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过一次或二次棍子以后，它们仍不会在某个时间使用一根棍子（苛勒）。
另一个差异是与第三组和第一组之间的差别密切关联的。在第一组里，问题完全存在于数据之中，从而问题的解决原则也完全存在于数据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场的环境部分之中，而在第三组里，问题产生自自我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黑猩猩不感到饥饿，在它的行为情境中就不会有什么东西使它运用一根棍子，以便取得香蕉。但是，方程式x2＋ax＝b始终是一个问题，即便懂得这个方程式的人不为这个方程式所烦恼并拒绝去解答它。这种差异的结果是，第三组的问题要求自我和环境之间的力量，如果不是在更高的程度上有这种要求的话，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有这种要求。如果认为第一种类型的问题完全不受自我力量所支配的话，这显然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人们会拒绝去为这些问题烦恼，于是，一般说来，这些问题将仍未被解决。我们从伟大的思想家的论述中得知，为了解决困难的问题，他们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难题上面。但是，只有当这种专注以足够的能量补充了问题的外部情境，以便使重组成为可能时，这种专注才是有效的。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则这种重组本身必须依靠场的特性，而不是依靠任何场…自我的关系。在第三组里面，自我是问题本身的一个部分，因此，自我特性像物体特性一样，必须在场的最后重组中发挥作用。我在不同类型的问题之间作出的区分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实际上，没有一个问题是不受自我力量所支配的。一个具有完全客观性质的问题，在我们拒绝去认真对待它的情况下竟然会自行解决，这至少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如果确有这样的例子的话，那么它们将是理想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内在环境的特性的作用将以更为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将成为例外。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受内在的场特性支配的，因此，第三组实验也反映了它们的动力效应。
经验及其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近期的一些研究者已经通过他们的实验程序和理论考虑对上述分析作出了大量的贡献。这些研究者全都同意，一个问题相当于一个处在应力之下的系统，仅仅求助于经验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梅尔（1930年）甚至走得更远，以致于为他的被试提供了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经验。但是，在37名被试中只有一名被试（＝2．7％）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这名被试也是28人一个组里的一个成员，该组被告知，这些经验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可是，另一方面，在22名被试中有8名被试（＝36．4％）除了这些经验之外还被给予“指向性的”暗示，结果获得了成功。边码P．622上报道的哈罗尔的实验也可以用同样方式得到解释。知识的存在——已经了解在不同的环境中所需的解决办法——对于知识的利用还是不够的。在哈罗尔的实验中，当为被试提供知识时，未向他们作出有关该知识有用的任何暗示时，这种知识在18个可能的例子中只得到一次利用。
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些结果就不会令人惊讶了。存在着可资利用的痕迹，对于问题解决来说还是不够的；可资利用的痕迹必须加以利用，这种利用往往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部分。这一点在威特海默的例子中（1920年）得到充分的证明。在他的例子中有一名律师正在寻找属于A类案件的一份文件，这个案件的档案被谨慎地保管着，而其他案件，例如B类、C类……的档案则已经被销毁。当这名律师“记起来”他正在寻找的文件也属于B类案件时，问题的解决办法终于产生了。现在，他实际上知道该文件已被销毁；在此之前，他仅仅“潜在地”了解这一点，但是，这种知识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该文件不能使人回忆起它已被销毁的事实，至少在该文件被确认为属于B类案件之前，它不能使人回忆起它被销毁的事实。
在这个例子中，潜在知识的实现直接伴随着场内主要项的重组，这里，困难并不在于前者，而是在于后者。也许，不论何处，只要问题是困难的，则某种重组就会在可资利用的材料得到利用之前发生，但是，第一步不会像在威特海默例子中那样总是迅速地导向第二步。每样东西都依靠重组项目和潜在地可得的材料之间的关系。
痕迹的可得性和知觉数据的比较
至于这种材料是一种痕迹还是知觉场的一个部分，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甚至不能说，在一切条件下，知觉物体的可得性要比痕迹的可得性更加容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可得性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已被梅尔清楚地看到（1931年a，343－3M），对于记忆材料来说，已为哈罗尔所证明，对于简单的知觉材料来说，已为海斯（Heiss）所证明「由福克尔特（Volkelt）报道，p 129」：潜在地可得的物体可能成为一个较大物体中的一个十分有力的部分，或者拥有一种与所需的功能特征不同的功能特征，它不会屈服于场内的压力。现在，这种困难对于一个知觉物体来说比之一个以痕迹形式存在的物体可能更大。例如有必要把一把钳子看作一种重物。一个人看到面前有把钳子，可能由于它们十分明显的功能特征而未去使用它们——正像苛勒的一头黑猩猩，对于箱子的使用已经完全熟悉，但是当看到箱子上面坐着另一头黑猩猩时，便未能对箱子加以利用了（1927年，pp．178f；还参见考夫卡，1928年，p．215）——如果这个人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附近还有哪个物体可以用来作为重物呢，那么他的头脑中可能更容易想起一把钳子。
一个物体的存在，加上它具有十分明确的功能特征，也可能阻止特定的重组。当我了解到，我只能使用现在供我调遣的东西，而目，除了一把钳子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物时，则钳子的存在可能阻止需要一个重物的问题的重组。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棍子实验）那样，知觉的存在可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适宜性”
如果我们以同样方式处理材料利用问题，不论这材料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在记忆中”（痕迹中）存在的，我们都可以从过程和痕迹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推知新的原理。在李普曼（Lipmann）和博根（Bogen）开展的一个实验中（p．28），给一个孩子四根不同的棍子，由他支配，用以推动一只位于栅栏后面的球（参见图111）。 显然，1号根是最佳的，而4号则最差。如果孩子挑选了合适的棍子，那么，这种选择是由于物体的内在特性；因为该工具“适宜于”那个球，而这种“适宜性”（fittingness）就起着一种选择原则的作用。
由于所有的问题解决都可以说是找到能够解除存在的应力的适宜部分，因此，适宜性定律（law of fittingness）将成为解释思维的最普遍定律，而且，随着该定律产生了一些新的过程。这样的定律也将是对良好连续定律和闭合定律的概括。然而，在建立该定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谨慎从事，以免用事件来解释事件，也就是说，人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具体地界定“适宜性”，即它可以从动力学角度上起作用。力量可以使原来并不存在于情境中的一个成分进入该情境之中，那么这种力量的性质是什么？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前该定律还不是真正的定律，只不过是寻找一个定律的要求而已。然而，即便如此，它仍具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它拒绝按照与它们的适宜性毫无关系的外部因素来解释“适宜的”事件，这样一种解释是单单从相倚性中推断出可以理解的因素。这是一种含蓄的或公开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postivism）的目的，适宜性定律是反经验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也是格式塔理论中反实证主义的态度之一。
但是，声称说应当有一种适宜性定律并不证明有这种定律。为了建立这样一种证明，有必要去表明，生理过程的哪些特性使这些过程彼此“适宜”，并使这些过程相互吸引。至于空间组织中良好连续和闭合定律问题，正如我们讲过的那样，可被认为是更为一般的适宜性定律的一些特例，我们试图通过系统平衡（systemi equilibrium）的考虑来为这样一种证明提供开端。在一种符合这两个定律的组织中，力量必须比在其他组织中获得更好的平衡。然而，即便这样一种命题，也只能在一些十分简单的例子中得到证明，这种证明主要是经验主义的。但是这样一个命题使得理解经验主义证据成为可能。如果我们现在试图去概括并建立我们的适宜性定律，那么我们便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事实是，当问题的解决办法已经找到时，力量就比它们往常得到更好的平衡，问题的应力也得以解除，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导致这种最终状态的事件序列仍然未被解释。在空间组织中，一般的条件是这样的，即只有一些组织在特定的刺激分布下有此可能，而且，满足良好连续和闭合定律之条件的组织也在其中。我们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特定的情形里，abc／de具有清晰的结果，而ab／cde却不具有清晰的结果呢？（参见第四章，见边码p．164）但是，当我们探讨思维问题时，正是这样一种条件（即使得空间组织的陈述变得相对来说如此简单的一种条件）十分缺乏。这里的问题常常是abcx，其中，x指未知数，不一定存在，而且，即便存在的话，也不是与abc联系的，而是与efg联结起来的。
鉴于上述的一些议论，我们把目前的问题与先前的讨论（见边码p．625）联结起来了。我们的适宜性定律是对下述问题的一个回答：为什么我们想我们之所想？（见边码P。632 ）如果我们把它的效度建立在比空间组织定律（见边码p．632）的效度“更高的”水平上，我们将会感到满意。
运用组织因素产生错误
这样的证明需要若干不同的步骤。空间组织定律产生自这样一些实验，其中有些组织具有优先的可能性，但是，只有一个构造或几个组织实际上可能实现，或甚至得以实现，由此揭示运作的因素。在思维领域中，一个相似的程序是极其有用的。我们应当创造一些条件，从动力学角度讲，其中的正确解决办法不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而其中的错误解决办法却受到正在运作着的力量分布的青睐。这样一种程序的开端已由哈罗尔所指明。我引用她的话如下：“我们可以这样告诉一名被试，‘桥底下，在两只鸭子的前面有两只鸭子在游水，在两只鸭子的后面也有两只鸭子在游水，而两只鸭子则在中间，’然后问被试总共有几只鸭子。第一种自发的回答是总共有6只鸭子，它们的队形是：
。 。
。 。
。 。
‘两’这个概念指的是一对鸭子，而所谓‘一对’总是在空间上与观察者等距离的，因为结成对子蕴含着相等。再者，似乎有三种这样的对子被看到；对于每一个对子来说，空间位置（‘在……前面’，‘在……后面’，以及‘在……中间’）‘要求’有一对鸭子去填充。
正确的解答是4只鸭子，排成单一纵队游泳前进。然而，这种组织具有的特性是与作为所需的组织相违背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对子’来进行思考，那么，‘单一纵队’就不会被考虑到”（p． 112）。
这里，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即力量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构造（如果被问的那个人并不十分熟悉游水的鸭子）。对于哈罗尔列举的力量，我可以作这样的补充，在错误解答中，对于对每一种特定的关系均保持不变，而在正确解答中，对子本身却是可变的，这是一个有助于前者考虑后者的因素。
这种方法的系统运用应当揭示出一些因素，它们将决定思维过程的组织。引起错误思维的实验证明我们对于思维过程的了解是颇有成果的，这与现错觉证明知觉形状的研究是一样的，而且，现代的一些实验方法［扬施（Jaensch），1921年，pp．170f，G·海德（Heider），pp．37ff］对于所谓的颜色恒常性理论来说也同样富有成效。
运作力量的结合：两种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这些实验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些具体的组织因素的洞察，那么也产生了关于它们结合的新问题。这些具体的组织因素既可能以一种累积的方式彼此独立地起作用，也可能被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当邓克尔说“一个问题的解决是由于顿悟，因为它的有关特性是直接由问题情境的那些特性决定的”（P．701）时，他忽视了这种区分。然而，正如威特海默反复强调的那样，这种区分是相当基本的。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才使全面顿悟（full insight）与部分顿悟（partial insight）区别开来。在全面顿悟中，决定其相关特征和问题解决的情境的不同特性形成了一个连贯的系统，彼此并不独立。让我们再次用初等代数来例证。一个人先将方程式x2＋ax＋b＝0转化成x2＋ax＝…b，因为他想把已知变量和未知变量分离开来，然后，他采取的第二步是使方程式的左边成为一个平方，也就是x2＋ax＋（a／2）2＝（a／2）2 －b，这样的解法与另一个人的解法相比并不具有同样的顿悟，另一个人把第二步看作是可与已知和未知的分离原理和谐共存的，因为上述方程式导致x＋a／2＝±（a/2）2…b，在这个式子中，分离像在原先的方程式中一样容易。除非他看到x2＋ax可以构成一个未知量和一个已知量之和的平方，否则的话，解答的连贯性就会被部分地混淆，其结果尽管也会随之而发生，但却包含了一个惊奇的成分，也就是说，最终的解答并没有完全摆脱应力。
适宜性和清晰度
问题的解决可以在没有全面顿悟的情况下做到，也就是说，可以在没有一切决定因素的完整组织的情况下做到，可是，完整的解决办法则需要这样一种完整的组织。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