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第19部分

　　○针名

　　名者，实之宾。实至而名归，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顺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学，知有当务而已矣；未知所谓名，安有见其为实哉？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实，於是见不忘者之为实尔。识者病之，乃欲使人后名而先实也。虽然，犹未忘夫名实之见者也。君子无是也。君子出处，当由名义。先王所以觉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来，未有舍名而可为治者也。何为好名乃致忘实哉？曰：义本无名，因欲不知义者由於义，故曰名义。教本无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为名，求实之谓也。譬犹人不知食，而揭树艺之名以劝农；人不知衣，而揭盆缲之名以劝蚕；暖衣饱食者，不求农蚕之名也。今不问农蚕，而但以饮暖相矜耀，必有辍耕织而忍饥寒，假借糠秕以充饱，隐裹败絮以伪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义之为名，农蚕也。好名者之名，饱暖也。必欲骛饱暖之名，未有不强忍饥寒者也。

　　然谓好名者丧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实至而名归，名亦未必遽归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则多矣。似有知，故可相与为声名。实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况智干术驭，竭尽生平之思力，而谓此中未得一当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时之名，犹好利者未必无一时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为之者也。如贾之利市焉，贾必出其居积，而后能获利；好名者，亦必浇漓其实，而后能徇一时之名也。盖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务实者，不能尽人而称善焉。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同，不必出於中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风尚循环，如春兰秋鞠之互相变易，而不相袭也。人生其间，才质所优，不必适与之合也。好名者，则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术多不可问也。唇亡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此言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学问之道，与人无忮忌，而名之所关，忮忌有所必至也。学问之道，与世无矫揉；而名之所在，矫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贼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确，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实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吊其落落无与俦也，未始不待我为后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怅其遥遥未接迹也，未始不与我为比邻之洽也。以是而问当世之知，则寥寥矣，而君子不以为患焉。浮气息，风尚平，天下之大，岂无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穷矣。故曰：实至而名归，好名者丧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异

　　古人於学求其是，未尝求异於人也。学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觉其异耳，非其自有所异也。夫子曰：〃俭，吾从众。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圣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时而异於众，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尝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尝不以谓甘也。今耻与不知味者同嗜好，则必啜糟弃醴，去脍炙而寻藜藿，乃可异於庸俗矣。语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从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违也。夫子论列古之神圣贤人，众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让，非夫子阐幽表微，人则无由知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无夫子之称述，人岂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圣，而称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闻去取有异於众也，则天下真无可以求异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声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然天下歧趋，皆由争理义，而是非之心，亦从而易焉。岂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声色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则贤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异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而后趋不入於歧途也。夫内重则外轻，实至则名忘。凡求异於人者，由於内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胜其好名之心，斯欲求异以加人，而人亦卒莫为所加也。内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实不至，不得不骛於名，又人情之大抵类然也。以人情之大抵类然，而求异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则求异者何尝异人哉？特异於坦荡之君子尔。夫马，毛鬛相同也，龁草饮水，秣刍饲粟，且加之鞍鞯而施以箝勒，无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从同之中而有独异者，圣贤豪杰，所以异於常人也。不从众之所同，而先求其异，是必诡衔窃辔，踶趹噬龁，不可备驰驱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寿屏祭幛，几等市井间架，不可入学士之堂矣。其实时为之也。涉世不得废应酬故事，而祝嘏陈言，哀挽习语，亦无从出其性灵，而犹於此中斤斤焉，计工论拙，何以异於梦中之占梦欤？夫文所以将其意也，意无所以自申，而概与从同，则古人不别为辞，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举成文故牍而已矣。文胜之习，必欲为辞，为之而岂无所善？则遂相与矜心作意，相与企慕仿效，滥觞流为江河，不复可堙阏矣。夫文生於质也，始作之者，未通乎变，故其数易尽。沿而袭之者之所以无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则当相度宣防，资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见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为古无而今有者，皆当然也。称寿不见於古，而叙次生平，一用记述之法；以为其人之不朽，则史传竹帛之文也。挽祭本出辞章，而历溯行实，一用诔谥之意，以为其人之终绐，则金石刻画之文也。文生於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为无补，又何市井间架之足疑，而学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寿言，而死有祭挽，近代亡於礼者之礼也。礼从宜，使从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废也。文章之家，卑视寿挽，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挽而耻录寿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爱而间存者，亦必别为卷轴，一似雅郑之不可同日语也。（汪钝翁以古文自命，动辄呵责他人，其实有才无识，好为无谓之避忌，反自矜为有识，大抵如此。）此则可谓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见前人文集有哀诔而无寿言，以谓哀诔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辞，为古所无也。不知墓志始於六朝，碑文盛於东汉，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志铭，学士盛称之矣。今观蔡、韩二氏之文集，其间无德而称，但存词致，所与周旋而俯仰者，有以异於近代之寿言欤？宽於取古，而刻以绳今，君子以为有耳而无目也。必以铭志之伦，实始乎古，则祝嘏之文，未尝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辞，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为之之晚出，因而区别其类例，岂所语於知时之变者乎？

　　夫文生於质，寿祝哀诔，因其人之质而施以文，则变化无方，后人所辟，可以过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因乎事者，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醮女之辞，冠男之颂，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别为辞，载在传记，盖亦多矣。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礼乐之所不废也。然而其质不存焉，虽有神圣制作，无取仪文节奏，以为特著之奇也。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则概为之辞，所为辞费也。进士题名之碑，必有记焉；（明人之弊，今则无矣。）科举拜献之录，必有序焉；（此则今尚有之。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如贺表例。）自唐、宋以来，秋解春集，进士登科，等於转漕上计，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题名进录，故事行焉，虽使李斯刻石，（指题名碑。）刘向奏书，（指进呈录。）岂能於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启焉；同此堂构，同此男女，虽使鲁般发号，高禖绍宾，岂能於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而当世文人，方且劣彼而优此，何哉？国家令典，郊庙祝版，岁举常事，则有定式，无更张也。推恩循例，群臣诰敕，官秩相同，则有定式，无更张也。万寿庆典，嘉辰令节，群臣贺表，咸有定式，无更张也。圣人制作，为之礼经，宜质宜文，必当其可。文因乎事，事万变而文亦万变，事不变而文亦不变，虽周、孔制作，岂有异哉？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常人之所不能损者，神圣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积习相寻，必欲夸多而斗靡，宜乎文集之纷纷矣。

　　《礼》曰：〃君子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丧礼远近有别，而文质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葬亲堂祭之祭文矣，分赠吊客之行述矣。传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焭焭苫块之中，杖而后能起，朝夕哭无时。〃尚有人焉，能载笔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异於苍梧人之让妻，华大夫之称祖欤？或曰：未必其文之自为，相丧者之代辞也。夫文生於质也，代为之辞，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鸱鸮既处飘摇，不为睍睆之好音，鲋鱼故在涸辙，不无愤然之作色，虽代禽鱼立言，亦必称其情也。岂曰代为之辞，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

　　或谓代人属草，有父母者，不当为人述考妣也。颜氏著训，盖谓孝子远嫌，听无声而视无形，至谆谆也。虽然，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嫌之大者，莫过君臣；周公为成王诏臣庶，则不以南面为嫌。嫌之甚者，莫过於男女；谷永为元帝报许后，即不以内亲为忌。伊古名臣，拟为册祝制诰，则追谥先朝，册后建储，以至训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言，岂有嫌哉？必谓涉世远嫌，不同官守，乐府孤儿之篇，岂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妇之叹，何非须眉之男子？文人为子述其亲，必须孤子而后可，然则为夫述其妻，必将阉寺而后可乎？夫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君子弗为，盖以此哉。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卷五　内篇五

　

　　○申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於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於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钜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宠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后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於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

　　○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后》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