督迁
都至北京的工作。政治的连续性只有一次严重地中断过，那是 １４２１ 年当夏元
吉、吴中和方宾因反对第三次征讨蒙古之议而使他们的宦途经受危险，因为
他们主张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比出兵更重要，这便激怒了皇帝。方宾自杀了；
夏元吉和吴中被囚禁，直到皇帝驾崩以后才官复原职。
不幸的任命只发生在刑部和都察院。原任刑部尚书（１４０５—１４０８ 年）的
吕珍在 １４０９ 年改任礼部尚书，后又被刘观（１３８５ 年进士）接替，刘观一直
干到 １４１５ 年。１４０３ 年被任命为都御史的陈瑛在 １４１１ 年因滥用权力被处死。
刘观在 １４１５ 年接手做左都御史，直至永乐帝宾天之时；他最后也被指责有贪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北京，1980 年），第 161—169 页。又见王崇武：《读明
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 年），第 6—10 页；王崇武：《明靖
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130—132 页。
① 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7 页。
① 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03 页。
② 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明代纪年问题》
＇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 350—355 页和 366—371 页。
污行为，可是他直到 １４２８ 年才垮台。刘观的刑部尚书的后任是吴中，他被认
为是一个好尚书，但也在 １４２１ 年因抗议皇帝第三次出兵讨伐蒙古而被下狱；
自此以后，刑部尚书一职一直虚悬以迄永乐帝之死。①由此看来，六个部中有
四个部（吏、户、礼、工部）在整个永乐帝时期或其大部分时期是只有一个
尚书主持部务，其中某些尚书继续在后来的君主下面任同样的职务。整个 １５
世纪中在主要尚书之中存在这样异常稳定的情况，这与洪武时期权力被肢解
和任期短暂的特点相比是刚好相反的。它保证了永乐帝时期和永乐帝以后的
时期文官政府中行政上的连续性。
下级文官行政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通过科举考试贮积知识分子
人才，并选拔他们充任各级政府的官吏。全帝国的考试在 １４０４ 年和 １４０６ 年
已经恢复，但是，廷试由于皇帝出征蒙古而长期在外，因而拖了五年，直到
１４１１ 年才恢复。１４１２ 年以后科举均按期举行，永乐朝共有 １８３３ 人进士及第；
比之从前时代，有更多的进士立即实授了官职。到了 １４２４ 年，已经有足够的
进士去担任直至县一级的大部分负责的文官。在这些年中科举几乎变成了获
取高官的唯一途径，而关于任命、升迁、贬黜和考绩的规定逐渐严格起来。
许多进士变成了能干的行政官员，而且他们在永乐朝和以后朝代中在保持文
官政府总的品质和稳定性上起着主要作用。②
宦官与锦衣卫
皇帝在揭示了变节行为如何能够颠覆皇上之后，便重新组织了他的监视
网，以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时用它来监察弊政。为了获取情报，他不仅
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他也依赖自己的宦官和锦衣卫。
宦官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公开表示绝对的
忠诚，并且准备随时执行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皇帝给宦官们的信任大于对
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让他们广泛地从事监视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宦官们
由于在建文朝时已经忠实地履行各种不同的特殊使命而显示了他们的价值，
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们泄漏机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败仗。其结果是皇
帝把曾为建文帝服役的许多宦官倚为心腹（其中有几个人还是蒙古、中亚、
女真或朝鲜人），并且经常使用他们。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领船队远航东南亚
和印度洋的郑和（１３７１—１４３３ 年？），还有李达、侯显（活跃在 １４０３—１４２７
年）和亦失哈（１４０９—１４５１ 年），这三个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国去。
另外还有许多不这么知名的宦官也给皇帝执行了不同寻常的任务。①这些
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报，其中包括官员、皇族宗室成员以至平
民百姓；作为给紫禁城内庞大的皇室负责采办的官员，他们被任命为特派员，
为皇宫的建筑工程去获取稀世珍宝和稀有材料；另外，他们也被派去进行征
战或执行外交使命。可是，他们因职在刺探文武官员的言行而臭名昭著，不
得人心。宦官们在搞调查和执行判决时拥有绝对的权力；另外，虽然他们确
① 见上面注＇35＇所引吴缉华的著作。
② 关于此事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北京，1933 年），第 68、95、101 页。
又见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时期的幻象和现实》＇28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1 年），第 44—46
页。
① 关于对建文皇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 83—88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98—401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170—172 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第 42—45
页。
实揭露了某些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伪造罪名，而且侵权妄为，从而常常
造成悲剧性后果。１４２０ 年，在北京设了特殊的调查机构——东厂；这个机构
交给宦官掌管，从来不受正规司法当局的辖制。它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治安保
卫机关的牢狱，而且，关于东厂实行的非法监禁、严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
人于死地的传说一直在公众中流传不息，直至明朝的灭亡。①
为了加强帝位的安全程度，皇帝又重建锦衣卫来协助宦官搞调查工作。
锦衣卫最初由洪武帝在 １３８２ 年通过重建他的个人卫队而创立，但是它的警察
职能在 １３８７ 年被撤消，因为那时发现了锦衣卫的某些军官有越权和滥用权力
的行为。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复他的锦衣卫的那些功能，永乐帝征调了他信
任的许多军官做它的指挥使；这些人中有非汉人的指挥使——特别是已经赢
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这些指挥使以各种秘密调查之权，
还授权让他们拘捕和处罚一切被怀疑向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人。②
锦衣卫的指挥使不仅调查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还要调查内廷和皇室的
成员。比如，皇帝利用锦衣卫暗中监视他的异母弟宁王朱权（１３７８—１４４８
年），甚至他还刺探他的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不但如此，锦衣卫
的成员还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并玩忽法律，收受贿赂和迫害无辜。最臭名远
扬的违法乱纪的指挥使名为纪纲（１４１６ 年死），他因在内战中效命有功而受
到皇帝的恩宠。他被委以最秘密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他滥用了这种信任，
因贪黩和压榨而使自己声名狼藉。据说他还阴谋反对皇帝，所以他终于被捕
并被处死。结果皇帝对他给予锦衣卫的广泛权力警惕起来，也认识到了专门
依赖锦衣卫搞调查工作的危险性。他于是更转向被委派负责东厂的宦官们；
他们在秘密工作中终于超过锦衣卫，有时甚至也直接调查锦衣卫本身。
在永乐帝时期，宦官和锦衣卫对皇帝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
只有他们能被紧紧地控制住，他们才能为一位君主工作，象他们在刚强的永
乐帝和他的父亲手下工作时那样。没有这种制约，他们的广泛而不受限制的
权力使得他们在后世君主手下能轻易地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损害皇帝的利益，
因此为祸于百官，瓦解他们的士气。永乐帝在使用这些权力的手段时创造了
明朝专制主义的一种最可鄙的形式。
帝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意识形态
皇帝受命的合法性
皇帝一直关心巩固他的权力，他同样倾注全力来使他受命进行的统治合
法化。他是在对建文皇帝进行暴力的造反以后才坐上皇帝宝座的。在那次战
役中，未来的永乐帝对他的侄儿提出了一系列指控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义
的。他即位以后就履行他“拨乱反正”的誓言，处死了许多“奸臣”，恢复
① 关于在明末私家文学作品和各种著述中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同传说的描述，见赵士喆：《建文年谱》＇49＇，
第 2 编（序 1636 年；重印本，上海，1935 年）；伦明：《建文逊国考疑》＇363＇，载《辅仁学志》，73，2
（1932 年 7 月），第 1—62 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31—42 页；以及铃木正：《建
文帝出亡说考证》＇493＇，载《史观》，65，6 — 7（1962 年 10 月），第 160—185 页，和 68（1963 年 5 月），
第 50—69 页。
② 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 139—143 页。详见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第 169—179
页；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58＇（高雄，1960 年），第 59—71 页。
了被建文帝所违异的祖宗制度。①这些行为无疑地支持了永乐帝的要求取得合
法性的权利，但是，他的反建文帝朝廷的许多说法是与历史记载上的材料截
然相反的。这些历史材料暴露了他的指责是何等的虚伪，以致它们严重地破
坏了他的合法身份，除非它们能和他早先的一些说法能调和起来。
在他做了皇帝的最初 １０ 年中，永乐帝和他的顾问们在编订朝廷的实录中
搞了一系列历史编纂学上的修改，以确保他受命的合法性。他们的势力不仅
导致了对政变的有偏见的相反的叙述，使之能对永乐帝有利；它们还把从洪
武帝时代起的记录大肆删削和窜改，砍掉了和永乐帝的声明相冲突的一切材
料。①《奉天靖难记》（约在 １４０３ 年）、《天潢玉牒》（约在 １４０３ 年）和《太
祖实录》（它第一次修订于 １４０２ 年，在成于 １４１８ 年的现在仅存的版本中再
次加以修订）——这些著作都是旨在重写建文朝历史的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成
果。看来是永乐帝的主要顾问姚广孝和他宠爱的翰林学士解缙两人在编写和
完成头两部著作以及在修改太祖的《实录》中出了大力。①
在所编的用来支撑永乐帝的权利的合法性的著作中，第一部便是《奉天
靖难记》。宫廷史学家们写这本书时把未经证明的武断之词和谎言都写进了
事件的叙述中去，以丑诋建文皇帝。它们指责他是一个卑鄙堕落的君主；他
使用了“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