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宪法”。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和首相的不够强有力，导致军部的权力膨胀，其行动常常超越政府，就出现了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就形成了军部与政府并立的“二重政府”。在“支那事变”中，“政府一再向世界和国民强调‘不扩大’方针，而处于当事位置的军部却不断将战争扩大。国家的战争指导者究竟是谁？明治宪法的缺陷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暴露得那样明显”。
乍看上去，渡部升一所说的似乎不太乖离事实。日本的军部在战争期间实在十分地跋扈。但渡部的企图并非要指责军部的跋扈，而是要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右翼分子，渡部升一是一个狂热的皇室中心主义者。他在《昭和编》的前言中，对他的尊皇思想有一段自述，其中写道：
那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视点。
欧洲——乃至全世界各个地方——其王家的系图均与神话中的诸神联系在一起，但最后全都灭亡了。为什么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古代的传统形式？如果说日本是能够维持古代传统的唯一一个王朝的话，那么，日本的国体岂不是万邦无比的吗？
就这样，我在德国的大学校园里，发现了日本国体的万邦无比的明确的根据。那时距今已经四十四年了。我那时二十六岁（1956年左右）。
（中略）
距今三十年前，在美国做客座教授回来不久，我就认为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写一本关于日本人及其历史的书。……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第5～6页，祥传社文库版2000年。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5）
可见，《从日本史看到的日本人》的中心思想，就是宣扬天皇“万邦无比”的优越性。实际上，这种书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多得很，现在渡部的这本书尽管有一些新的视角，例如并不像战争中那样肯定军部，但本质上不过是“皇国史观”的老调重弹而已。
战后的皇室中心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坚持“天皇无战争责任”论，渡部升一也不例外，而且还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彻底地为天皇开脱，并为此而用了《昭和编》的四分之一的篇幅。但是，这显然是徒劳的。明治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伊藤博文在《宪法释义》中写道：“兵马的统一乃至尊的大权，专属帷幄之大令”；另一方面，天皇亲自颁布的《军人敕谕》中，明确写着“军人不得干政”，即要求军人只能听指挥，而不能干预政治。换言之，从明治时代一直到日本战败及1947年新宪法的确立，日本的昭和天皇都是法定的日本军队的大元帅，即最高统帅。日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所以在“满洲事变”后日本军队普遍由先前的“国军”改称为“皇军”。日本近代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日本政府内阁的短命，内阁和首相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但对外侵略的大政方针却丝毫不变，这就是因为有了天皇的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议会或许对军部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但天皇却有。准确地说，只有天皇才对军队有约束力、统帅力。实际上，日本侵略史上历次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天皇最后决定的，而且是由天皇发布开战命令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与决策机关“大本营”就设在皇宫内。据记载，在侵华战争期间，昭和天皇常常是一天到晚身着戎装，紧张专注地指挥着战争，为此取消了在海边散步的习惯，令身边的人极为“感动”。参见：全国各县代表新闻五十社执笔《支那事變皇国之精華》，第1页，上海每日新闻社1939年1月版。这里根本不存在渡部升一所说的“统帅权干犯问题”，假如真有谁干预、“干犯”天皇的统帅权，那就必将被定为“大逆罪”而受到惩处。1936年2月的“二·二六”事件（一些少壮派军官因搞政变遭处决）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日本全国准备“一亿玉碎”，连中小学生和妇女都在军训，打算与“敌人”鱼死网破。美国投下原子弹后，也看不到日本打算投降的迹象。在各个战场上，不知有多少人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赴死。可是，就在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放送”播出之后，各个战场上的日军的拼死抵抗却戛然而止，立即放下武器，没有一处日军违抗天皇的命令。可见日本军队是如何地绝对服从天皇的指挥。因此，渡部升一从所谓“明治宪法的缺陷”来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是拙劣的和徒劳的。
渡部升一就这样否定了天皇的战争责任。同时把“扩大”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军部那里。但是请读者注意：渡部压根儿就不承认日本有什么战争责任，因而他当然也就不会承认日本的军部有战争责任，而只是认为日本的军部将战争“扩大”了。接下来，在《昭和编》的“从世界史看大东亚战争”一章中，渡部在否定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又进而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
渡部升一认为，有三个“外部条件”，或者说是三个“外压”，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大东亚战争”。他写道：
第一，是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由此让日本人清楚地看到人种的差别歧视。国民从感情上觉得，决不能盲目地服从白人所制造的世界秩序。
第二，由于美国制定了“赫里·斯姆特法”这样一个空前的贸易保护的恶法，世界陷于了无限的经济危机。为了对抗这一法律，英国在奥塔瓦会议上决定结成一个布罗克经济圈。不像英国那样拥有广大殖民地的日本该怎么办呢？……
第三，支那大陆严重的排日、侮日运动，使奉行不干涉内政和归还既得权益为支柱的非帝国主义的币原外交“币原外交”，指的是1924年6月就任外相的币原重喜郎提出的对华外交思路，即所谓对华“不干涉内政”。这是在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高涨和国际压力之下，在对华政策上做的一种调整，其特征是对中国推行经济侵略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方针。成为不可能。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第10～11页。
渡部升一的这些论调，与中村粲、西尾干二等右翼文人的论调基本相同。渡部升一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全都归结于这些外因和“外压”，是十分荒谬的。第一，美国当年所排斥的，是整个亚洲的移民，也包括华人移民，但中国人并没有因为美国的白人搞种族歧视，就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日本却发动了战争，并且最先发动的是侵略中国、而不是侵略美国的战争。第二，美国人、英国人结成什么经济圈，是一种经济贸易行为，这种行为在当代世界更是屡见不鲜，况且这种经济圈并没有制止日本人的和平合法的对外贸易。因为美国出台一部保护本国贸易的法律、因为英国结成一个经济圈，就发动对第三国——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完全不合逻辑。第三，所谓“支那大陆的严重的排日、侮日运动”，确实存在。但是“排日”、“侮日”的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国，假如日本没有侵略中国，那么以中日历史上传统的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中国人不会专门“排日”、“侮日”。何况，日本人是不请自来，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上“排日”。倘若日本不在中国横行霸道，哪会有什么“日”可“排”呢？
渡部的老搭档谷泽永一为《昭和编》这样一本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充满偏见、谬误的书，写了一篇“解说”附于书后，肉麻地将其称为“将历史一锤定音的现代史名著”。其中写道：“现代著作家所必要的，就是独立自恃的气概。自从出版处女作随笔集《真正的人的构造》（昭和47年，现讲谈社学术文库）以来，渡部升一坚持其独立不羁的姿态，在此延长线上达到了圆熟的境界，现在又倾注全部身心，将令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史送到世人面前。我真想叫一声：‘壮哉’！”
五、“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正是这种臭味相投的狼狈搭档，促使两人合作写出了另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
《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1）
书名虽冗长，但意思相当露骨。这两位右翼分子以致信的形式，向韩国、中国、俄国、美国这四个战争受害国家和反法西斯主义国家，明确地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日本如何“没有战争责任”呢？
至于“日本没有战争责任”的理由，实是陈词滥调，什么美国人搞种族歧视啦，美国人策划搞垮“日英同盟”啦，美国出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超高税率的关税法从而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啦，美国对日本搞石油禁运啦，等等。他们援引昭和天皇在战后对战争原因的总结，把美国的“人种歧视”称为战争的“远因”，把石油禁运说成是“近因”。一句话，引起战争的原因全不在日本方面，日本打仗是迫不得已的，日本的战争是“自卫的战争”。
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认定“日本没有侵略支那”。他们主要举出两点理由。
首先，他们认为，“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时日军所呆的地方是“支那为了引诱外国人所设立的共同租界”。这样一来，谷泽就把日本军队“所呆的地方”——包括台湾、辽东半岛、整个中国东北三省乃至后来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当然也包括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等超过中国领土的一大半地区，都视为“支那为了引诱外国人所设立的共同租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抗击外国入侵而筋疲力尽，谈何“引诱外国人”！渡部故意把日军占领地与根据条约设立的“租界”混为一谈，简直是流氓无赖的泼皮话，不值一驳。但值得注意的是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对所谓“租界”的合法性的无条件的肯定，却隐含着另一种既处心积虑又弄巧成拙的悖论。当年的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威逼下，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兵权。然而渡部、谷泽及其他日本极右翼文人们，一方面标榜“大东亚战争”是反抗欧美列强的“自存自卫”的战争，一方面却又在借不平等条约屯兵中国这个问题上，绝对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肯定西方侵略的合法性。渡部说：“北支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的时候，不只是日本军队，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都有军队。”《封印的昭和史》，第230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在我们看来，“都有军队”恰恰只能说明日本和这些西方列强一样是侵略者，也更说明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从西方列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是骗人的谎言。既然是反抗西方列强，那就应该以否定西方列强强加于东方（中国）的侵略行为作为大前提。而渡部却把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驻兵，作为日本“无战争责任”的一个理由。更何况日本军队的实际上的驻兵地域，早已大大超出了“条约规定”的十二个驻兵地点。当年的日军挑起战端的丰台及卢沟桥地区，就完全不属于驻兵范围，因而日军在卢沟桥地区举行演习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所说的“不法事件”。
渡部、谷泽“日本没有侵略支那”的理由之二是——
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当时的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接连失败，根据地一个一个被剥夺。为了打破这种极为危机的状况，就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开战，自己得渔翁之利。渡部生一、谷泽永一《拜啟韩国、中国、ロシア、アメリカ合眾国殿：日本に“戰爭責任”なし》，第25页，光文社1997年11月。
这种说法在战后日本右翼文人中早就存在了。右翼分子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都极力兜售此说。渡部和谷泽在这里基本是抄袭田中正明、中村粲等人的观点。田中、中村等人认定这是中共在《战士政治读本》上写着的。例如，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中写道：
据原中国共产党军队军官葛西纯一先生所编译的《新资料·卢沟桥事变》（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行）一书透露，阴谋的主要策划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刘少奇。书中说：“七七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件为“七七事变”——葛西注），是刘少奇领导的一队抗日救国学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的一次决死的行动。由于“七七事变”，企图发动第六次围剿消灭我们党的蒋介石南京反动政府，被迫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陆军作战。其结果，灭亡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田中正明的此书有中文译本，以上引文请见中译本，第96～9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然而这个所谓的《战士政治读本》是个什么东西，在“葛西纯一”这个人物提起来之后，中国的抗战史研究者至今没有发现。葛西纯一也未能出具实物或实物图片，所以不能排除是有意的虚构。而且，仅以上引用的几句，就露出不少破绽，如，1974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早已经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遭打倒。在这一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行这么一本歌颂刘少奇的书，是绝对不可能的。此外，“决死的行动”之类，也纯粹是日语式的表达方式，不是地道的中国话，更不合中国共产党的言语方式。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2）
而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却根据这种无法证实的、捏造的材料，断言“卢沟桥事变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这就完全丧失了历史学者应有的严谨。凡了解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国共两党就为“谁是抗日的主导力量”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