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脚下的起伏，成群结队的石头把我们一级一级推离地面，使我渐渐辨识出从下一座山峰背面传来的神灵的喘息。我误以为最高的神总是喜欢离群索居，但在这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始终有虔诚的藏民与高傲的神相伴。在这空气稀薄、草木不长的地方，时而会见到一些村落和寺院，冷漠的风雪中夹杂着人间的声息。这很像虚构，但这并非高原上的幻象，西藏擅长于混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我们认为荒谬的地方，生长出真实的树干。有时我会认为性格狂暴的风是山上惟一的居民，但在它扭曲的表情后面，我却会意外看见驮盐者安祥的脸。一群驮盐者可能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在灰冷的岩石衬托下显得极为生动。羊背上的盐巴可以唤起我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比如温热的食物、妇人的乳房以及婴孩的啼哭，这种想象使我对高山的描述陡然发生转变，它不是为人们测量体能而准备的巨大仪器，而是一片生存之地，从每一条山路上都可能发现生活的线索，看到绝望的积雪与铁锅里灼热的肉汁的联系。许多与温度有关的词汇隐藏在那些冰凉的景象背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一位朋友说：“一切生命活动都只能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如果你站在难以看到生活细节的地方，就会感到生活本身是如此荒谬，甚至是滑稽的。你渐渐走近它，就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严肃，痛苦或幸福都是那样真实，每一个事件都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重大意义。”＇2＇用这段话形容西藏恰如其分，只是“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西藏”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与藏民不生活在同一平台上，其间有着几千米的落差，这样的空间差距又在时间中加深。空间的差距是一个定量，但它进入时间的公式之后，就成为变量，像一条从篱笆中脱颖而出的狗，不规则地奔跑，瞬间就消失了身影，令追踪者望尘莫及。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人类学家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B？N？Aziz）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在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崇山隘口之间和咆哮轰鸣的河流两岸，有数不精的小路。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里，喜马拉雅山区的山民们就在这些小路上来来往往，他们携带着货物、传递着消息。就在其来往中，文化在融合，命运在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先辈的历史上继续学习和建设。它使人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早期的迁徒与变革浪潮是怎样越过这片介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地带，并巩固了只不过是在悠久历史的最近时期才在定日出现的变革与流动性的种种现实。＇3＇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4）
这是一个混淆了天国与尘世的地方，藏民、探险者、神祗与幽灵，分别寻找着自己的通道。高山给所有的过路人以不同的待遇——它使藏民保持着凡俗艰辛的生活，却给探险者戴上英雄的勋章。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讨厌用“征服”这个词来造句——无论主语和宾语怎样调整和置换。问题不在于谁坐稳了主语的交椅，而在于句子中所有的词语都必须服从于由谓语（即“征服”）所确立的规则，仿佛数学中的“》”号，“征服”一词露骨地表达词语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不可能像“=”号那样划出一条可以互通的道路，因而它所指明的去向必将是一个死角，只能像刀尖一样，指向邪恶的结局。
与其说“征服”是一种不合理的欲望，不如说它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它显然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实力，而对整个世界贸然地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这势必造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而结果，自然是不言自明。寻找这方面的例子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无数无家可归的尸骸，就是“征服”一词的最恰当的注脚。
固然也有胜利者，但他们的胜利是虚拟的，只存在于想象里，并且像肥皂泡一样经不起风吹草动。因而，维持这样的胜利比获得它更加艰难。更常见的事实是，许多征服者的伟业在身后都土崩瓦解，所以，我对征服者或者英雄这样的光荣称号从来都心存怀疑。
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教育并没有深入人心，这几个被血红的宋体字夸张了的口号，充分表达了人类的无知和妄自尊大。它是地道的谎言，却被我们奉为真理。人类思维的单向性在类似的口号中暴露无遗——他们提议在天地万物之间选出一个领导者，并且一厢情愿地把选票投给了自己。自然界当然不会与人类为伍，可惜人类听不到来自自然界的批评，没有任何媒体能够表达自然界的意愿，因而人类就成了自告奋勇的专制者，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却听不到任何有关政变的风声。这种简单的一元化思维既违反了“天人合一”的祖训，又与多元并存的现代民主思维格格不入，显然，这样的统治并不存在，并且一天都没有存在过。而正史中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也不过是一群最可怜的人而已。就像一位朋友骂过的，悲剧、真理和英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他妈矫情的玩意。“我们制造过许多真理，被所有神圣的尺度严格地丈量过，信以为真的蠢猪们抱着它们冲锋，最后把自己弄成了英雄，而把阻碍他们的另一面命名为悲剧或绊脚石。悲剧、真理和英雄陪伴我们走过了有史以来的岁月，却没有想到，这些东西的始作俑者不过是在暗中冷笑而已。坦率地说，我对所有推荐而来的真理持谨慎的态度，对所有披着英雄之皮的人敬而远之，对号称悲剧的东西，除了不理睬之外，只有嘲笑。”＇4＇
在我们所要征服的“世界”或者“自然”里，当然也包括青藏高原。自从“征服”新大陆之后，形形色色的小哥伦布在这个星球上始终络绎不绝。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把学生成批地哄到博物馆，把科学家赶到实验室，同时把探险家送到地球的各个死角，人类迅速获得了有关自然的全部档案（几乎），在对世界了如指掌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它的敬意。而这些被培根命名为“知识”的东西最终使人类获得了向自然敲诈的胆量。在探险者身后，“开发者”追随而至。但西藏不支持他们的事业，它始终拒绝成为某些人成就伟业的敲门砖。应该感谢西藏的神灵，多少使无所不知的人类在大地面前保持了敬畏之心，它的神秘性，它的不可解释，它的超现实，足以解除征服者虚妄的自信，无论是这种“征服”，是手持“科学”的路条，还是披着暴力的盔甲。
六
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一书中记述了一批暴力“征服者”的遭遇。那是在20世纪初，在英国贵族荣赫鹏（Yonghusban）及一位名叫麦克唐纳的“将军”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侵入了这片高原。显然，荣赫鹏或者麦克唐纳，都把自己想象成某种英雄，自信能够超越自然为他设定的极限，并认为在他英勇的部队的身后，浩浩荡荡的开发者的队伍将接踵而至。故事的开始跟他的想象相差不远，尽管他的队伍只是一支由职业雇佣兵、无赖、牧师和冒险家拼凑起来的、数量仅为八百人的乌合之众，他们却一路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兵临圣城拉萨的门户江孜城下。英国人起初对他们如此轻易地通过了西藏境内一个个不设防的要塞感到惊异，他们随即把该远征行动当作一次易如反掌、类似于旅行渡假的新奇经历。沿途中年轻的军官经常离开营地，到附近的松林猎取麂子和山鸡，另一些人则大摇大摆地走进西藏人的村庄，欣常那里“古老、具有中世纪风味及浪漫色彩”的寺庙建筑和壁画。直到1904年春天，入侵者来到了几乎看得见布达拉宫金顶的江孜古堡的城墙下，不愿看到自己的圣城遭到亵渎的喇嘛们，才向英国人发出警告，规劝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5）
英国人由此断定，“被迫”使用武力已不可避免，并像他们所擅长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击溃了号称有几千人之众，主要由农民和僧侣组成的抵抗队伍，顺带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在一个名为古鲁的山口，远征军一次冲锋后，地上便躺下600名西藏人的尸体。英国人发现，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兵没有统一的号令，很难称得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连武器也不是军队提供的，而是士兵（其实全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物品。于是英国人一面轻松地开火，炫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面嘲弄“西藏人破旧的武器（大刀、火药枪、弓弩和弩矢）和他们奇怪的装备（其中许多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一举攻陷拉萨。
但跨过西藏人尸体进入圣城的欧洲人，最终感受到了比明火执仗的抵抗更使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便是“土著人”对他们的极度漠视。西藏人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布达拉宫和无数神山依然屹立在原处，当他们凝视着这些傲岸、圣洁之物，几百个闯入的英国人就成了一群形容丑陋污秽、令人生厌而又无足轻重的游魂野鬼。“拉萨的居民们似乎对于英国人的到达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人们从店铺中和门槛内向士兵们投去一束满不在乎的目光，就如同他们的入侵仅仅为一种暂时的麻烦和没有多大意义一样。”“征服者”们未遭到愤怒或者怀有敌意的对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在圣城的存在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事情。
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5＇
七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6）
我还是感觉到轻微的激动。尽管此行并不以登山为目的，但这次经历显然与攀登我家后面的那个土坡有所不同。除了缺氧和疲劳带来的正常反应外，我并无更多不适。我显然有理由为自己冒险的成功沾沾自喜。在这一刻，我跨越了一道对自己封禁多年的门槛。而这种状态，又助长了我的某种野心。即使走过的第一大本营，我仍然不愿就此停止自己的脚步，不愿意在离珠峰越来越近时突然折返下山。野心是一种古怪的病症，而极端的处境则是它的诱因。这种病症通常使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计显得草率、简单和失实。
少年时，我对攀登珠峰的英雄充满敬佩。攀登珠峰的纪录电影，是我在那个时代看到第一部“大片”，不仅有着壮美的大场面，而且情节也惊险离奇——登上世界最高峰，本身就是一件离奇的事情。而祖国、人民这样一些大词，也在报纸广播的裹携之下汹涌而来，迅速将我覆盖。于是，我在作文里表示了长大接好革命的班这类宏伟志愿，显然我病弱的小身体一时还无法给这样的志愿提供支撑。对于攀爬类动作有着先天的恐惧，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脆弱很可能使我慷慨激昂的表白成为空头支票。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鞍马，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