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架飞机起飞，从头顶呼啸而过，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停了一下，然后指了指上空。“我相信你们这里不难证明这一点。”
记者席上的三名记者作了记录。
美国最高法院，他接着说，已经开了先例。在“美国对考斯比”一案中，法院判决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一个养鸡场主有权索赔，因为低飞过他房子的军用飞机构成了“侵害”。在作出“考斯比案”的判决时，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是这样说的“……如果土地所有者能充分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他必须对紧挨着的周围空间拥有全部控制权”。由最高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件“格里格斯对阿勒根尼县”案也是坚持类似的原则。在俄勒冈州审理的“桑伯格对波特兰港”和华盛顿州法院审理的“马丁对西雅图港”的案子中，飞机的过度噪音所造成的损失得到了赔偿，尽管原告所在地上方的空间并未受到侵犯。其他地方的居民区已经开始或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有些正在使用录音车和电影摄制机作为辅助工具，证明他们的指控。录音车用来测量噪音的分贝数，摄影机用来拍摄飞机的高度。测出的噪音经常是比航空公司和空港管理部门所承认的要高；测出的高度，则比对方承认的还低。在洛杉矶，一个房产所有人曾控告洛杉矶国际空港，指控该港允许飞机在靠近他住宅的一条新延长的跑道上着陆，未经履行法律既定的程序，就在他的产业上空通行。该业主要求赔偿一万美元，认为这相当于他的住宅价值因此下跌的数字。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案件被提到法院进行辩论的越来越多。
这一席谈话简明扼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讲话中所提到的一笔具体款数——一万美元——当场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正是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所希望达到的目的。通篇讲话，听起来很有权威性，有事实根据，又象是对这个问题作了多年研究的成果。只有弗里曼特尔自己明白他提供的“事实”
并不是什么钻研法律报告的收获，而是头天下午在城里一个报社资料室看了两小时剪报的结果。
还有几点事实他没有提到。最高法院对养鸡场主的判决是二十多年前作出的，全部赔款为数极微，才三百七十五美元，相当于一些死去的鸡只的实际价值。洛杉矶的诉讼案只不过是个要求，还没有进入审理阶段，也许永远不会受理。最高法院一九六三年才判决的“贝腾对美国”这一案倒是更值得一提的，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也知道，但他却有意避而不谈。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认为只有实际构成“侵犯人身”的情况才能负赔偿责任；光是噪音并不负有赔偿责任。由于梅多伍德没有受到这种侵犯，所以根据贝腾案所开的先例来看，如果要打官司，诉讼还没有开始，就注定要败诉的。
但是，弗里曼特尔律师不想让人知道这一点，至少现在不能让他们知道；如果一场官司打到法院，最后是赢是输，他并不过分关心。他要的是这些梅多伍德房产主成为他的当事人，收取为数可观的一笔手续费。
关于收费问题，他已经点了户数，心里算了一笔账。算下来使他大为高兴。
他估计礼堂里的六百人中，有五百人，或许更多些，是梅多伍德的业主。
考虑到夫妇一起来开会的情况，至少有二百五十人可能成为他的当事人。如果劝说这二百五十人每人都签一张一百美元的聘书——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希望在会议结束前他们会签字——似乎肯定可以到手的手续费的总数将超过二万五千美元。
在其他场合，他曾如法炮制过。大胆行事就可以大有作为，特别是人们正在狂热地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非常的有意思。他皮包里有的是印好的聘书。上面写着：本协议书由……为一方，……为另一方所签订，下称原告（或原告们）和弗里曼特尔和赛伊法律事务所，……后者将为原告（原告们）的法定代理人，致力索赔因飞机使用林肯国际空港之设施所造成的损失……原告（原告们）同意付弗里曼特尔和赛伊一百元，分四次付清，每次二十五美元。第一次应即照付。余额按季度即期支付……日后胜诉时，弗里曼特尔和赛伊将获得赔偿总额的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这个百分之十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很可能根本就得不到赔偿。反正在法律上有时也会出现怪事，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相信四面撒网，必有一得。
“我已经把法律方面的情况告诉了你们，”他说。“现在我想给你们出点主意。”他难得地笑了一笑。“这个主意算是免费样品——象卖牙膏那样——可是再买，每支就得付钱了。”
人们报以一阵笑声，他做了个手势，猛然制止了笑声。“我这个主意是，现在没时间干别的，只有采取行动。立即采取行动。”
这番话激起了一阵掌声，更多的人点头称是。
他接着说，人们往往认为，打官司必定是缓慢的，长年累月的。事情往往也是这样，不过，有时候，如果下定决心，使用法律上的技巧，也可以使它进行得快些。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在航空公司和空港会以噪音存在多年为由，提出这是个习惯和惯例之前，应该立即开始采取法律行动。又一架飞机轰隆地从上空掠过，似乎在替他强调这一点。它的声音还没有消逝，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就大声嚷道，“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主意是不能再等了。你们应该今天晚上就动手。现在就动手！”
前面的听众中，一个身穿羊驼毛开襟衫和麻布裤子的年轻男人蓦地站了起来。“我的天！——你说吧，我们该怎么着手。”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先聘请我当你们的法律顾问。”
当即有无数声音齐声叫道：“愿意，我们愿意。”
大会主席弗罗伊德·扎奈塔现在又站了起来，等喊叫声平息下去。他看来很高兴。两个记者伸长脖子，四周张望，看到全场明显的热烈情绪。另一个记者——那个当地一家周刊的上了年纪的女记者——抬头望着讲台，面带友好的微笑。
成了，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早就料到可以成功。他知道，剩下的不过是些例行手续罢了。在半小时之内，他袋子里的许许多多空白聘书都将给签上了名，其他一些则将被带回家去商量一下，很可能明天就寄出。这些人不怕签文件，也不怕办理法律手续；他们在买房子时，对这两件事已经习惯了。
一百美元看来也不是个多大的数目，有些人甚至会对数目这么小而感到惊讶。只有少数人会象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自己曾做过的那样，费神心算一番。即使他们对总额太大有意见，他会辩解说，为了对这么多人负责，这点费用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他将让他们的钱花得不冤——在法庭和其他地方替他们演出一台好戏，紧张激烈。他看了看表，应该再接再厉。既然现在他已经肯定要承办这件案子，他就要巩固这一关系，准备上演这个戏的第一幕了。到现在为止，同其他事情一样，这是他已经盘算好的，而且在明天的报纸上，这件事将比这次大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它还会使这些人确信他说过的不浪费一点时间的话是算数的。
这出戏的演员将是在这里集会的梅多伍德的居民，他希望到会的每一个人都准备好离开这个礼堂，先不回家，在外面呆得很晚。
演出地点是空港。
时间：今天晚上。
11
几乎就在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踌躇满志的时候，有个名叫D。O。格雷罗的原建筑承包商，饱经忧患、失意之余，正在向失败低头。
格雷罗目前离开空港大约十五英里，把自己反锁在市内南区一座破旧的公寓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面。这幢没有电梯的公寓楼离屠宰场存放牲口的地方不远，在第五十一号街一家喧闹蹩脚的饭铺楼上。
D。O。格雷罗是个瘦削的细长个子，双肩微溜，面有菜色，突出的尖下巴。
眼睛深凹，薄薄的嘴唇，全无血色，胡髭稍带茶色。细脖子，大喉结。头发在往后秃。双手有点发抖，手指难得是稳定的。他老抽烟，经常一支接一支，用一个烟头点上另外一支。目前，他需要刮一下脸，换件干净衬衫。虽然他把自己锁在里面的那间屋子是冰冷的，身上却在出汗。他今年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
格雷罗结婚已有十八载。从某些标准看，婚后生活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满，也还不错。D。O。（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用他名字的缩写来称呼他）和伊内兹·格雷罗两人相敬如宾，谁也没有想过要另觅新欢。而且，不管怎么样，D。O。格雷罗对女人从来不大感兴趣；他更多的心思是用在做生意和理财上面。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格雷罗夫妇之间在思想上出现了鸿沟，伊内兹虽曾设法填平这个鸿沟，却没有成功。买卖上一连串的厄运，把他们这个小康之家弄得濒于贫困，最后迫得他们数次搬家——先是从他们那舒适、宽敞的近郊住家（已经抵押了不少钱）迁到另外一些不那么阔气的地方去，最后又迁到如今这个阴暗、到处透风、到处都是蟑螂、两间一套的公寓里来。这是两人之间出现鸿沟的一个原因。
虽然伊内兹对他们的处境并不满意，但她还是可以根据目前的情况张罗过去的，只要她丈夫不再变得喜怒无常、脾气不再变得如此凶恶，有时甚至无法和他说话。几个星期以前，他在盛怒之下，打了伊内兹，把她的脸刮破了一大块。她倒是愿意原谅他的，他却既不赔礼道歉，事后又绝口不提此事。
她怕他以后还要动手，所以，不久就把他们的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男一女——送到她住在克利夫兰的已婚的一个姐姐那里去住。伊内兹自己留在家里没有走，她找了个工作，在一家咖啡馆当女侍。尽管工作重，工资少，但至少可以糊口。她丈夫似乎很少理会孩子们或者她本人在不在家；最近他的情绪是心灰意懒得厉害，而且总是一个人生闷气。
伊内兹目前正在上班。D。O。格雷罗独自一人在家。他不必把这间小卧室锁上，虽然他在房间里耽不长，但为了切实保证不受打扰，他还是把门上了锁。
D。O。格雷罗和今晚还有一些人一样，很快就要离开家门去空港。他已在航空公司订了座，有一张今夜有效的飞机票，是环美去罗马的第2次班机。
票子就在他的大衣口袋里，大衣就在这间锁着的屋子里，搭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椅上。
伊内兹并不知道有那么一张去罗马的飞机票，对她丈夫取得这张票的动机更是一无所知。
这是环美的一张旅游的来回票，一般要花四百七十四美元。D。O。格雷罗撒了个谎，用赊欠的办法把票弄到手。他先付了四十七元定洋，这是典当了他妻子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她母亲的一个戒指（伊内兹还未发现丢失）
——弄来的钱。他答应余下的欠款，加上利息，在今后两年内每月分期拔回。
这一诺言大概是永远也实践不了的。
没有一家正经的金融公司或银行会借给D。O。格雷罗去附近皮奥里亚的一张公共汽车票钱，更不要说是去罗马的飞机票钱了。他们会彻底调查他的背景，并发现他有长期无力偿付债务的历史，长期积欠一大笔私人债务，而他开设的住宅建筑公司——“格雷罗承包股份有限公司”——早在一年以前就被宣告破产。
如果对格雷罗的一团糟的财务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将会发现在过去的八个月中，他用他妻子的名义曾试图筹集资金搞一项投机性的地皮交易，但没有成功。在失败过程中，他又欠下更多的债。目前，由于他曾编造了一些弄虚作假的财务报告表，同时又是个没有偿付债务的破产者，事发以后（看来不久就要败露）将要卷入刑事诉讼，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坐牢的。还有一件事，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也是马上就要发生的：这套房子虽然破旧不堪，他已有三个星期没交房租，房东扬言明天就要赶他搬场。如果被逐，他们将无处可去。
D。O。格雷罗已是走投无路。他的财政信誉扫地，是零负。
不过航空公司对赊账是非常松的；而且，即使有人逃债，它们在追索欠款的手续方面往往没有别的企业那样雷厉风行。这是一个特意制定的方针。
它的依据是：近几年来，买票坐飞机的乘客是社会上一种异乎寻常地诚实可靠的典型，大多数公司很少吃过倒账。很少有D。O。格雷罗那样打算赖账的人去麻烦它们，所以它们没有采取措施来专门挫败格雷罗耍的那种花招，因为不值得这样做。
通过两个简单的办法，他躲过了一次非常草率的信用调查。首先，他拿出一份“职工介绍信”，这是他自己用打字机打的，信纸上印的是他一度经营过的一家不复存在的公司名称（不是那家宣告破产的公司），这一公司的地址用的是他个人使用的邮政信箱。第二，在打这封信的时候，他故意拼错自己的姓，把第一个字母“G”打成“B”。这样，如果要搞例行公事的用户信誉调查，“布雷罗”这个姓氏不会提供任何情况，而在他那真实的姓氏下面是载有对他不利的记录的。在进一步提供身份的时候，他使用了他的“社会保险”卡和汽车驾驶执照，事先仔细地把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同样加以涂改，事后又重新把它改回来。他在付款合同上面签字的时候，还故意把名字签得不易识别，看不清他签的究竟是“G”还是“B”。
昨天有个职员也继续使用这个错拼的字，替他在飞机票上面写上“D。O。布雷罗”。D。O。格雷罗根据自己目前的计划，对这件事仔细权衡了一下。他的结论是毋须担心。如果以后有人提出疑问，在那份“职工介绍信”和飞机票上就只错了一个字母，似乎是个真正的笔误。一点也证明不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他打算今天晚上在空港报到的时候，把环美客舱清单和他的飞机票上的名字拼法改正过来。重要的是，在登上飞机以后，必须做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