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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对于攀登充满渴望。他们不仅用长度，而且用高度来计算他们的路途。显然，这是在证实某种能力。于是，他们的视线开始寻找最大的攀登物，那么，在大地上，就不可能有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更高的理想。＇6＇最高的山神预示着他们的伟业也标定了他们的界限，他们的足迹不可能比珠穆朗玛更高哪怕一寸。他们试图证明自己的伟大，却反过来证明了山的伟大。他们的全部努力仅仅验证了山的不可超越。珠穆朗玛提供了天梯也拦截了去路，它用最通俗的语言规劝人类——你们的生活其实是有限度的生活。
珠穆朗玛收容我们的梦想，同时为我们划定了道路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并要求我们最终回到地上，如同藏民，在高山上安置世俗的家。我们无须把自己虚构为神，也不可能打造一副超自然的臂膀。承认自己是一个凡夫俗子，也许是登山者的最大收获，是对于山峰和自身的最终理解。西藏让我们目睹了神与人的分工，人们把难以完成的事业交给神，这是对自然与神的敬畏，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保护。
八
珠穆朗玛把西藏的秘密公开于世界最高处，但它仍然显得神秘和费解，并因此吸引人们的脚步。
红男绿女各色人等都把西藏当作朝拜的圣地，都以相似的旋律歌唱西藏，如高低不同的声部，配合默契。我为西藏而感到无辜，因为它对此一无所知。藏民们为许多人找到了饭碗而自己依然流浪，他们培养了无数富翁可自己依旧贫穷。这样的画面已经算不上离奇：职业旅行家们在向藏民们施舍。他们的善行固然无须指责，但这种给予关系的倒置却颇为搞笑。进藏前，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文字；回来后，我对这些文字徒生厌恶。这些文字构成了某种资历或者发言权，它们企图根据个人的得失来诠释西藏，对于西藏而言，这个尺度显然是太小了，好像用一滴水的重量测量大海。藏民们只需要阳光而不需要畅销书，与我们不同，他们甚至不曾对那些文字投注过丝毫关注。在所有的叙述之外，他们的感觉和经验“皆如草木荣枯、雷霆雨露、白云屎溺皆是壮阔、自在，没有任何外在尽度”。＇7＇因此，我对自己有关西藏的文字同样不以为然，把它们视为力必多的多余分泌物应是恰如其分。
西藏飘浮在各种口音之上，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夸夸其谈中——关于它的宗教、民俗和自然景象。浮光掠影的观察使我们有了谈论它的资格，西藏使我们显得那么自豪和可怜。从西藏归来，我开始坚信一点：所有载体都不具备承载它的能力。我们的高度来自高原，我们从不具备俯瞰它的角度。我们的生存极限其实只是藏民们的生存底线，当我们把西藏作为勋章挂在自己肩头时，西藏是否会放声长笑呢？
无法解释我们对于西藏的痴迷。也许，它是昨世或者来世，鉴照了现世的难堪，它为我们的愿望打通了道路，但它既不是他人建立伟业的舞台，也绝非为困局中的我们提供偏方的仓库。它诱使我们离家，又领着我们回家。它让我们丢弃那些虚拟的胜利，告诉我们真理有时就躲在自家的楼下，并且教会我们如何把勇气用于应付现实中的恐惧——凡俗生活中的恐惧有时大于悬崖上的恐惧，在那里，风暴和冰雪都是看不见的，那里甚至没有由神灵为我们提供的安全感。西藏是导师也是朋友，征服或者索取，均暴露了庸俗者的心态，我们应该为此蒙羞。它是一群凡人生存并且跪拜的土地，他们在那儿播种、放牧、做爱、拉屎和游荡，在所有的口号与大词之外，他们向生活的深部执著地挺进。它从不改变自己，而所谓神圣或者凡俗，只是人们在各自的处境中衍生的一种说法而已。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7）
西藏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一个世界，是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白天，它在我们的远方；夜里，它在我们的上方。
二OO四年五月七日完稿
＇1＇本文为作者为上海《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作写序言，题为《壮士》，见《霜冷长河》，第5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2＇张锐锋：《蝴蝶的翅膀》，第65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第1、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敬文东：《写在学术边上》，第98、9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此节中加引号的部分录自中国藏学出版社《发现西藏》一书，而未加引号的部分则根据友人林茨《桃花源妇女》一书。
＇6＇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750人成功登上珠峰，还有15 0名勇士永远沉睡在那里。一般认为，新西兰的希拉里和尼泊尔的丹增1953年5月29 日从南坡最先登上了世界之颠。但也有人指出，在希拉里和丹增征服珠峰29年前，英国人马洛里和欧文两人于1924年从北坡成功地登上珠峰，只不过随后他们被猛烈的暴风雪吹了下来，结果葬身在那里。然而，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们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来重写人类探险史。
＇7＇李敬泽语，见《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灵魂》第53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