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
从这方面说，莫言的“理想主义”究竟在哪里呢？
他的生命力和所谓“酒神精神”，都是些提不起来的零碎。
而面对真正的历史问题时，他却回避了，“躲”起来了，“藏”起来了，“掖”起来了，连亲身经历过的“文革”都不敢正面写、正面碰了，不约而同地与其他“作家”一道，“画地为牢”，圈定了能写的范围。
这兴许说得有点苛刻，但长期物质、精神上的赤贫状态，确乎使他整个人，还更多地停留在较低层次的追求水准上。
记得曾有人问他，如果你拿到诺贝尔奖，那笔一百万的奖金，想怎样花，莫言答道，要拿它买座大房子，带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里面搓澡。
这或许有点调侃了，但从某个侧面，不也透露出作家生活的状况与趣味来了吗？
同样当过兵的作家刘震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说起莫言的一桩事，让我久久难忘。他是这样说的：
〖HTK〗〖GK2！2〗莫言在部队比我混得好，他都混上了军官，我是当了几年兵就复员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一般当兵的，都是连长在的时候，或者排长在的时候赶紧扫地。他说我呢，是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扫地。他说我们那个连的厕所都是我掏的，我专门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掏。但时间长了，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知道了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的憨厚、可靠，所以就能提干。我觉得他在部队的收获比我大啊。
这段话十分传神地描画出“早熟”的莫言，他的适应外界环境的机心、“智慧”与大聪明，以及在那段特定环境下，在严酷的竞争和“灾难”面前，精神的扭曲，灵魂的变形。
同样，上学、就业、当兵和出道之初，他也实施过一些“策略”，这都是一些“必然”的、逻辑上的延伸。如：
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
郑红英说：“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就这样，我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我得罪了郑红英……断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一九七三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一九七六年，我终于当了兵，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高中一年级。以后所有的表格，都是这样填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去当兵……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天无绝人之路，一九七六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挖胶莱河……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没去挖河……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混进了革命队伍。
他说他对养花养草很感兴趣，也喜欢养石头。又一次进城时，我背去了两块大石头，足有八十斤……后来我又写了一组短小的水乡小说，毛老师说很有孙犁小说的味道，于是他就带我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
我非常关注同行们的创作。前些年年轻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我曾经撒谎说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样就显得不同凡响。现在我已经四十多了，应该努力做一个坦率的人……做一个坦率的人是为了夜里不失眠……
现在的莫言成名成家，红得发紫，再无挡道拦路的，他想做一个谦虚和坦率的人不成什么问题，为使自己心安、进步，他就想说点真话了——除非那真话是不能说、说不得的。
回头想想，如果连这些都需要“想”才做，那做起来确乎不易。
这背后也就不光是环境畸形、精神扭曲等理由那样简简单单就能说得清的。
为什么他开始时“不想”说真话呢？
引人关注真就那样重要？
进而，份额是有限的，你占一份，别人必然少一份，对你来说争无可厚非，对别人，却是人生巨大的牺牲。
如他最初想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却晚来了，已过了报名时间，总参系统的名额很有限，就几个，他凭着自己的作品，受恩师徐怀中先生赏识，后特批破格录取，挤走的那一位潜力也许不小，只不过考时不太走运，分数不及他，就挤到另一条路上，一辈子葬送掉了。莫言在对自己的命运“沾沾自喜”时，同情过别人、尤其是被他挤走的那位战友的遭遇了吗？
从那人的角度说，这种“破格录取”，也是“不公平”的啊。
当然，我不是说莫言不该“破格录取”，而是说在畸形的年代里，我们埋葬掉的天才太多了，真正走出来“打造”人类灵魂的作家们，却未写出与之相应的有分量的作品来，对它进行深入、全面的反思，他们缺少一种觉悟，缺少大悲悯的襟怀。
莫言则因从小受到的打击太深，本能地防备着什么、“计算”着什么。
在得知日本那位拿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很赏识自己的小说后，他就与大江密切地交往、联系了起来。
1997年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他出访方便了，又不断走出去，极尽全力地扩大国际影响。
后来所做的这些，就都是为了尽快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了。
因此，在莫言人生的每一阶段上，他面对自己需要突破的东西，其采取的方略是一以贯之的。
它们无一不在说明着，莫言适应环境的生存力、应变力很强，从而在本质上，也就规定住他是一个比较“安守本分”的、只能在体制内说话的“良民”。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还能不断推出他的精品力作，来“震撼”世界？
贾平凹曾在《病相报告·后记》中，说出了自己对文学——主要是小说的看法，认为文学可分主流的、闲适的和分析人性的三类。我们的传统里只有前两类：一者歌颂或揭露批判。歌颂则受人鄙视，批判则后世敬重，尊一声“×圣”。但无论迎合还是叛逆，紧跟政治与潮流的作品都不可久。这就有了另一类，即性灵化地生存，享受人生，幽思玄想，清心寡欲，作文启人心智，后世称一声“×仙”。第三支的“分析人性”在国外很发达，国内目前还不成气候。“先锋”作家多所为之。
对照看莫言，我们发现，他的作品有进行直接批判的，如《祖母的门牙》、《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有消闲，纯为说笑的，如《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酒国》等。
更多是写出了人性的极致，对内容的真实性有所伤害。
因此，他的不少作品都缺乏可信的人性与思想深度。
也许直觉到了这点，他才永远郁闷地挣扎着，在无可寄托时佯狂作文，这种“狂”表现出一种变态、扭曲了的爱美、求真、向善的心灵姿态，它是一个惟有赤子化、童真化的人，才离不开的臆想的世界。
所以，作为作家的莫言，虽一再声称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并不“现实”。
不现实的人活在人间，往往都是生活的“失败”者。生活上的“失败”往往促进了作家的情思之力，化激愤为发愤，以作品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没有完全失败。
这种个性心态从而规定了莫言小说的视角——“童心视角”，以能随心所欲地“愤世嫉俗”、“童言无忌”。
“童”者的身份又使得他所要表述的，似出格，其实并未真的出格，走向人性与思想深处，探明历史和现实真相。
和这样的心态相适应的，是他一贯夸张、膨胀的语言，有欠简练与紧凑，更不怎么雅致，给人张牙舞爪的印象。
他曾恭维自己，而不失辛辣讽刺和幽默地攻击别人道：
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个响亮的马屁。
不过，“吹牛”有可能使他忘乎所以，一篇文章故事再精彩，只要有几处过分刻意卖弄、斧凿的句子、情节、细节，就很让人倒胃口了。
呼唤“野性”李建军 是大象还是甲虫？
是大象 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
□李建军
据印在《檀香刑》封底的广告词说，这部小说“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新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喜大悲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动，更是对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全书具有民间文学那种雅俗共赏，人相传诵的生动性。作者用公然（？）炫技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将一个千头万绪的故事讲述得时而让人毛骨悚然，时而又让人柔情万种”，总之，一句话，“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一个读者想从小说里得到的东西，差不多全在这里了。
虽然出版社出于商业动机的广告词不是文学评论，用不着拿它句句较真，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它却有着神奇的控驭力量，不仅能刺激读者的参知欲和购买欲，而且成功地挟持了不少“批评家”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给他们 指示出了不容拒绝的路向：给已有的评价和结论，寻找更多的依据和更有力的支持。我得承认自己是个好奇而抵挡不住诱惑的人。放下职业和“知识”的重负，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读一部文势跳跃雨覆风翻的好小说，对我来讲，有节日一般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我在阅读《檀香刑》的时候并没有体验到。这是一部让人失望的作品。除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我们从这部小说中找不到广告词所许诺的东西。它离“真正民族化”的距离太遥远，因此，“雅俗共赏”、“人相传诵”云云只可以被当作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不过，尽管如此，这部小说的问题却不应该放过，依据常识和经验，对它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价值批判，应当视为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文体、语法及修辞上的问题
《檀香刑》的语言和文体，受一种在小说中被称为“猫腔”的地方小戏的影响，有很明显的唱词化倾向，作者很喜欢用四字一句的成语和句式，同时，如莫言自己在《檀香刑》的《 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也“大量地使用了韵文”。（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以下引用段落或句子，除特别注明以外，全部引自《檀香刑》一书。）（P517）但是，从文体效果和修辞效果来看，这部作品的语言并不成功。它缺少变化的灵动姿致，显得呆板、单一和做作；徒具形式上的“夸张”而“华丽”的雕饰，而缺乏意味的丰绕与耐人咀含的劲道。语言的粗糙和生涩，说明莫言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本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莫言这部作品的语言病象和问题，作较为细致的例示和分析。
一是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从鲁迅等人的经典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倘能恰当地运用文言语汇和句式，可以增强白话文写作的表达力，甚至可以获得蕴藉、典雅的文体效果。但《檀香刑》中的文白夹杂是生涩的，失败的，有的甚至文理不通，让人别扭。例如：
“钱苍狼，你枪法如神，学识过人，本督赠金枪，委（尔）重任，将（尔）视为心腹，（尔）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想加害本官，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本督虽然险遭（你的）毒手，但可惜（你的）才华，实在不忍（诛之）。但国法无情，军法如山，本督无法救（你）了。”（P232）
莫言让袁世凯在小说中讲的这一番不文不白，忽“尔”忽“你”的话，实在别扭，这与人物的身份及学识修养，是不相符的，与中国古典小说所强调的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的同一性规律，即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所说的“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是不相符的；而“之”是“他”的意思，因此，面对事主说“诛之”是不通的。另，在打铁的孙丙身上，也存在这种忽“余”忽“尔”忽“你”的情况。（P327）
“（知县夫人的）一纸遗书放在身旁。上写着：……不敢苟活，（猪狗牛羊）。忠臣殉国，烈妇殉夫。千秋万代，（溢美流芳）。妾身先行，（盼君跟上）。……”（P506）
“溢美”与“流芳”，一为否定义，一为肯定义，意思并不相侔，故不可并列，而其它两句加点的句子似乎都太白，与上文语体及语境很不谐调，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夫人啊！夫人你深明大义服毒殉国，为（余）树立了（光辉榜样）……”（P506）
“余”与“你”已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