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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战前、战时的日本政府是极为仇视共产党的。在日本国内，到1935年，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员大规模搜查、逮捕、入狱、强迫写“转向”（变节）声明，甚至使用特务盯梢、严刑拷打（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务逮捕的当天即被拷打致死）等种种手段，基本上将日本共产党“肃清”干净了。日本侵华时，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是中国国民政府“抗日容共”，因此要予以“膺惩”。可见当时的日本是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之敌的。在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斩尽杀绝的“围剿”政策时，要说中国共产党当时竟然能够拥有“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开战”的能力，如何可能呢？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人，竟然如此默契地配合“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未免太弱智了吧，竟然如此甘愿上共产党的“圈套”，为了共产党的“渔翁之利”而不惜打一场战争。蒋介石、国民党的智力若如此低下？日本人的智力若如此低下？今天的谷泽与渡部之类的日本右翼分子，以自己的小聪明和幻想力，编造出“共产党先开第一枪”、“共产党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开战，自己得渔翁之利”这样鬼话来欺骗现代日本年轻一代的读者，真是对日本读者的愚弄，也是对历史的愚弄。假如共产党员真要做“渔翁”，那就应该在抗日烽火燃烧起来后，袖手旁观、等待日本和国民党两败俱伤，自己坐享其成，“收渔翁之利”。可是事实上，连当年的日本军队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在占领区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最怕、最恨的也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第1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共产党及八路军为抗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成为幅员广大的敌后地区的唯一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消耗和牵制日军、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做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也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抗日，在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成为敌后中国民众的依靠和希望，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其势力反而迅速壮大，也进一步获得了存在的合法、合理性。想当年日本将“防共”作为入侵中国的一个理由和借口，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恐怕是日本侵略者也始料未及的吧。此后，渡部升一的“中共开枪”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与一位自称是“孔子的第××代孙”的中国人合作写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中共军，在卢沟桥向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两方面同时开枪。虽然细节经过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开枪事件是中共所为。他们认为那样一来，日本军和国民革命军就会互相攻击，就会开启战端了。”（见渡部升一、孔健合著《中国人和日本人哪个残酷和狡猾？》第55页，德间书店2000年版。）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不但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反过来，谷泽和渡部进一步把日本描写为委屈的受害者。他们全面否定战后日本的和平民主秩序，认为是“战后民主主义毒害了”日本，而战前的日本简直就是理想国。自诩“历史通”的谷泽永一甚至说出这样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从古代开始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国家”！渡部升一、谷泽永一《拜啟韩国、中国、ロシア、アメリカ合眾国殿：日本に“战争责任”なし》，第236页，光文社1997年版。他们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集团使用的“私刑”，东京审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裁决是“历史的伪造”。他们认为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所说的“是日本军硬要我当皇帝”是一个“谎言”，断言东京审判“不仅是对日本，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蹂躏”。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反咬一口，把中国的固有领土西藏、新疆乃至所谓“满洲”（中国东北地区）都说成是“国家”，说中国“现在仍在侵略着”这些“国家”！他们故意混淆“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竟然像现代的恐怖主义分子那样，完全无视现行国际法，也完全不承认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地位与尊严，这无异于向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叫板和挑战，简直就是国际黑社会分子和跳梁小丑之所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也包括中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连日本这样少有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实际上也并非那么“单一”。日本的北海道就曾经是“虾夷人”居住的地方，冲绳原来称为琉球，历史上本来不属日本而属中国，从前琉球岛上的居民许多也并非日本人。假如按照渡部、谷泽的逻辑，人们倒是应该向这二位教授请教：“现在仍在侵略”北海道的是谁？“现在仍在侵略”琉球岛的又是谁？！
我们记得，渡部升一曾写过一本题为《日本人的气概》的书，宣称只要日本人坚持不谢罪，就会恢复日本人的自豪，就会保持日本人的“气概”。公然对韩国、中国、俄国、美国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就是他的“气概”吧？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强盗的“气概”，是无赖的“气概”，是小丑的丑态毕露而已。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3）
我们还记得，渡部升一曾和另一位右翼人士冈崎久彦合作写过一本题为《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一书，认为只要将日本的历史粉饰一新，日本就会成为“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然而，倘若日本国民不幸都是渡部、谷泽这号“国民”，则世界各国人民谁会“尊敬”你？倘若日本是由这号“国民”组成的“国家”，则其国家的“品格”又何在耶？
我们还记得，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曾合著了一本题为《谁把历史弄成这样？》的书，指责战后反省侵略战争的人“糟蹋”了日本历史。然而，相信有正义和良知的读者读了《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类书之后，就会禁不住发问——究竟是“谁把历史弄成这样”？
我们还记得，谷泽永一曾写过一本书，题为《恶魔的思想》，将战后和平、民主的思想视为“恶魔的思想”。然而，相信有一定判断力和良知的读者，读完《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本书后就会明白，什么才是“恶魔”，什么才是“恶魔的思想”！
所以，本章借用谷泽使用过的“恶魔的思想”作为大标题，是要把“恶魔的思想”这一专利品，“完璧归赵”地奉还给谷泽永一。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藤冈信胜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作为东京大学教育专业的教授，藤冈信胜以反对历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为标榜，提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组织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并以此为理论根据重新解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现代史，将日本的对外侵略正当化。可以说，藤冈信胜的自由主义史观，就是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创始人是藤冈信胜（1943～）。此人现为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他从1994年起，在颇有影响的《社会科教育》《诸君！》《现代教育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攻击日本战后教育、全面否定日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呼吁进行所谓“近现代史教育改革”。他指责战后日本中小学的近现代史教育是失败的，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没有国家意识，对国家的历史缺乏自豪感，视野狭窄、自我封闭。这种指责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多少触及了日本当代教育的一个侧面。他所指出的问题，实际上不单是当代日本存在的问题，也是所谓“饱食时代”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着多方面复杂的根源。但藤冈信胜却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简单地统统归咎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是历史教科书向学生灌输第五章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了错误的历史观所致。他把这种所谓“错误的历史观”称为“反日史观”、“黑暗史观”，并进一步概括为自我虐待的“自虐史观”。基于这种认识，近十几年来，藤冈信胜网罗一些教育界的右翼人士，包括几名大学教授副教授、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中小学（含“高校”即高中）的教谕（校长）及历史教师，乃至自营业者、职员等，于1995年组织了名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团体，并出任该“研究会”的“代表”。为宣传所谓“自由主义史观”，藤冈创办了《近现代史的教学改革》季刊。1996年底，藤冈还参与了另一个右翼文化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详见本书第三章），并在该会中任副会长。近十几年来，藤冈信胜陆续出版了几本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书，其中包括《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善玉、恶玉“善玉”、“恶玉”是日本名词。源于江户时代通俗读物《草双纸》中脸上画有“善”字的好人或画有“恶”字的坏人，后专指好、坏，或好人、坏人。史观》（明治图书1996年3月）、《被污辱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1996年10月）、《“自虐史观”的病理》（文艺春秋1997年9月）、《被束缚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1999年10月）、《国民的疏忽》（与西尾干二合著，PHP研究所1996年、2000年增补文库版）以及编著《教科书不教的历史》（1～4册，产经新闻社）等。同时，他还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中的其他右翼学者一道，相互唱和，紧锣密鼓，通过专题座谈会、演讲、辩论会、对谈、到政府部门上访、给政府大臣写公开信等种种形式，蓄意造势，在日本教育界、文化界掀起了企图否定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风潮，在日本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1）
藤冈信胜在《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善玉、恶玉史观》一书的前言中，他对所谓“黑暗史观”和“自虐史观”做了以下概括：
藤冈信胜
《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书影
由于明治维新，农民丧失了幸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人的剥削更为严重，工人运动遭到镇压——诸如此类的谎言甚嚣尘上，这就是“黑暗史观”；从明治初年日本就对大陆一路侵略下去，蹂躏近邻各国，最终国民深受其害——如此专门描述日本的暴虐无道的，是“自虐史观”。这就是历史教科书的基调。更为严重的是一群在历史教育界有着很大影响的教师和研究者们。这些人在心理上把自己置于日本这个国家之外，像谈论别人的坏处一样地，不遗余力地暴露日本的“恶行”。形成这种心理的基础，无非就是相信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必将在日本实现这一幻想。所以，对现在的社会兴师问罪，就是对未来理想的皈依，就能显示自己的思想水平之高。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善玉·恶玉史觀を超ぇて》，明治图书1996年版。
在这段话中，显示了藤冈信胜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某些基本信条。换言之，“自由主义史观”的实质，一是要摆脱所谓的“黑暗史观”和“自虐史观”，二是要对抗社会主义信仰。这就是自由主义史观所要的“自由”。
首先，在他看来，历史教科书写了一些负面的历史事实，就是“黑暗史观”。而“黑暗史观”当然是错误的、要不得的历史观。换言之，作为历史教科书，就应该不写“黑暗”、只写“光明”才行。这与战争中的日本“皇国史观”，与林房雄、中村粲的“大东亚史观”、与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观，同出一辙。关于这一点，藤冈信胜参与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会及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叫山本夏彦的人讲的一段话最为明确，他说：
关于教科书，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说自己国家坏话的教科书，那不叫教科书。自己的国家即使干了坏事，也秘而不宣，那才是教科书。哪一个国家都是这么干的，这是常识。转引自西尾干二《歷史を裁判愚かさ》，第66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
这是哪家的常识？日本右翼学者动辄以“中国的历史都是共产党的宣传”为由，否定中国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的可信性，然而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说中国的“坏话”的地方、反思和批评中国的地方简直太多了。“不说自国的坏话、不写自国的坏事”，这绝不是哪个国家都有的“常识”，而只是战时日本流行的“皇国史观”及军国主义史观的“常识”，是藤冈信胜及日本当代右翼学者们的史观和信条。也正是从这一信条出发，藤冈信胜把如实承认日本对邻国的侵略，称为“自虐”和“自虐史观”。
第二，藤冈信胜将所谓“自虐史观”的形成，归结为“社会主义必将在日本实现这一幻想”。这句话的意思无疑等于说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岂不可笑？藤冈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是事出有因的。藤冈自述自己曾经信仰过社会主义，自称战后自己的思想中有两个支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