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啊！夫人你深明大义服毒殉国，为（余）树立了（光辉榜样）……”（P506）
“余”与“你”已够别扭，而将“余”与“光辉榜样”放在同一句中，完全破坏了家破人亡的悲剧感，给人一种荒唐、可笑的印象。
“袁世凯笑着说，‘铁路通车之后，高密县就是大清国的（首善之地）了。到时候如果你还不能升迁的话，油水也是（大大的）……”（P475）
“首善之地”义同“首善之区”，意指一国之首都，故不宜如此使用，或可改之为“最富的地方”。另，“大大的”似乎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民间的”，出之于袁世凯之口，令人大跌眼镜也。
二是不恰当的修饰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修饰要恰当，措词要准确，表达合语法，形容合逻辑，这些原则是对语言的基本要求，文学语言更当如此。
“咱家感觉到木撅子已经增添了份量，知道已经有不少的香油滋了进去，（改变了木头的习性），使它正在成为既坚硬、又油滑的精美刑具。”（P380）
“习性”一般用于人或动物，用于无生命之物，是不妥的，其实“改变了木头的习性”这句话完全可以删汰；另，“正在成为”似亦别扭，汉语似乎并不如此强调时态的，故“正在”二字删之可也。
“那时他打定了寻死的重建的事理，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消息充耳不闻”。（P320）
用“触目惊心”形容“消息”，不当，可改为“骇人听闻”或“（蛊）惑人心”。
“他暗自（盘算）着那辆骡车（的容积），是否能盛得下三个身材高大的德国兵。”（P336）
“的容积”三字，显系蛇足，可删。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臭气，招引来（成群结队）的猫头鹰。他们在空中（无声无息）地盘旋着，（不时地发出）凄厉（地鸣）叫。”（P507）
“成群结队”的形容不妥；“无声无息”与“不时地发出凄厉地鸣叫”矛盾；“地”改为“的”。
“婆婆（挥舞）着小脚，持着刀子扑过来。”（P148）
“挥舞着小脚”，不可思议，用一“颠”字，岂不更佳？
“事后他感到不寒而栗，如果当时被钱（丁）咬住脖子，他就会被连连地（蚕食进去）；如果被咬住耳朵，耳朵绝对没有了。”（P243）
一个活人被另一个人“蚕食进去”？想象不出来。这显然属于措词不当的问题。
尽管“的”、“地”、“得”这三个助词的用法确实让不少人头痛，但目前语法规范似乎并没有否定这三个词的用法和功能，而是要求人们必须正确地区别、使用。但莫言却总是用错，虽然用不好三个助词并不影响一个人当作家，但错误还是有必要指出来的。
“俺不由（地）（得）打了一个寒颤，上下牙齿打起了得得。”（P400）
“这时，一直咬住牙关不出声的钱苍狼，发出了一声绝望（地）（的）嚎叫。”（P242）
“赵甲眼窝子热辣辣（地）（的），眼泪儿差点儿流出眼眶……”（P226）
“他听到身后的军官们发出紧张（地）（的）喘息……”（P234）
“刽子手赵甲的心中稍稍（地）（可删）得到了一些安慰。”（P261）
“在天真无邪（地）（的）追逐中……”（P273）
“只有科场上拼出来的，才是堂堂正正（地）（的）出身……”（P273）
三是拙劣的比喻。比喻是文学语言的灵魂，是检验作家语言功力的一个尺度，是最常见也是最具表现力的一种修辞手法。绝妙的比喻，与天才的想象力和熟练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好的比喻，是一粒落地生根的种子，会在读者心灵上绽放出永不凋谢的语言之花。比喻修辞的首要条件是贴切，其次是形象，第三是新奇。它要求出人意外，但不允许违情背理。总之，比喻要有一种令人惊喜的强烈美感和生动性。按照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檀香刑》里的比喻，大都不很成功，喻体形象单一，想象力贫乏，不合情理，缺乏美感。例如：
“他抬头看看徒弟，这小子面色如土，嘴（咧成一个巨大的碟子）。”（P243）
“在他把脑袋歪过来的时候，俺看到他的脸胀大了，胀（成了一个金黄的铜盆）。”（P463）
“每门炮的后边站着四个笔直的德国兵，（宛如四根没有生命的木棍子）。”（P338）
在这三个比喻中，喻体和本体之间虽有关联性，但是并不贴切，缺乏创造性的联想带来的“陌生化”效果，缺乏新奇感，而且，因为明显夸张过度，从而给人一种滑稽、不真实的感觉。另，“没有生命的木棍子”费解，难道还存在有生命的“棍子”吗？
“他的心（就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痛苦地收缩了起来。”（P205）
“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P147）
“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P320）
“事后咱家才知道把头磕破了，血肉模糊，（好像一个烂萝卜）。”（P375）
这里的几个比喻，不仅不贴切，而且不雅，不美，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四是叠床架屋的空词赘句太多。汉语是一种要求简洁、凝炼地体情状物的语言。特殊的语法和灵活的表达，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腾挪游移的空间。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越来越令人担忧。他们受那些拙劣的翻译文体的影响，表达越来越罗嗦，欧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莫言无疑是翻译文体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檀香刑》中的语言问题已经严重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她（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他，（正在）乞求着他的宽恕）和原谅。”（P194）
“挑水的人们，（用）惊讶（的目光）打量他们。”（P295）
“春生和刘朴（用骑牲口骑罗圈了的腿支撑着身体，挽）扶着知县。”（P295）
“他接过帽子，戴（正在头上）。”（P295）
“而后辗转数年，才得到了高密县这个还算（肥沃的缺）。”（P290）
“马嘶鸣着，扬起前蹄，将他（倾倒）在草地上。”（P290）
上述引文中的加点字大都属于多余的冗词或赘语。“用……”短语，乃是对英语“with＋器官”句式的模仿，但是，作者似乎忘了中国人习惯上是不这么表达的，他们合逻辑地把人人皆知的常识省略掉了。所以，倘用中文写作，似以简法为宜，完全可以将“用……”这样的短语省略去。另，“戴正在头上”可改为“戴好”，“肥沃的缺”亦不妨直说为“肥缺”，而“倾倒”显然不如一个“撂”字更简洁、传神，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接着往下看：
“爹的喊叫唤醒了俺的（责任感），俺（停止了逃跑的脚步）。”（P468）
“每打一下火，刘朴就吹一次火绒。（在他的吹嘘之下），火绒渐渐地发红了。……他的心情（更加地）好起来。……知县（的心中）十分兴奋，他的眼睛闪烁着光彩，高兴地说……”（P293—294）
“（他没有死成之后），才感到德国军队……”（P320）
“小甲将一个（用牛角制成）的本来是用来给牲口灌药的（牛角漏斗）不由分说地插在了孙丙（的嘴里）。然后他就将孙丙的脑袋扳住，让赵甲从容地将参汤一勺勺地灌进他的嘴里。孙丙的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他的）喉咙里咕嘟咕嘟地响着，那是参汤正沿着（他的）喉咙进入（他的）肚肠。”（P508—509）
就算“爹的叫声”可因此唤醒傻子小甲的“责任感”，但没有必要让他文绉绉地说“俺停止了逃跑的脚步”，倒不如让他简短、准确地说：“俺停住了。”“在他的吹嘘之下”纯属欧化句式，在上述语境中，属于重复表达，完全可以删掉。“他没有死成之后”，也是可笑的多余，可径直用“后来”代替。“用牛角制成的”与“牛角漏斗”是一样的意思，它同“的嘴里”及最后的两个“他的”一样，都是不必要的。
五是油滑。《檀香刑》的语言恣肆放纵，谑浪调笑，憨皮臭脸，油腔滑调，既没有讽刺文学的尖锐锋芒和幽默的智慧，也没有雪莱所说的那种“最高意义的快感”，找不到“存在于痛苦中的一个快乐的影子”。（雪莱：《为诗辩护》［A］．《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P219）当语言的游戏成分，超过了形式强烈的美感所必需的庄严和静穆的时候，文学就成了近乎玩世的笑谈，就给人一种轻飘飘的、缺乏重心的感觉。莫言这部长篇小说的语言，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例如：
“（孙眉娘的）两只骄傲自大的乳房，在衣服里咕咕乱叫。一张微红的脸儿，恰似一朵粉荷沾满了露珠，又娇又嫩又怯又羞。钱大老爷的心中，充满了感动。”（P175）
“俺（孙眉娘）想起了亲爹孙丙。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朝皇纲，凶多吉少，性命难保……”（P7）
第一段文字写孙眉娘的外形，用语夸张而俗套，根本不切合人物的性格，因为，我们从小说所提供的情节事象中看到的孙眉娘，从来就不曾“又怯又羞”过，恰像第二段文学所显示的那样，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粗野撒泼的女人。这样，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莫言的叙述语言缺乏必要的严谨和节制，过于随意和油滑。这样的例子在《檀香刑》中俯拾即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分寸感、真实性及杀人事象
对于文学创作来讲，分寸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容易被过于自大和自信的作家蔑视的问题。托尔斯泰曾经这样强调过分寸感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分寸感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P375）是的，艺术家几乎在处理每一个与创作相关的问题的时候，都必须服从分寸感的内在制约。分寸感是形成美感强度和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合乎分寸感的作品，给人一种亲切、自然、合适、可信的感觉，它使你乐于接受作家所提供给你的一切。
与分寸感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真实性。尽管它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和审美评价标准，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蔑视、嘲笑和否定，但它依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依然是一个有效的尺度。不可信的东西，是不可爱的；不真实的东西，是不美的。这是常识。自然，真实有复杂的呈显样态，有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但无论如何，小说的真实，恰像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序》中所说的那样：“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不真。”而事实上，“真实可信”也一直是中国读者评价小说时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尺度。
然而，用这两个尺度来衡量，《檀香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是一部缺乏分寸感与真实性的小说。它的叙述是夸张的，描写是失度的，人物是虚假的。作者漫不经心地对待自己的人物，为了安排场面和构织情节，他近乎随意地驱使人物行动，让他讲不土不洋、不今不古的话，因此，人物的关系和行为动机经不住分析，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合理性也经不起细究。总之，从这部小说中，你找不到一个有深度、有个性、有活力的可信、可爱的人物。作家不负责任的随意和失去分寸的夸张毁了一切。莫言用自己的文字碎片拼凑起来的是一些似人而非人的怪物。
在孙眉娘还在吃奶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寻了短见，“她不知道母亲已经喝了鸦片，横躺在炕上死去。她在穿戴得齐齐整整的母亲身上爬着，恰似爬一座华丽的山脉。……她嗅到了一股奶腥味。她看到一匹小驴驹正在吃奶。驴驹的妈妈脾气暴躁，被主人拴在柳树下。她爬到了母驴身边，想与驴驹争奶吃。母驴很恼怒，张口咬住了她的脑袋，来回摆动了几下，就把她远远地甩了出去。鲜血染红了她的身体。她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邻居。”（P147）在这段文字中，“爬一座华丽的山脉”是一个失去分寸感的比喻，与母亲自杀、幼女失怙的悲惨场面是不谐调的，给人的感觉也是不舒服的。如果“恰似爬一座华丽的山脉”写的是孙眉娘的感觉，则是不真实的；如果这个描写基源于作者，传达的是莫言自己的想象性体验，那么它既是不必要的，也让人看到作者置身事外的超然和冷漠。至于驴咬“她”的细节描写，显然夸张得失去了分寸，是缺乏真实性和可信度的。
莫言叙写人物的没有分寸感和缺乏真实性，还可以从刽子手赵甲奉诏见慈禧太后这一情节中看出来。作者先是让慈禧问了赵甲一些完全不符合人物身份的扯淡话，根本不可信，最可笑的是到末了，太后对皇上说：“赵甲替咱杀了这么多人，连你那些亲信走狗都砍了，你不该赏点东西给他？”皇上说：“朕一无所有，拿什么赏他？”“我看呐，”太后冷冷地说，“就把你腾出来的这把椅子赏给他吧！”（P377）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作者此处叙写人物对话的随意和缺乏分寸。龙椅乃是国之重器，是皇室权力和尊严的象征，具有不容亵渎的神圣性，慈禧再怎么跋扈、昏愚，也不至于到了强令皇帝把它“赏给”一个刽子手的地步。另外，一个已经失掉权力的“皇帝”，对事实上的皇帝“太后”自称“朕”，而且还以反问的语气回答她的问题，似不妥当，大有推敲、斟酌之必要。
鲁迅先生在批评了晚清的讽刺小说“张大其词”、“近于谩骂”的缺点之后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