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十根胡萝卜上
慢慢冒出生活的盐巴
我敬爱的父亲 一直没说话
他的话都装在心里头
就像此时的炉火
不用揭盖都暖和
父亲摸钱的动作很麻利
配合这一动作的话语也很平静
第一句话是 老板发了五十块钱的奖金
第二句话是 拿给孙姑娘做零用
父亲把钱硬塞在女儿手中时
我已情不自禁地把身子
转了过去
捧着新崭崭的钞票
女儿没去亲她爷爷
她曾经被她爷爷脸上的风霜
割痛了嘴唇
父亲很快就走了
他说木工厂每晚都要加班
他还说 去晚了要扣工资
故乡的黑壤（外一首）
■ 刘天铎
不谙事时
曾认为
土地的颜色都一样
走南闯北后才发现
色最重的土地
是故乡的黑壤
不谙事时
曾认为
是土地就会把庄稼长
走遍四方后才知道
最肥沃的土地
是故乡的黑壤
收割后的田野
收割后的田野
不是荒芜
早已不见
成片的稻菽，挺立的苞谷
但那收割后露出的
长长的垄，宽宽的埂
都是耕耘的痕迹
汗水沁过的热土
开拓的犁
早已把蛮荒驱除
收割后的田野
不会寂寞
虽已听不到
春燕的呢喃
思念
■ 高 瑛
艾青，我要告诉你院中的玉兰又开花啦
艾青，这是你最喜欢的花我因你而更爱它
艾青，我无法留住你却守住了玉兰花
艾青，光阴十年已去花，越开越繁华
艾青，阴阳界相距不知多远也许只有一步之差
艾青，在玉兰花开的三月你踏着月光回来吧
艾青，看看无休止思念的我也看看繁华似锦的玉兰花
2006．3．27．
怀念艾青
■ 于行前
有人说艾青走了
我说没有
他一直屹立在中国的诗坛上
他的音容笑貌
栩栩在我们面前徜徉
我年轻时认识诗
从艾青开始
每捧起“大堰河”的浪花
我就热泪盈眶
艾青的灵魂像水晶洁莹透明
艾青的诗呼唤人世间的真情善良
读他的诗
豁然开朗
忘年之交的诗友
平易近人的教诲
我永远不忘
更记得每次看望艾青
他都伸出宽大的手
紧紧握着我的手
笑眯眯地说
诗酒不忘老朋友
是呵
怎能忘呢
永远忘怀不了呀
2006．3．10．
记忆与订正
■ 高洪波
《诗刊》上半月刊正在举办征文，意在纪念这本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创刊五十周年，三月号还刊发了几位主编的照片，我的一张拍自漓江诗会的照片忝列其中，记得是云南白族诗人晓雪的作品，那一刻我们一行人正坐船从桂林到阳朔，那一刻阳光灿烂，心情灿烂，因此我脸上的表情注定也是灿烂着的——可是往下一看说明，不对了，因此才有了这篇小文写作的初衷。
说明很简短，只是介绍一下我在《诗刊》任职的时间：1998年7月至2003年12月。也许是《诗刊》同志对工作档案不甚重视的缘故，或者诗人的身份使我昔日的同伴们习惯于大写意，其实我记得自己到《诗刊》的日子是：1997年11月13日。
因为这一日刻骨铭心：在《诗刊》我接到一个远方长途电话，连我都还不知道《诗刊》的电话号码时，电话另一头的福建诗人刘登翰悲哀地告诉我：袁和平去世了！
袁和平是我的好友、学兄、福建作协副主席，一个壮硕的擅写环保题材的知名小说家，在北大中文系就读时我俩同一宿舍，他下铺我上铺，他还是我的班长，平时亲如手足的兄弟。在《诗刊》还有两位同学：李小雨和梅绍静。
我沉浸在莫名的悲痛中，几乎忘记了作协党组派自己到《诗刊》的任务，但我记得迅速地向小雨和绍静通报了和平的噩耗，和平也是她们二位的班长。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其实关于兼职《诗刊》主编的决定早在1997年的9月间就下达了，之所以推迟到当年11月就职，缘于我内心的怯懦：我认为自己无力承担《诗刊》主编一职，遂反复推辞、陈情，尽量延缓并企图改变党组的决定。可是一件事促使我下了决心，那就是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患心脏病住院，他在病中还为《诗刊》的事情操心，正是泰丰的病弱中的关切打动了我，遂下定决心到《诗刊》当主编，当时把工资关系都转到了《诗刊》，有点项羽当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味道，泰丰给我吃一颗定心丸：只干一年！
“只干一年！”一年有一年的规划，十年有十年的章法，我自然坚信不移，何况《诗刊》主编从来就是罩着光环的一项职务，远有与毛泽东主席通信的克家老人，中有李季、严辰、邹荻帆、张志民，近有杨子敏——提到子敏先生，我至今感念不已他对我的支持，他不但详尽介绍情况，还慨然出任一个月后的“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的评委会主任，内中甘苦自然无法言说。还有他最最关键和重要的一句话：“洪波，你让我消失！”他怕自己身为长辈和老主编、作协书记处老书记会影响、干扰我工作的思路，诚挚又不乏诗意地说出了这样一句充满党性和智性的话。
“你让我消失！”这是《诗刊》老主编杨子敏的信任和期待，也是让我团结《诗刊》伙伴们大胆工作的推进器，子敏坦荡无私毫不恋栈的胸襟，是我当年在《诗刊》迅速打开局面的重要保证。
紧接着是评“鲁迅文学奖”，八位诗人脱颖而出，这无疑是一场硬仗；
然后是张家港诗会，由《诗刊》社具体操办，为此我三下江南，放弃了罗马尼亚的出访，把会议地点由苏北换到苏南，由淮安和洋河改为张家港和苏州。就是那次诗会上，我们在华西村聆听吴仁宝趣味横生的演讲。他激情演说，但说什么我们一点不懂，幸亏有个小姑娘唱歌般地翻译，使诗人们领略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叫富庶江南。昌耀和我倚在华西村的富丽而古怪的楼顶上合影、聊天，来自大西北的诗人心中充满感叹。
《诗刊》社的同仁们用自己的能力证实了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继而是与山西《太原日报》的一场戏剧性的诉讼，以皆大欢喜的方式了结了恩怨。当出席那一年由《诗刊》社和《太原日报》联手举办的“金秋诗会”时，我格外要感激的一个人是小说家张平，正是张平的真诚劝说化解了一场文坛纷争，他谋人事如己事，视诗坛为文坛，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干戈于是变玉帛，烽烟熄灭尘埃落定之际，我和《诗刊》的同伴们都感到自己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期。
还有举办“青春诗会”，不，说“启动”更准确；还有，在冰雪之际走延安，为纪念“讲话”发表六十年点响第一声喜庆的鞭炮；还有，将一本《诗刊》扩充为两本，容量的加大意味着资质的增值；还有，创办“春天送你一首诗”这个品牌，让中国的市民们感受到诗意与春天并存的丰富意蕴……
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只干一年”变成美丽的许诺，也许我听岔了，是“只干七年”吧！见到泰丰同志时曾嗔怪他的食言，他只是无声地笑着，居然有几分得意和狡黠。
一个故事也是翟泰丰诉说的：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曾写过两首关于长白山的旧体诗，《诗刊》拿到后想发表，请示中办后没有回音，这诗后来在《人民日报》刊登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泰丰碰巧见到江泽民同志，就问总书记为什么不把诗给我们《诗刊》？江泽民同志回答：“《诗刊》是毛主席发诗的地方，我可不敢！”
这个故事是泰丰讲给我的，我曾骄傲地转述给《诗刊》的同伴们。《诗刊》的确是块金字招牌，五十年的诗歌老店，这金字招牌矗立在中国，也矗立在世界，更矗立在人心。所以，借这篇小文，表达一下我的祝福：人类离不开诗歌，就像春天离不开花朵，鸟儿离不开翅膀一样。人类的情感存在一天，诗歌就具有不容忽视的魅力。
愿《诗刊》的金字牌匾擦拭得更亮。
2006年3月7日
向
1979年，在一片诗人“归来”的声浪中，我向《诗刊》投稿。
我写诗起步较早，在“愤怒出诗人”的20世纪40年代，我赶上了现代文学的最后一班列车出发了，到1949年10月全国解放为止，我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后来陆续选人了《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诗集》、《中国现代经典诗库》、《现代诗人处女作》等选集。解放后我继续写诗，可惜好运不长，1955年在我即将出国留学之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铺开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为胡风说了几句好话，竟被抓了个“现行”，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浑身漆黑的“胡风分子”。二十多年来，我手中握的不再是笔，而是镰刀、锄头和铧犁，我耕耘的是土地而不是诗。忽然天亮了，绑在我身上的套索“胡风分子”、“受胡风思想影响较深的人“都被解脱了。
我周围的气氛改变了。一位青年来拜访我，我说：“不要找我，我早已不写诗了！”这位青年临走时说：“我绝不相信你今后不写诗了。”一位刊物的编辑来向我约稿，我说：“我早已不写诗了。”他说：“你今后会写的。”我说：“今后我也不写了！”临走时他说：“再过几年，只怕你要拿着作品来找我了。”
就在这种气氛下，我生出了一种感觉，一种冲动，我试着要写诗了，就像一个瘫痪了多年的病人一样，开始试探着练习走路了。
1979年，当我着手准备恢复诗歌创作之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划：用三年的时间，用投稿的方式，进攻三个刊物——《诗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
首先是要攻克《诗刊》。《诗刊》是全国最高规格的诗歌刊物，《诗刊》发表过大量的优秀诗篇，是我最向往的刊物，我能登上去吗？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第一批诗稿寄去了。没有回音。
第二批诗稿寄去了。没有回音。
第三批诗稿寄去了。终于有了回音，是一封手写的退稿信。“诗作收阅，经过我们研究，大家觉得你的诗歌质朴，语言流畅，但诗的选材不够新颖，生活挖掘得不够，诗意比较浅薄了一些。粗浅意见，仅供参考。谢谢你的热情支持。敬礼！作品组（1979）9．25。”
于是我继续投稿，继续收到了署名作品组的退稿信。我一共收到多少退稿信记不得了，大约有七八次吧。1980年2月4日，《诗刊》决定刊用我的抒情小诗《溪边》、《寻觅》两首，只是落款不再是作品组，而是李小雨。此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都刊发了我的诗作，我的愿望终于提前完成了。
1980年7月，李小雨来信说：“《溪边》、《寻觅》二首已发《诗刊》第8期，”我便带上这封信直奔北京看望副主编邹荻帆去了。
我早就认识邹荻帆。解放前他曾经是成都有名的“青年诗人”，我那时是个“童子军”，常常跟着我的父亲去见他，我老是缠在他的身边不走。不知道他现在还认不认识我。一见面，我一提起孙跃冬，便产生了连珠效应，他记起来了：“对呀，孙跃冬，还有许伽、葛珍，还有个谁，小小的，和罗洛一起编学生报的，怎么就是你呀！”听说我也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他大吃一惊：“你那时还小得很呵！”正因为我太小，所以我才被宣布为“在我们党内隐藏得最深的胡风分子。”千言万语谈了个没完没了。
“你应当重新提笔写诗。你写了没有？”
“写了！”
“交给《诗刊》，《诗刊》支持一切归来的诗人。只要你的诗有一定水平，《诗刊》会发的。”
“我寄给《诗刊》了！”
“发了没有？”
“……”我用颤抖的手捧出了李小雨给我的信函：“就在下一期的《诗刊》！”
我大笑。邹荻帆也笑了。
回顾当年，没有李小雨的扶持，我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当然不仅仅是李小雨，后来直接处理过我诗稿的编辑还有吴家瑾、朱先树、王燕生、雷霆、梅绍静、周所同……他们对我的诗稿都是提过中肯的，哪怕是尖锐的批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诗刊》培育了大批新人，也应该包括我这个重生的“新人”在内。
根据我的经历，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我是从《诗刊》敞开的大门走进去的。
献歌等
■ 贾 薇等
献 歌
贾 薇
你知道我最想什么
东
我想一些与你有关的事情
妈昨天来信说
她很担心
我准备明天给妈打个电话
说你一切正常
今天又是场雨
积水淹了我家门槛
有朋友对我说
别一个人呆在家里
该出门走走
我带着狗 有许多不便
但也常穿过麻园
去最近的一家商店
买一瓶酱油
一瓶醋
两包榨菜1公斤香蕉
一张晚报和
一包卫生巾
这就是我的献歌
东
你爱我
我爱你
剩下的我们以后再说
冬天里的一根火柴
曹有云
暮秋，落叶纷纷
西伯利亚提前吹来悚然的消息
吹来凝重而酷寒的风
四野茫茫，鸟雀南飞
两个固执的汉子，义无反顾的汉子
在喜马拉雅绝望的山坡
捂住词语，捂住诗行
捂住一根忠诚而热烈的火柴，秘密的火柴
莫干山
李天靖
上了莫干
众耳说静得吓人
下榻白云
倒像一觉跌入佛肚竹
尘虑寂然
清空无梦
隔着翠色 竹衣
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