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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禁忌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弗洛伊德说：“任何从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对个人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作深入的研究，都将很快地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陌生。”弗洛伊德接着指出，原始民族对禁忌的信仰同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临床症状和心理机转”没有区别。
弗洛伊德指出，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存在一种“禁止接触”的强迫性观念。具体说来，它们的共同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它们都找不到明确的动机；
（二）它们都由一种内在的、心理的“需要”来维持；
（三）它们都很容易替换，而且，都有一种可经由被禁制物体而传染的危险；
（四）它们强迫人们从事一种等于或类似于仪式的行为。
下面举一个实例说明强迫性心理症之———“接触恐惧症”的临床表现及心理机制：
一位病人从小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触摸”欲望”，它超出了一般人所喜爱的程度而显得有些特殊。但这种欲望为外在的禁制所阻挠。接着，这种禁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内在力量（即所谓“超我”）来支持，同时，这种内在力量（代表道德观念等）已远胜过他对触摸欲望的本能，所以，这种禁制也就被接受了。然而，这个小孩于原始心理的组成，也就是本能，并没有被这种外来的禁制所消除。触摸欲望只是被压抑而消失在潜意识里。禁制和本能二者都仍然继续存在着：本能仅仅是被压制而不是被消灭；而禁制如果停止发生作用的话，本能就会穿过意识层次而活动开来。在这种禁制与本能的不断冲突中，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心理的固置。
这种“固置”实际上是“自我”对于某一单纯物体或与此物体有关的行为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不断地希望去作这个触摸行为（视之为无上的享受），可是他也同样憎恨它。喜爱与憎恨的两股源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它们以谁也无法战胜谁的僵持方式存在于自我的内心里。禁制本身在意识层次中喧嚣，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却深藏在潜意识中使自我无法觉察到。正因为两者分存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矛盾才能长期存在下去。
在上面所举的临床病历中，病人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那种强迫接受禁忌的观念是主要的关键所在。另一种重要因素则是在同一时期内的潜抑机转的发展。由于压抑的结果，它产生了一种记忆消失——健忘，对禁制（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动机保持无知。禁制的强度及其强迫性质，取决于潜意识中存在着的那股反对势力——触摸欲望的大小。禁制所以容易发生转换或延伸，反映出一种与潜在欲望的活动有关的心理过程。被压制的欲望经常不停地寻机表现出来，寻找“替代物”来掩盖自己，所以，禁制本身为了达到有效地实行压制，也必然相应地变换禁制的形式。对于这两种冲突的自然抑制产生了一种宣泄的需要，这种宣泄能降低占优势一方的压力，这也就是强迫性行为一再被实行的原因。对心理症病人来说，强迫性行为很明显地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一方面是一种因懊悔而努力赎罪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同一时间里以替换的行为来补赏被禁止了的本能。当这些强迫性行为在本能的控制下愈来愈少的时候，则表示它愈来愈接近原来被禁止的事物了。
对于原始民族来说，禁忌也是一种从祖辈时期长期传下来的强迫观念。它是一种外在压力（某些权威）所附加于原始民族的禁制性力量，它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如此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也可能只是一种经由父母和社会权威强制构成传统的结果。但当它延续到较迟的后代时，它们很可能被“组织化”而成为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然而，随着禁忌的维持，与禁制相反的力量——企图破坏它、超越它的意愿也必然继续存在着。原始人对禁忌事物必然产生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服从它，又讨厌它。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触犯它，但又害怕这样做。他们恐惧，就是因为内心有触犯它的欲望，他们的恐惧，表现出他们对内心的那股欲望的忧虑。
对于“精灵说”、巫术、“思想万能论”的产生及本质，弗洛伊德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关于宗教迷信观念的起源及本质的探讨，最后都总结在他写的一个提纲——《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问题》上。这个提纲是为答复罗曼·罗兰的质疑而写的。
弗洛伊德明确表示，“精灵和神异从来都不屑与我这低卑俗气的人打交道。所以，迄今为止仍无任何个人经验督促我相信奇迹。”这种无神论的坚定立场乃是他研究宗教问题的坚定出发点。
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宗教归结为麻醉剂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揭破了宗教的本质。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人所以需要自我麻醉，是因为有压力。他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由于生活负担太重，因此，烦恼亦随之增加。这种苦恼主要是来自：（一）自然界的压力；（二）自身肉体的弱点；（三）家庭、社会、国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安全性。也正因为这些来自生理、心理上的压力，使人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麻醉。”
当然，人们逃避烦恼的方式，不只是采取宗教迷信这个唯一的途径。所以，弗洛伊德说：“至于逃避苦恼的方式，简单地讲，大略有下列方式：（一）药物中毒，也就是借迷幻药来麻醉自己以便暂时忘却烦恼。（二）抑制冲动——这类人大约以禁欲论者为典型代表。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因所有的烦恼是由欲望而产生，故降低欲望可成为减少烦恼的一种有效方式。不过，我并不赞成这种方法。因为当一个人把欲望降低到最低程度后，多姿多彩的生活也将变得索然无味，而生命本身也将失去其原有的光辉。（三）升华——即借着自我的提升把自己从心理上的困境以更合理或积极的方式表达出来。（四）幻想——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企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五）脱离现实——当所承受的压力太大而无法抗拒时，有些人就开始想从现实中超脱出来，这也是造成妄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在分析迷信心理的时候，很轻蔑地将它比作幼儿时期的愚笨心理。接着，在《精神分析新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宗教是人在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异常心理，是“一种神经病”。他认为“宗教是某些人狂妄地企图控制知觉世界的徒劳尝试；借着这种尝试，这些人妄图把整个世界置于其中……但它毕竞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教义具有时代的烙印，那便是人类之愚蠢的儿童时代的印记……但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毕竟不是一个育儿所。”
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宗教产生的根源。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包含着许多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性。但他确实已经作到了许多同时代的心理学家所无法达到的深刻程度。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眼看着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陷于宗教迷信的迷途中，是不堪忍受的。他立志揭露宗教的虚伪本质，把它的产生根源与本质从别有用心的神职人员所杜撰的谎言中、从神秘的天国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和人的心理活动中，从而使人们看到宗教不过是一部分人欺骗另一部分人的工具罢了。
他说：“撰写论图腾的著作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要读一大堆我本来不感兴趣的厚书，因为我早知道这些书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通过大量的材料我又轻而易举地论述了这个主题……我把这次写作看作是一次小小的休息。从中我发现了我的新生命，犹如我又一次新婚一样。”接着，他又说：“自从《梦的解析》以来，我从没有象这本书那样以如此完满的信心来写作过。”他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最伟大的和最后的一本好书。”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这本书要在慕尼黑代表大会（一九一三年举行）召开以前发表，以显示“我们同一切雅利安种族的笃信宗教特性之间的突出区别。”
这本书出版后，自然引起欧洲各国那些宗教狂的不满，就连学术界也对它表示冷淡。但弗洛伊德并不灰心，他继续思索着如何把精神分析学深入地应用到各门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科学领域中去。
第十六章 “皇太子”容格
在一九—一年和一九一三年，由弗洛伊德领导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先后召开了魏玛代表大会和慕尼黑代表大会。
由于阿德勒于一九—一年春退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所以，在该年九月召开的魏玛代表大会是充满着友好的气氛的。这次会议有五十五个代表参加，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是高水平的。有几篇论文，后来一直被公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阿伯拉罕论“发狂与忧郁交互发作的精神错乱症”、费伦齐论同性恋的文章和查赫论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科学的交互关系的文章等。兰克的杰出论文《论诗歌与传说中的裸体题材》是大会上最后宣读的、也是最好的文章。
弗洛伊德在大会上所宣读的论文是《对一个妄想症病例的自我剖析的注解》。在这篇论文中已经透露出他对于人类神话起源、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兴趣，它实际上为《图腾与禁忌》作了准备。
当时，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容格在工作报告中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已拥有一百零六个成员。在欧洲又有法国、瑞典、波兰、荷兰四个国家的学者开始投入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工作。
从一九一二年起，弗洛伊德同容格的关系才开始冷淡下来。
按照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以往惯例，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应是每年举行一次。但一九一二年并没有召开大会，因为大会主席容格在一九一二年夏天到纽约去讲学。
弗洛伊德看到了即将出现的新裂痕。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在我们面前会出现暗淡的时刻，只有下一代才能承认我们的成果。但我们仍然享有无上的乐趣。”
在那年年初，钟斯就已经从容格那里听到即将来临的新的分裂风暴的讯息。
在过去两年，容格和弗洛伊德都已经着手考虑神话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的问题。在这以前，弗莱彻尔曾在一九一零年发表过四卷本的《图腾与异族通婚》的著作。这一著作为弗洛伊德思考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但是，在一九一二年撰写《图腾与禁忌》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容格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实际上，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分歧早在纽伦堡大会以前就已有先兆。在沙尔斯堡大会之后，阿伯拉罕曾写出关于神经质病症与“性”的关系的论文。阿伯拉罕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完全一致。可是，当时的容格就已表示很激烈的反对态度。容格明确表示，神经质与“性”不存在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但一直到弗洛伊德同阿德勒的关系决裂为止，弗洛伊德始终没有认为他与容格在理论上的分歧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决裂。
当容格与弗洛伊德共同研究神话和原始宗教的问题时，弗洛伊德才逐步发现他们俩之间的理论分歧是难于凋和的。
一九—一年夏末，当容格访问美国时，弗洛伊德对容格的不满情绪就有所发展。一九一二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僵化。
一九一二年，容格发表了《论原欲的象征》这一著名论文。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公开地宣布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根本对立。容格坚持认为”原欲”这个概念只代表“一般的紧张状态”，而不是只限于“性”方面的冲动。容格在一封信中说，他认为”原欲”的概念必须走出“性”的狭窄天地，而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心理冲动。
同时，一九一二年夏末容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了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
十一月，弗洛伊德同容格在慕尼黑会谈。在会谈中，双方的争执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
但是，直到一九一三年召开慕尼黑代表大会为止，容格仍然没有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因而他始终担任该会主席和《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的主编。
一九一三年十月，容格才写信给弗洛伊德正式表示要辞去《年鉴》的主编职务，他还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可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下去。
一九一四年四月，容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职务。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容格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容格退出学会后，阿伯拉罕担任临时主席职务，负责筹备拟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于德累斯顿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大会就无法召开。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弗洛伊德与容格分裂的原因，有必要简单地介绍容格及其思想观点的演变情况。
一八七五年七月卡尔·容格生于瑞士克斯维尔。他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五年在瑞士巴塞尔念完中学之后就升人巴塞尔大学。一九零零年于巴塞尔大学毕业后，就到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工作，成了著名的布洛伊勒教授的助手。
在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中，容格向他的导师布洛伊勒教授提议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从此，打开了容格与弗洛伊德合作史的新一页。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理论观点的分歧并没有使他们的合作维持十年以上。
从一九一一年以后，容格就逐渐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