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的是西安文联组联部主任、专想“吃请”的胡子文，给河南老板贾德旺出鬼点子，做大了生意，贾德旺进到政协了，先还给胡子文分成，后就不给。胡子文便从中捣乱，贾德旺很快在政治上失意，忙又登了胡子文的门，再请他出面调停。最后，二人喝多后，一个被钱袋子砸死，一个从椅子上摔下死了。如果这两个人都各干各的行当，不去越界，就不至于早夭，后来却不安本分，受到报应。
这么说，段子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就很水乳交融了。
二者关系结合最差的则是《废都》。
里面设计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子，惟一的作用是让他说一些针砭时弊的顺口溜，作者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叫他出场，口传谣儿，不伦不类，也过于生硬，过于“神出鬼没”了一些。开头老头子说的那段“十类人”，却没有一个是全书的主角。中间那段“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对背，老婆告到纪检会……”等，指的也是些官僚。庄之蝶既不好酒，又不在做官，老头子出现已很突然，再拿他说事，更无从提升主题，而近于盲人摸象了。
这些“伤”还都是局部的、外部的。
贾平凹糅合最不到位的地方，是小说几层主题间的内部关系。
他想仿照《红楼梦》，有形而下世界，有形而上世界，悟性越高的读者所得越多，便特意安排了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充当道具，提供探向其他神秘空间的角度、桥梁，如高人预测、算命和鬼事及各种神通等。
《废都》里就有个通了阴阳的老太太，庄之蝶岳母，满嘴人话鬼语——你说她讲的是人话吧，她明明没对哪个人在说话。你说她讲的是鬼语吧，许多事上她说了后立即都应验了，阴森森的，似乎很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仿佛那一世界对老太太也真个是洞开的。其实古里古怪，并不见得生了效。
例如：
老太太就说：“一个鬼去投胎了，那个孩子就要出世了！”一语未落，果然听得远处有婴儿的啼哭声，遂听见有人在马路上噔噔噔速跑，接着是拍一家门板，大叫：“根胜，根胜，我老婆生了！你快起来帮我去东羊街买三个锅盔一罐黄酒，她这阵害肚子饥，吆头牛进去都能吃掉的！”
老太太已在说谎，而况，现在的城市中有谁还敢在家里生孩子呢？更不要说还是在西京城里！
生就生了，丈夫还跑上了大街。
跑就跑吧，又拍起人家门板，站在门外就大说特说了一通，怕庄之蝶们听不见，怕读者们听不见，怕说出来不幽默、不风趣……
为了证明老太太说的鬼话“灵验”，作者不惜因意害文，伤筋动骨，破绽之多，结果还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
《废都》里另有条在城中行走的牛，它能像人一样思考，忧天忧地忧人忧己，排斥现代都市文明，留恋乡土，拿乡土文明之假想的优长，比照都市文明之或有的短缺，目的却又不为回归乡土。至于指向了哪里，只有天知道，恐怕贾平凹自己都不知道的。
书上，那牛长篇大论地进行思考的共有三处，后因病被杀，庄之蝶得了它皮子，才永远停了思索。
牛的主要思想有：人不是猴子变的，是牛变的，牛的思维靠反刍，动物中只有牛还站在人这边，听指挥。人与牛都有前世后世，前辈子都熟悉，今辈子又打了交道。人创造了城市，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建筑和人越来越多，城市使人的种族不断退化，自己也因抽水过度而下沉。人与人间的关系很陌生，发动着战争，消灭同类。城里人则过于讲卫生，不耐饥寒，退化得只剩个机灵的大脑了，没了佛心，“还能干什么”？所以，牛“真恨不得在某一个夜里，闯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家去，强奸了所有的女人，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庄之蝶每日都直接趴在牛身下吸奶，是有点“强”有点“野”了，成为牛在城里的一个变种，“佛心”还存，化身为得了绝症、痴情不改的钟主编写情书，安慰他余生，再为他在死前争来高级职称，还“强奸”了所有他愿意“强奸”的女人，为她们“改良”品种，真算得功德无量了。
问题是，借牛的“思考”来批评城市文明，太勉强，认为它的“力量”能改良人种，更是找错了对象。
牛的迟钝、愚蠢和不可教远胜于人，它只有个庞大而笨拙的身躯，抵得了什么呢？
作者把这东西写得也不够美，强行绑在一起，实是个大大的败笔。
除此以外，贾平凹又故意造出些神秘现象，塞进许多异人。
《浮躁》里有个和尚，能稍作预测。
他说韩文举命上本可当官，却是早年演过戏，“让你在戏里冲了命”。
到《美穴地》后，这“异人”又当了主角，写了一个能帮他人踏“龙脉”的、名为柳子言的人的情感故事。
柳子言一辈子为别人踏出不少好脉，旺发生家，临终为自己儿子踏了个官穴，老婆问“能做了多大的官”，他回说“很大的官，真的，大官哩”。
二人就抱了对儿子美好的想象，在那穴里把自己活埋。
十年后，他儿子果做了“大官”，却原来只是在戏台上演戏：
柳子言踏了一辈子坟地真穴，但一心为自己造穴却将假穴错认为真，儿子原本是要当大官，威风八面的官，现在却只能在戏台上扮演了。
怎见得“原本是要当大官”呢？
天知道。
真正的“大官”，到贾平凹那里，却都成了“神”：
毛主席是至人之生……他也是神嘛，毛主席的神大，他管着百神啊！
“你既来问金狗的事业，不妨扶乩，咱们问问三老吧。”
小水说：“三老是谁？”
阴阳师说：“你瞧瞧墙上的像吧。”
看时，竟是一张年画：苍松翠柏中立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阴阳师便将三支“大前门”牌香烟点燃，插在年画下的香炉里，说：“金狗要干的事业，都是社会上的大事，这就只能问三老了。三老是当今大神，你跪在那里，心里只是默念你所求的事，他们会给你写出字来的。”
…………
阴阳师说：“三老保佑你家金狗了，你放心他去干吧，说不定真有一天，金狗要成一番大事啊！”
可能平凹的本意是为造点幽默效果，但从中流露出的却是“两个凡是”的魂影，不能不让人警惕。如：
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
延伸了就是：
毛主席这样说过、做过，那我就要跟着说、跟着做；既然连毛主席都没有说过、做过，那我也不做、不说了。毛主席发动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它们“就是好”，我也得支持，高喊“大跃进” 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
在这里，我不是想和贾平凹抬什么杠，也不是要把他的话上纲上线，我不会做这类卑鄙的事，我只是根据平凹的话作了适当的、逻辑上的延伸，得出一些可怕的东西来，希望他今后能对有些事、有些话反思一下，不能迷进了，被它们融化掉，变了毒与害，来贻害、流毒万年。
此外，对于神书、八卦、画符、算命、门坎年等等，贾平凹越到后来，设计越多，越让人不由得不信。
这在《浮躁》里尚不显明，到《废都》后，已处处能见了。
偏还把前因与后果都一齐亮了，让它们得到证验，那就真的“神”了，不由你不信了。
并且，这些东西除了传达一点毛骨悚然的因果报应外，并不能引起我们形而上的联想——贾平凹的本意是要我们由此而能“形而上”一些的。
《红楼梦》作者以“假语村言”，构筑了“太虚幻境”，对应着整个凡世人间，里面的僧道是完完全全的“神仙”，连串起真幻二世界，预测并见识了一个个人物的结局，演说着世界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生命的无常，是一出大不幸、大悲剧，造起了“形而上”的境界、氛围与天地。
效仿它的《废都》们，“异人”是实实在在的凡人，畜生是实实在在的牲口，食人间烟火，没有来自本真之处的、难以消解的纠结、矛盾，也没有多少值得思考的、说不清道不明而感觉存在着的“大未知”，一个个却“神出鬼没”得毫无道理与由头。所作的预测前头刚说，后头就见了结果。所做的思考，也显得太大众化了，没多少深度，反有点做作和矫情。
稀奇的是，有了这些垫底，贾平凹对数字和“神秘”就很迷信了。
他的迷信都是极其认真的“迷信”。
他曾这样自我介绍道：
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
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啊，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
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221，敬畏221。
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着我……
贾平凹本想写数字如何把人类异化掉的，但他在人为打造的“神秘世界”里逗留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钻进去，不肯出来了，以为“做每一件事”真有什么“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他了。
谢有顺曾说他在读《废都》、《高老庄》时“大吃了一惊”，认为贾虽是“公认的当代最具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但同时，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是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现代作家，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承认，贾平凹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
帮忙和帮闲
谢有顺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散文“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贾平凹的散文，“说书，说话，说人，说事，说生说死，谈奉承，请客，花钱，谈房子，打扮，玩牌，都是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也自在，没有陈腐之气，整体上还给人开阔的想象。我想，散文之大，应该指的就是这种从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欢贾平凹散文里那种实在的、生活化的基础部分。……众多物质性元素（坚实的细节和经验），支撑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动的河床和气势。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贾平凹的散文，“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个善于悟的“好的散文家”了。然而，贾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师，一字之差，两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
“大师”是相对于外界来说的——他应是人类的良心，关心民瘼，以万民之苦痛为苦痛，代万民立言，为弱势群体呐喊、鼓吹。
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灵和坚硬的脑神经，来经营猛烈尖锐的文字，给读者带去强烈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
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
“大家”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
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
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不过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帮忙”和“帮闲”文人而已。
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
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
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