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于兴奋的被试中得到了同样结果，即P＝0．78，在这种情形里，那些导致兴奋的可变的额外张力阻止了小型的亚系统的建立。
完成的任务比未完成的任务更加稳定
为什么在这些例子中P＜1而不是等于1呢？蔡加尼克对此问题提供的答案是令人感兴趣的，而且，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由M．R．哈罗尔（Harrower）从事的完全不同的实验，也证明了同样的原理。回答是这样的：一个完成了的任务是一个闭合的整体，留下了一种充分组织的和稳定的性质之痕迹，而对未完成的任务来说，其留下的痕迹并不具有朝向完成的那种张力，也缺乏由完成的闭合所产生的那种稳定性。由于不稳定，这些痕迹不大可能存在下去，从而在未来的回忆中也不够有力。蔡加尼克指出，这个论点为她的主要结果（即回忆中未完成任务的优势）增添了新的份量，因为它证明了“在我们的实验中，与完成形式的稳定闭合相比，各自的准需要（quasi－needs）的动态张力对于回忆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p．69）。然而，考虑到哈罗尔的最新实验，简要地提及一下稍有不同的解释看来也是应该的。正是那些留在未完成任务系统中的张力可能使它们保持更大程度的组织。蔡加尼克设定的彼此对立的两个因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正如哈罗尔已经证明的那样，回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一个痕迹所具有的组织，而蔡加尼克的张力则是一个因素，它对于保持这类组织有所贡献。
张力的持续性
那么，这些张力究竟会持续多久呢？这取决于将亚系统与自我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那种隔墙的持续性。而这种情况又依次成为隔墙的原始牢度的一种功能，以及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力量。然而，由于在我们醒着时，越来越多的张力被创造出来，并在我们的整个自我系统中被解除，因此，任何一种亚系统的隔墙将始终暴露于外部的压力之下，除非隔墙的牢度强大到足以能够经受住这种持久的攻击，我们才能期望亚系统内部的张力会消失。在蔡加尼克实验中创造出来的亚系统不可能具有那种性质，所以我们应当期望未完成任务的优势将会消失，如果在最初的实施以后很久才进行回忆的话。这种预测通过特定的实验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让11名被试在最初的工作以后经过24小时再进行回忆，结果得到的平均P值为1．14，其中有8名被试，他们在6个月以前参加过这种正规的实验，曾得P值为2．l，现在的P值则为1．13。
时间本身并不是产生差异的原因，而是由于它包含了其他一些发生的事情，这已为新的实验所证明。这些实验在操作和回忆之间设计了更短的时间间隔（1－30分钟），然而，在这段时间间隔内充满着高度的情绪体验；正如蔡加尼克所指出的那样，被试的系统被彻底动摇。6名被试得到的平均P值为O．64。
如果时间间隔是在醒着时或睡眠时消逝的话，那么，是否12小时的时间间隔对于保持应力系统具有不同的效应呢？了解一下上述问题将是有趣的；詹金斯（Jenkins）和达伦巴哈（Dal－lenbach）根据上述模式所作的倒摄抑制（retroactive inhibition）实验对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小型的亚系统中，强度不太高的张力可能会随着隔墙稳定性的丧失所产生的“泄漏”而消失，这种情况已经得到证实。但是，在根据这些情况而对更高张力和更大亚系统的其他情况进行概括时，人们应当谨慎从事。人们确实有可能被诱使去解释下列微不足道的说法，即时间会通过这一原理治愈一切创伤。但是，当我们考虑属于自我核心的十分强烈的需求时，这种泄漏过程的动力学可能属于不同的种类。
与自我的中央部分的交往：自己
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与蔡加尼克研究相关的最后一个要点。迄今为止，我们把张力归因于被试对任务的接受，也就是说，归因于他们解决这些任务的意图。但是，存在着两种其他的可能性：（1）任务本身的未完成状态（撇开解决任务的原始意图不谈）也可能产生朝向完成方向的应力。这个原因（在我们后面探讨思维问题时加以讨论）也许在蔡加尼克的实验中被忽略了。（2）这些任务不一定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处于交流状态。蔡加尼克发现，在她的被试中有9人似乎特别雄心勃勃。这些被试的平均P值为2．75（这是与一般的平均值1．9相比较而言的），变化范围为6－1．5。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失去了解决任务的办法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成就已经跌到了他的“个人标准”以下，意味着自我系统（Ego System）的那个部分的一种明确的感情＇我们把这个部分称之为自已（self）＇。关于这个自己系统（self system）的重要性，它在行为中的动力学，以及它与成功和失败的关系，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实验任务与自已（self）的交流是通过雄心进行的，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那么未完成任务的张力一定会变得格外强烈，但是，有些被试则把他们的自己完全排除在实验以外，他们瞧不起这种孩子气的拥有，结果，他们的张力就远远处在平均水平以下，他们（6名被试）的P值为1．1。
自我的复杂结构的结论
这些实验把我们导向基本的界限以外。在这些实验所研究的相对暂时的亚系统上，它们把我们直接引向一个永久性的亚系统——自己（self），它的张力比其他亚系统的张力大得多，反映了一种与我们的表面意图的难需要相反的真正的需要。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自我复杂性的性质的新的洞察：亚系统并不简单地并行存在，它们是以各种方式被组织起来的。一种组织原则是表面一深度组织（surface－dopty organization）。自我（Ego）是有要核的，这个要核便是“自己” （self），而包裹着这个要核并与这个要核进行各种交流的是其他亚系统，不同层面均是如此，直到我们到达表面为止（它是最容易触及的，而且也是最容易释放的）。另一种组织原则涉及到不同系统之间的交流，这是第三个相关的优势。
执行者
我们在前面说过，活动是解除现存应力的结果。该目的能以各种方式达到，对此我们将介绍“执行者”（the executiVe）这个名词。执行者包括解除应力的活动或对这种解除作出贡献的活动等方式。
并非所有的应力解除都是活动
然而，并非所有的应力解除都是活动。例如，感觉组织（其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感觉场中剩留极小的张力）就是没有活动的应力消除。活动发生在这种组织的场内，并经常减弱场内的应力。但是，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即在第一种感觉组织实现以后，其中的应力如此强大，以致于在没有活动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对执行者不加干预的情况下也能使之改变，而且我们能在思维过程中找到类似的事件。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这些情况，而是讨论执行者的运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者将通过人体产生的运动或人体某些部分产生的运动来解除应力。于是，在视觉中，执行者通过调节、凝视和会聚来工作；促使我写信的应力通过我的实际写信（当然还包括实际的躯体运动）而得到解除。如果说在许多事例中它是正确的，那么能否说它适用于一切事例呢？也就是说，执行者是心物场开创并调节身体运动的力量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能够考虑至少两类应力解除的情况，其中，一般的运动现象丝毫不起作用，或者不起决定性作用。态度属于其中一类情况，思维则属于另一类情况。让我们以后者开始我们的讨论。我们曾在前面提到过，我想写一封信的愿望可以通过仅仅在“我的大脑里’写这封信而暂时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在“思维”中写这封信。通常，这不会减轻我的欲望，但它确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现在张力的过程，这是事实。现在，在该活动中没有实际的运动需要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如同内心独白前的早期发声那样，这些运动本身也不会以调节那样的方式来解除应力，正像我觉得太热时脱掉外衣一样。思维过程本身在我们的例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发声运动只有当它们对思维来说必要时才有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面临着一个我想解决的科学问题。一种应力存在着，但仅仅通过思考它又可重新得到解除。至于这是哪一种过程，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但是，不论它是什么，它可能属于执行者。
现在，让我们转到态度上来。有人向我们展示一幅心理测验图，像波林（Boring）发表的“我妻子和我的岳母”那种图。我们看到一张脸，然后我们又奇怪地发现另一张脸。我们该怎样消除这种张力呢？我们只须面向着这幅图，改变一下我们的“注意力”所聚焦的那个点，把图形保持在我们的兴趣范围内，并且等待着。当我们处于这种态度下时，图画本身进行了重组，结果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隐藏着的那张脸，于是张力得到释放。当然，我们的态度可能是更加特定的，我们可能试着把某条线看作一张嘴，把某个区域看作一个下巴，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随着感觉组织的变化只具有一种间接的效应。随着我的心中有了这些效应，我便给执行者下定义，我认为，执行者解除压力或对解除这种压力作出贡献。
执行者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通过这种标准，我们可以把各种执行者的作用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这种区分是根据执行者所涉及的过程来进行的。活动的实施也可能只具有一种间接效应；例如，在我们上述的心理测验图中，凝视的变化就可能有助于产生组织的变化，或者开电灯可能减轻我们黄昏时阅读所感到的不舒服这一张力。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同样的观点是可以应用到思维上面去的。
我们的两个例子已经使得下面的情况变得十分明显：解除张力的间接方式可能有多种形式，它们可以作为对活动及其动力学进行分类的一个原则。
执行者的控制：三个例子
但是，对于执行者不同形式的区分，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让我们来比较三个例子：调节、写信和逃离危险。在第一个例子中，应力完全局限于感觉场；它是通过由场应力（fieldstress）来启动和调节，并且与自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种运动来解除的。在第二个例子中，应力完全存在于自我系统之中；解除是由这种应力启动的，它所承担的活动的实际实施可由场（我的笔、纸、垫板，等等）来调节。在第三个例子中，应力在自我和一个场物体（譬如说，一条蛇）之间产生。这种应力引起运动，并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场力的导向。执行者与自我的关系，在这三个例子的每一个例子中都是不同的。在第一个例子中，自我与执行者没有关系；在第二个例子中，自我是执行者的主要原因；在第三个例子中，应力存在于自我和一个物体之间，随着该物体被移去，应力也就正常地消失。
对上述最后一个例子的两种可能解释
上述最后一个例子是我们先前没有考虑过的，它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在第一个例子中，执行者显然在感觉场的控制之下；在第二个例子中，执行者同样明显地在自我的控制之下。但是，在第三个例子中，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有可能出现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自我一物体（Ego一object）的应力控制了执行者；第二种选择是，在这个例子中，实际的控制也属于自我。对这第二种可能性的争论将是这样的：蛇引起了恐惧，也就是说，在自我内部有某种强烈的逃脱的需要，而且正是这种自我需要引起了实际的运动。这种解释可能指出下面的事实，活动在产生应力的物体已经从场里消失以后仍还保持着。人们在脱离危险以后还会为昂贵的生命奔跑一段时间，而恐怖的情绪即便到了那时也不一定会平息下来。此外，对特定场物体或事件的强烈反应可能在系统里留下张力，这些张力将会作为神经症状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来。总之，有充分证据来进行下面的假设：在这些例子中，一个或更多的自我系统受到强烈影响，自我系统的张力是产生行为的原因，执行者完全处于自我的控制之下。
勒温关于需求和需求特征之间交互关系的理论
勒温关于需求和需求特征之间交互关系的理论看来也采纳了这种解释。他说道：“在某种程度上，下述两种观点是相等的，即‘存在着这种或那种需要’和‘这种或那种物体范畴具有对这些或那些活动的需求特征”’（1926年a，p．353）。
这种观点导源于若干事实，在这些事实中，由于需求得到满足，需求特征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了特定张力的解除。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即使美味佳肴也不会再吸引我们了；那只使我们的谈话中断，并使我穿过马路去寄一封重要信件的信箱，在我返回的路上又与它擦肩而过，这时它对我毫无吸引力了。此外，“当一个人的基本目的改变以后，他的世界也经历了一场基本的改变”（勒温，1926年a，p．353），这是因为，一切需求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原先无关紧要的事物现在变得有诱惑力和重要起来，令人厌恶的事物可能让人觉得无所谓，吸引人的事物却变成讨厌的事物，如此等等。
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论点中没有一种是绝对结论性的。第一种论点可能意指，在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形里，原始应力来自场物体，自我变得充实，以至于它自己的应力参与到执行者的控制中去，而且最终具有对执行者的完全控制，尽管原来执行者是处在物体一自我应力的影响之下的。另一方面，勒温承认他称之为“场活动”（field－action）的那种活动类型，“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直接按照场力而发生的活动”（p．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