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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此，必须要指出的是，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中古时期为参加圣战而不惜殉道的狂热。究竟，这是由原有的“朴素的殉道精神”自然延伸出来的行为；还是教会鼓舞战争时对圣经的刻意曲解；还是受到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似乎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其次，穆罕默德从不作强迫入教的主张。他所厌恶的，首先是那些对伊斯兰教有所抵触的行为，也因此一向把排除外来的思想歧视、武力压迫当作第一要务。此外，不能否认的是，殉道思想的确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属性。它的特殊表现在于视死如归。战死、殉道，绝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步入天国的捷径。由社会学的角度看来，改变这种殉道精神的途径似乎只有三个：一是促进伊斯兰教世界的社会发展，让人文科学、启蒙运动在彼处自然生根发芽；一是彻底消灭伊斯兰教，永远用暴力手段来支撑“我的神大于你的神”；再不，就是停止对其压迫，避免招惹殉道者的袭击。
说明：本文的“基督教”系指基督宗教的所有主要教派。《新约》引用的是“和合本”。《古兰经》引用“马坚本”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quran/quran。htm。
200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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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冲突与美国式民主促销
911事件以来，美国试图以高压政策推行“伊斯兰教地区民主化”。迄今为止，若干地区固然进行了选举，但却把原本占人口多数的伊斯兰教团体推上政治舞台；少数地区在美国主导下虽一时成立亲美政权，但却毫无稳定性、生命力可言，因此长远看来，甚至是替他人作嫁裳。于是乎，现下一方有伊斯兰教学者高喊“兄弟国家已取得了广泛民主成就”；而美国这头却三缄其口、尴尬无比。
综观社会发展史，欧洲民主政治的实现，脱离不了此之前的漫长世俗化历程。鉴于此，值得追问的是，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之间为何长期仇深似海，各个教派之间为何斗争不已？继而需要探讨的是，欧洲世俗化的具体过程及手段为何？当然，也不应回避对伊斯兰教世界进退维谷的自救运动加以审视。最后，则回返到本文的始点，即美国促销的民主是个什么教？
剖析犹、基、伊教之间的纠纷，固然可以从千百个角度切入，然而为方便计，不妨以《古兰经》为范本，观察伊斯兰教对犹太人与基督徒所持的态度。如此着手，是因为《古兰经》系犹太民族一神教所派生的最后一个大教派的最后一本经书，也只有“后来居上”的伊斯兰教，才可能对既往的宗教全面回顾与综合评述；同时，根据伊斯兰教的辩解，又揭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所持的态度。
犹太民族一神教的特点及基督教的崛起
犹太人原系来自伊拉克地区、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公元前1千年左右，他们开始在巴勒斯坦建国，但直到公元70年遭罗马当局驱赶为止，实际上在巴勒斯坦居住的时间不过500年上下。这是因为巴勒斯坦地处亚、非、欧交通要冲，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长年受到外来的侵略，不时导致分崩离析。为了维护民族的延续，族中的智者便把本族的历史经验与神化故事编纂成一本激励族人团结一致、重建家园的《旧约》。
如从文学的角度观察，《旧约》不失为一部精彩绝伦的文学巨著。就当许多同时代的其它族群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之时，它已反映出犹太民族的高度宗教文化与社会关系，同时还透过曲折的故事情节，深邃的寓意和启示，凝聚本民族的向心力；由是，又超过了艺术范围，给长期处于逆境中的犹太民族提供了精神鼓舞和未来的政治方向。《旧约》的宗教意义在于：通过与上帝建立盟约，使犹太民族成为“上帝的选民”，同时笃信在遵从独一无二的神、十诫与实行割礼的条件下，有朝一日终将获得上帝的庇护，完成排除万难、重建家园的愿望。虽然，此宗教的终极目标在于建立现世的王国，而非后世的乐园，但就信仰方面，已具备了一个成熟宗教的必要条件。
及至公元1世纪初耶稣“布道期间”（尽管至今没发现当时代的任何史料，证实耶稣本人及其事迹的存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各族群体显然迫切需要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凝聚力量，反抗罗马当局的残酷压迫；而达到此目的最为简捷的途径，便是嫁接犹太人的现成宗教文化。其具体程序则是：通过“犹太人出卖耶稣，及其死而复活”的故事，把“救世主”耶稣提高到“感化全人类”和“上帝之子”的地位；把犹太人的“选民”地位贬为“魔鬼之子”；让耶稣的信徒取代犹太人的“选民”地位；把犹太教的繁琐、严酷戒律加以简化或废止（如割礼），从而使基督教更加容易为各个被压迫群体所接受。
到了七世纪，当基督教尚处于萌芽阶段，一场“嫁接宗教文化”的社会运动竟在阿拉伯半岛戏剧性地再次演出：一个自称为获得上帝（安拉）启示的穆罕默德，强调自己是继耶稣之后所出现的“最后一位先知”；其所尊奉的虽然是与犹太教、基督教同样的上帝（伊斯兰教称其为“安拉”），但《古兰经》不仅是用阿拉伯文字传达的上帝旨谕，更是一本经过加工、改进，内容尤为合理、中庸的天书。
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态度
《古兰经》采取的为对话文体，其中之第三人称复数，即“他们”，时而指基督徒、犹太人，时而指“不信道者”。穆罕默德除了认为伊斯兰教徒为最优秀的民族；自己是最后一位先知；伊斯兰教为最优异、最受真主钟爱的宗教之外（3，110）；还指称基、犹教徒虽然互相争执、嫉妒，但却对伊斯兰教“无任何异议”（3，19）。穆罕默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基督教《新约》中“耶稣遭犹太人出卖，承受酷刑，死而复活”的情节；也承认耶稣是个传达上帝旨意的先知；但却否认他具有“上帝之子”的神性（2，87；43，61；5，75）。此外，穆罕默德还认为耶稣对犹太教教义进行了若干改进（3，50），同时又表示基督教徒较不妄自尊大，因此与伊斯兰教派较为“亲近”（5，82）。
伊斯兰教对犹太人的态度
对比之下，穆罕默德对待犹太人则丝毫不留情面。他除了认为犹太人因“弑耶稣”（甚至是杀害“众先知”2，91）而将遭到“今世受辱，后世遭罚”（2，114）的命运外，还讥讽犹太人为“逝去的民族”，其多数甚至是从事放债、诈财、阻人信教、造谣生事、横暴作恶、篡改经文、铁石心肠、卑贱困苦、吃定败仗、流离失所和多行不义的“罪人”（2，134；3，110…112；4，46；4，157；4，160…161；5，12；5，62…64；10，39；17，4）。
面对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抗争与挑战，穆罕默德劝谕信徒不要与他们结盟，对他们甚至要坚决征讨，直到其遭捕杀或称臣纳贡为止（4，89；5，51；9，29）。
言及此，必然引伸的问题是，为何穆罕默德惟独对犹太人如此深仇大恨？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于犹太人无法接受“犹太人弑耶稣”的情节，更不愿世世代代承担天谴的报应。因此当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生命尚且岌岌可危之际，绝对无法容忍一个又一个由己派生的新宗教，假借“耶稣受难”故事火上浇油。
因此就教义看来，上述三个宗教的最大摩擦，集中于“对耶稣的不同态度”。历史悠久的犹太教原本不存在“耶稣问题”，《旧约》对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具体记载。然而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相继出现后，犹太人却要面对“杀害耶稣”的指控，承担无休止的残酷报应。基督徒方面，则必须高举《新约》和一口咬定“耶稣受难”的情节，否则，基督教便无法取代犹太教的地位，基督徒也将永远屈居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之下。伊斯兰教，坚决要把耶稣的“神性”降低为具有“人性”的先知地位，否则，无法把穆罕默德提升为略高一等的“最后一位先知”，无法把伊斯兰教奉为“世界性最优异的宗教”。如此这般，围绕着耶稣而牵扯不清的争议，形成三大宗教之间先天性结构冲突，其后，又无可避免地为捍卫各自的“真理”而斗争不息。鉴于此，只要任何一个上述文化圈的宗教信仰不为人文科学所取代，其“热政治”不能沉淀为“冷政治”，相互间谋求和平共处的愿望实为天方夜谭。
从政教合一到世俗化
大约在10世纪许，欧洲已出现犹太人的踪迹。出于宗教原因，也出于往往不可告人的掠夺财产原因，欧洲近千年的历史充满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的记载。至于寄居于伊斯兰教世界的犹太人，大体上反倒在支付贡款之后立即秋毫无犯。
欧洲犹太人之恢复“正常人”的地位，还是迟至19世纪启蒙运动晚期的事。而在此之前，欧洲社会渡过了整整500多年的岁月，先后经历了：：开发民族文化、打破“教会垄断文化”的僵局、争取“求知权”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后又步入争取信仰自由的新教革命，和随之长达两百年的教派斗争；接着抬出了“树立人权”、“打倒神权”的启蒙运动口号，由是迫使政教合一的“热政治”逐步让位于排斥教会干预政治的“冷政治”。至于民主，严格说来，欧洲当前的政党政治还是经过近百多年阶级斗争后才达成的妥协。然而尽管如此，这也只不过是中西欧地区的特殊历史经验，其兼顾社会正义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至今还得面对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加强市场竞争，减少社会福利）的严峻挑战。不过，最为关键的是，欧洲的世俗化、现代化运动是个自发的，由内部矛盾交集、激化所形成的局面，而不是经由哪个外来力量的介入、催化而取得的结果。
伊斯兰教世界的自救运动
自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伊斯兰世界曾经像中国一样的，走过悲欢离合的路，经历了反复的盛世与衰败。当欧洲9世纪仍旧处于教会垄断文化知识、排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黑暗时期，伊斯兰世界却连续300年之久，全力以赴地翻译欧洲古典著作，从而一度把伊斯兰文化推向傲人的高潮。伊斯兰教世界也与中国一般，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从此一蹶不振。更加巧合的是，这两个文化圈也曾经不约而同地沿循着平行的轨道，先后发动过名义不同，但内容近似的自救运动：如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等。然而不论形式如何不同，决定其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不外以下两点：一是，误以为调动传统精神力量，集中低水平的人力与物力，可以促成某种神秘的“质”的飞跃（譬如，聚集1千把锄头，便可产生拖拉机效应；发动人海战术，便可抵挡高科技武装）；二是在现代帝国主义的干预之下，任何自救运动均举步维艰。当今环顾世界，似乎只有突破上述两个瓶颈的中国，尚有实现自救、自强的希望；至于伊斯兰世界，包括伊朗及土耳其，显然还有额外一道
“世俗化”繁杂工序。
外来压力促进民主还是对抗？
展开美国两百多年的对外关系史，不难发现此中扶植亲美政权的大小动作比比皆是。二战结束后，通过对德国、日本的占领，又添加了若干民主外销的经验。但是，前者非但与民主建树毫无瓜葛，第三世界亲美政客甚至多属经纪人、军阀或独裁；后者，即德国、日本，其实早已具备高度工业化、政治世俗化和民族同类化的一系列有利条件。战败之后，两国民众又普遍欢迎政党政治，于是不费太多周折地便走上民主议会道路。至于911事件后的“民主促销”对象，如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几无例外地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教派，甚至部落、军阀斗争的问题。一旦这些国家直接受到美国的干预，反倒对主张世俗化的开明派极为不利，结果陆续把原教旨派推上执政地位。另外，以阿富汗、伊拉克为例，即便举行了投票仪式，而民众却无权参与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因此所谓“民主投票”不过是给外界指派的傀儡添加一道背书手续。此“民主政治”与欧洲的政党政治加以对比，立即可发现欧洲候选人必须经过各级党员的推选，也定然在政府或国会中维护选民的利益。
进一步加以对比，又发现美国的政党政治也与欧洲截然不同，其区别不仅在于美国政党的党员人数之少与权力之大根本不成比例；最令人感到“光鲜”的是，其劳动人民在两大政党中毫无代表性，由是执政党推行的政策完全出自财团的考虑。于是乎，美国国会山庄实际上无异于宣扬统治阶层“普世价值”的庙堂；而且在此基础上对外推销的不是正统的民主政治，而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宗教”：口号为“民主自由”；行销手段为“资本与火炮”；而最终目的则在于“全世界以美国的信仰为信仰，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这种宗教的“先天性结构缺陷”在国际上无论是遭遇“热政治”或“冷政治”，都难免造成冲撞。
2005/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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