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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一一年以后，容格就逐渐提出了系统的、与弗洛伊德对立的观点。简单说来，容格的理论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容格的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是所谓“集团潜意识”。
在接近弗洛伊德之前，容格曾进行”联想测验”去探寻心理深层的奥秘。他认为潜意识中不仅有个人出生后经验过的东西，还有祖先经历过的经验。容格的这种想法，使他从潜意识的研究转向原始民族的研究。正是在研究原始民族的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时候，弗洛伊德发现了容格的研究方向“有抛弃潜意识理论的危险”。
容格认为，梦中所以有许多不能了解的东西，是因为其中掺杂着许多原始的、祖先的观念的缘故。例如，人类的祖先常用棒和竿来表示男性性器，这也在梦中出现。
在解释集团潜意识时，容格是用未来或目的来解释内容的；这同弗洛伊德用孩童时期的以往经验来解释是不同的。
（二）创立了以区分“外向性”和“内向性”为主的“性格学”，放弃弗洛伊德用“性”的发展来给人的性格分类的“性格学”。
容格对人的性格的分类可用下图表示：
外向性 内向性
1。外向思考型 1。内向思考型
2。外向感觉型 2。内向感觉型
3。外向感情型 3。内向感情型
4。外向直观型 4。内向直观型
具体他说，以上八种类型的性格，有以下不同的内容：
1．内向思考型：重视自己的想法甚干事实，不焦急，冰冷，没有朋友，独断独行。
2．外向思考型：主智，不宽容，不承认他人想法。
3．内向感觉型：不用刺激来表现感觉，纤细而焦虑，善于比喻。
4．外向感觉型：常求外在刺激，享乐，容易陷于无聊，对抽象物不感兴趣。
5．内向感情型：感受性强，多情，但不把这些感情显现于外。
6．外向感情型：遵从社交习惯，喜欢他人所喜欢者，容易接受暗示。
7．内向直观型：非现实的、主观的态度，关心可能性的事物。
8．外向直观型：不稳定，喜欢变化，有先见之明，有时胡乱冒险，喜欢赌博，充满幻想，不易为别人所了解。
（三）精神治疗法的基本内容就是尽量使病人适应周围现实环境。弗洛伊德把精神病的根源归结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而容格认为病源是不善于适应环境。这是与容格的下述看法有关：人具有积极的开拓环境的精神，以自己的行为创造自己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容格与阿德勒有相似之处。
在容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以后，容格的追随者和学生们都竭力否认他们的领袖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例如，容格的学生雅可比和伯纳德都分别在他们的同名著作《容格》中否认容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实际上，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就连容格本人也承认他是受弗洛伊德的启示的（见容格著《回忆、梦想与思考》）。弗洛伊德本人在发现容格的天才以后，一直很重视他，弗洛伊德曾亲切地称容格为“我的亲爱的儿子”。容格自己在《回忆、梦想与思考》中说，弗洛伊德曾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和皇太子”。
据钟斯和宾斯瓦格尔说，弗洛伊德经常把自己比作“摩西”（希伯来原文为M0sheh，一译梅瑟，是传说中的犹太民族的古代领袖。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带领犹太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从埃及返回迦南），而把容格比作“约书亚”。《圣经·日约》中的《约书亚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喻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显然，弗洛伊德用这个比喻来表示希望容格继承他的事业，深入探查“精神分析这个王国”。弗洛伊德曾说：“当我所建立的王国被孤立的时候，唯有容格一个人应该继承它的全部事业。”
但是，理论观点的对立终于使弗洛伊德与容格这两个精神分析大师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从一九一三年以后，精神分析学工作者分成弗洛伊德派、容格派和阿德勒派三大学派。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又有新的学派出现，其中以苏利文（1892一1949）、霍尼（1885一1962）、佛洛姆（1900一 ）、和埃利克森（1902一 ）等人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派”最为活跃。
第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在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势力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渗透进来。奥匈帝国还伺机蓄意消灭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当作自己争霸巴尔干的前哨。在奥塞冲突的背后，酝酿着俄奥的冲突并势必引起俄、英、法三国协约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斗争。这样，巴尔干成了各西方列强矛盾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
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早就心怀不满。一九一二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谴责各大国的争夺，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但是，他对政治的厌恶又使他千方百计地逃离政治，因此，他和其他许多奥地利人一样，并没预料到战争将在一九一四年爆发。当战争爆发时，他感到震惊。但很快他又陷入少年时代的那种热情——读者可以回顾弗洛伊德在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时的狂热态度。接着，弗洛伊德陷入了冷静状态，置战争于不顾，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同时，在一九一五年春的六周内分写出了五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三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两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十一天内完成的。
在一九一五年春末夏初的六周内，他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五篇以上的论文。八月，他写信给钟斯说，他计划要写的关于超心理学的十二篇论文全部完成了。他说，他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有七篇没有正式发表。这些论文可能被弗洛伊德本人烧毁了，因为他不满这些文章的质量。
从表面看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严重地干扰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容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一九一三年夏天，就组成了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斯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阿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觉得，这个委员会如果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在写给艾丁根的信中，弗洛伊德说：“这个委员会的奥妙在于分负我的重担以保证未来的前途，这样一来，我才可以平稳而安心地沿着我的道路走到底。”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斯。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至少在十年之内，一直很顺利和很圆满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离弃我的人（如容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费伦齐、兰克、钟斯、布利尔、查赫、裴斯特、范埃姆登、雷克及其他等人，都忠诚地与我合作十五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一九一五年，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时，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了这场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亲密朋友和亲人（他的大儿子马丁和小儿子厄纳斯特在大战爆发后不久就参军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亲密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战争的爆发还促使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看病的人很多；现在，病人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他不仅努力地写作，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来回避外间世界的讨厌事务。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大大地超过了它所给予我的东西。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学生。她在战前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伟大人物的女人，她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豪他说，她曾迷恋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高度地评价了沙洛姆女士的品格，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同沙洛姆的联系。沙洛姆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但我确实认识到我和我的同代人将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快乐的世界。一切都是令人讨厌的……”
弗洛伊德一方面厌恨战争，另一方面也对容格等人的分裂运动感到愤慨。所以，他对形势的看法越来越悲观。一九一四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严厉地批评了容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通过这些不停地著述活动，他试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
一九一五年，奥地利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访问弗洛伊德。当时，李尔克已经四十岁，而弗洛伊德则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李尔克因被征入伍而来到维也纳，两人在谈话中讨论了文学创作的问题。
一九一六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到什么。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会导致什么以及会延续到多久。……这里的消耗是很严重的，而且即使在德国也不再存在牢靠的乐观前景。”他在信中还说，他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是准尉，他们俩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作为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很关心自己的儿子的生死前途，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四份报纸。
一九一六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面临许多困难。战争使粮食严重地缺乏起来。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面临着缺粮的威胁。他还得了重感冒病，使他的身体衰弱起来。他的六十岁生日是过得很凄惨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又没有足够的东西吃。
到了一九一七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加困难。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一九一七年夏天，他在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个有四千尺高的山区，天气很凉快，但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也到那儿同他一块度假。
那年春天，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一九一五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一九一七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最初征候开始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颚经常颤抖，而且不时地发痛。弗洛伊德逐渐地担心，他会在他母亲去世前死去，而这将给他的老母一个不堪忍受的打击。一想到这，他就更加忧虑。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九月二十八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在德国全面崩溃之前，最后一次集会于一九一八年在布达佩斯举行。那时中欧同盟国曾派官方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赞同设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疗战场神经质病。可惜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同样的，我们的主要会员之一安东·弗伦德曾设想一套周密的计划，要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中心，但也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混乱，加上弗伦德本人的早死，而无法实现。此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时期，费伦齐也以官方正式承认的精神分析专家的身分在布达佩斯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
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几个月以后，即到一九一九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在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