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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各生产队的人像约好了似的吆喝起来。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吆喝牲口，后来才听清楚是在喊我们：“相跟上，回啊。”
队里给我们准备了毛驴车，但那几头毛驴太瘦弱了，我们只把行李搁在车上，人都走着。也是这几天实在是坐腻了各种车，想走走。
从公社到村里15里川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势，蜿蜒曲折。刚刚下过一场雪。延河已经结了冰，地势迭宕之处，碎裂的冰层下可以听见流水淙淙。空气洁净而透明，天空高远，红日当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样，蓝天、冰河、白雪、黄土山，样样真切分明。
我们和后生女子们谈得火热。毛毛很有点语言才能，已经使用刚刚学到的陕北话和他们交谈了。如“夜天”（昨天），“甚”（什么），“咋”（怎么），“会（读‘害’）下会不下，’（懂不懂）之类。要在北京，这种高声叫喊早会吵乱了一条街。可在这儿，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门儿，可就是不大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声音都被周围的黄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觉真怪极了。拐过一个山旮旯，有个叫“花”的女子大吼一声：“看！咱村，杨家湾！”那声音才叫铿锵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记我就是这样写的。现在回想起那一眼，还是得用这句话。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先还跟我们走着的后生女子们几蹦就回到了人堆里，向我们指指点点着，想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锣鼓唢呐响了，放鞭炮，呼口号。我注意到几个赶车的后生拉紧了他们的牲口。后生、汉子多是穿黑布棉袄，婆姨女子们穿得花，且各拥在道路一边。所以我们像进了布店，一边是黑布柜台，一边是花布柜台。好几个干头净脸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柜台那边的男人们也一个个浓眉大眼，皮肤黧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惫、蹩屈竟然一扫而光。知青中不知谁冲动地说：“可到了家了。”
后来我们接到远在东北插队的弟弟的来信，说他们进村的时候因锣鼓鞭炮齐鸣，惊了牲口，胶皮轱辘大车轧死了一个老乡。于是知青到的第二天村里就办丧事。我又想起了那天在村口紧紧拉住毛驴车的男人，凭空增加了许多对他们的好感。谁愿意在到“家”的第一天就让家里死人呢？
进村后第一件事是分灶。杨家湾生产大队一共三个小队。杨家湾一队、二队与盖头坪队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几个学生依这三个队分成三个灶。“灶”当然是伙食单位，一个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饭的。用这种方式来划分我们这些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使我们有些不以为然，但我们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吃饭是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提起“一个灶上的”在大多数插过队的人来说还是一种简练而强烈的感情标记。
我们灶上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五男四女。以性别区分为两个窑洞住。男生表示骑士风度，认为女性爱清洁，就把自己住的窑洞充作灶房，我们这边连炕的锅里只管烧些温热水就行了，这样不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许多油腻。不过，一边男生宿舍兼灶房，一边女生宿舍兼锅炉房，错落出入，天长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风流年纪，不免就有了一些罗曼史。不过，这是后话。
没多久，要过新年了。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听说我们要过年，老乡们一律是两句话：这算个甚年？过年吃什么？这十个字言简意赅地观照了过年的“名”和“实”。对他们来说，新历的两年交替对他们的农耕生存方式意义模糊。如果一定要过，就得先解决一个过年的实质问题：吃什么。
我们说吃饺子。他们说，饺子？甚叫饺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许多杨家湾人走来看我们如何过年，如何包饺子。窑洞里外很快就站满了人。我们按刚学到的规矩，请来人上炕，他们一律摆摆手说：“罢（不），罢（不），生（盛）不哈（下）哩。”就都站着。我们看人多，心里不免发紧。把面和了又和，饺子馅加了又加。一个叫杨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来，那样子真像表演节目似的。饺子皮像一群圆圆的大蝴蝶从他的擀面杖底下飞出来，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们余下的人们受了鼓舞，就一拥而上如飞地包。第一批饺子刚包出来，没想到满窑洞的人一哄而散了。“哈！饺子？就是扁食哩。”我们赶紧留客；“这么多，这么多，留下来尝尝……”“哈！饺子？就是扁食哩。”说的人还是管自走了。
原来我们说的饺子，陕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张皮皮包个馅馅”，也是过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们包扁食的皮是用手指一点点捏出来，和我们用擀面杖的半机械化比较，更古朴和从容不迫。所以一到制作的共同之处，真相大白，他们便毫不留情地拔脚而去，留下我们继续擀皮、包馅。待完工时个个汗如雨，包的饺子摆了半炕，只有发愁的份儿了。
烧水时大家的头都有点大。第一锅饺子进肚，饱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却不行。不仅有半炕的饺子要煮，在集上割猪肉的时候我们贪便宜还买了一副猪下水。陕北人不吃下水和鱼，所以集上的各种下水货格外便宜。要把这些肝肠肚肺—件件洗好卤出来，工程巨大啊。
风箱唿嗒、唿嗒响了半夜。灶角里的石炭（当地一种劣质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时忽然浓烟满屋，男生们大叫。我们懵懵懂懂跑过去一看，原来炕席烧糊了。一个男生的铺盖也烧了一个大窟窿。好在这人一直在烧火，所以，既未烧伤人，也未再燃着别的东西。
也别说陕北这地方闭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杨家湾的学生娃咋过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猪下水，咋燃着了铺盖，以及半夜惊魂，且有惊无险的故事就在我们的睡梦中传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后的几天里，老有外村的老乡和知青来看我们。焦糊洞穿的炕席和铺盖索性就挂在涧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馆的话，我想这两件东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这是我们开始自立生活时，为中国地域辽阔，语言庞杂多样而付出的代价。饺子只是北方人的食品，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在陕北叫扁食，山东某些地方的人叫它“故渣儿”（因为实在不知该用什么字，这里只得依音注写），满族人则叫它水饽饽。
新历年过完就是旧历年。村里的人也许觉得有点不过意，也许我们进村的头一年还当我们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轮流请我们知青去他们窑里吃饭。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我们便在一个劳碌不堪的新历年之后，过了一个安安逸逸的旧历年。
注释
①从50年代开始，每逢城市就业压力比较大，安置有困难的时候，就把F乡上山提上日程。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劳动力（主要是新成长的劳动力）参加农、林、牧、渔业生产。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办法，对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60年代初开始，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给这件事套上了闪烁的政治光环，改变了它的就业内涵，直到70年代末，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才终于结束了这一违反一般就业规律，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情。
——参见《中国社会保险》1996年第八期郑家治的文章《60年代初城市失业处理》之二。
②开始于1966年秋天的，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由于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联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好形式，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同时，鼓励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点燃革命的火种”。到这一年年底，估计有一千万学生在全国各地串联。由于中央规定，串联期间的交通和食宿免费，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和生产秩序都被打破，甚至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参见《百年潮》双月刊（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曹理的文章《“文革”一幕：周恩来制止大串联》。
23。春末夏初
天神说：“要在地上产生各种有灵性的生物，家畜、野兽、爬行的生物，各从其类！”
——《失乐园》268页
一个人精神世界能有多么纯洁，我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污染以后才知道的。这件事情发生在那年春末夏初，和一个叫三娃的漂亮女人有关。
三娃是个绝顶俊俏的年轻婆姨。这女人白皮肤黑头发，一双花花的杏核眼，鼻子尖削而小巧，白生生的碎米牙在两片红艳艳的嘴唇当中闪闪发亮。最妙的是这三娃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整个身子如风中荷叶，摇摆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会想起旧版言情小说中的许多句子：颦笑生缱绻啦，顾盼有深情啦等等。这女人站在二三十个年轻女人当中，谁都会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个男孩儿的名字，愈加娇嗔可人儿。
进村不久，我们就听说这女人“作风”有问题，陕北话就是“偷汉”。那个年代，禁欲主义在并没有人提倡的情况下，作为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欢女爱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种罪恶情感，遑论其他。盛怒之下，我们打听了三娃的成分，记不清了是上中农还是富农，反正不是贫下中农。
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当时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问题往往最后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就我所知，来插队的知青中并没有几个根红苗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红五类”出身。不是父母先后被打成走资派如我们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压根儿不好，什么小业主啦，知识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因为我们深刻感觉到“偷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亵渎。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阳，黄土高原上就是这种干巴巴的燥热。我们一群人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饭的三娃。这个聪明的女人几乎是马上就感觉到来头不对。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嘴唇颤动，原本水汪汪的大片红艳艳的嘴唇当中闪闪发亮。最妙的是这三娃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整个身子如风中荷叶，摇摆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会想起旧版言情小说中的许多句子：颦笑生缱绻啦，顾盼有深情啦等等。这女人站在二三十个年轻女人当中，谁都会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个男孩儿的名字，愈加娇嗔可人儿。
进村不久，我们就听说这女人“作风”有问题，陕北话就是“偷汉”。那个年代，禁欲主义在并没有人提倡的情况下，作为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欢女爱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种罪恶情感，遑论其他。盛怒之下，我们打听了三娃的成分，记不清了是上中农还是富农，反正不是贫下中农。
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当时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问题往往最后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就我所知，来插队的知青中并没有几个根红苗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红五类”出身。不是父母先后被打成走资派如我们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压根儿不好，什么小业主啦，知识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因为我们深刻感觉到“偷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亵渎。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阳，黄土高原上就是这种干巴巴的燥热。我们一群人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饭的三娃。这个聪明的女人几乎是马上就感觉到来头不对。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嘴唇颤动，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变得干燥无光。
皮带在空中飞舞，“啪”地一声，我们之中的一人急不可待地动了手。全村静悄悄，家家窑门紧闭。好像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奇怪的是连三娃自己也一声不响。寂静和燥热使人愈发激动不安，皮带抽在肉体上“啪”“啪”的声音沉闷得不可思议。我们站成一个圆圈，皮带在我们手上传递，人人都动了手。
轮到我，我一点没有迟疑地完成了我的动作。我只记得，我希望扬起手来的时候三娃会躲避一下，她果然闪开，我就很满意。不知轮到谁的时候，三娃没有来得及闪开，皮带扣子在三姓的额头上开了一个口子。口子不大，但鲜血马上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这女人仍然咬紧牙关，不哭也不叫喊。当她觉得血流下来了，就伸出手抹了一把，先把手上的血吃到嘴里，然后从地下抓了一把土按在伤口上。三娃流了血，使我们大家都惊骇起来，不约而同住了手，好像我们原本认为皮带不会把人打出血似的。记得有人说了一个“走”字，我们便慌慌张张作鸟兽散，谁也没有回头望一眼的勇气。
下午，三娃的公公站在自家的涧畔上破口大骂，仔细听去，骂的竟然不是我们这些打人的凶手。
“黑心肠的些们，挑唆学生家打饿（我）窑里的娃哩，黑心肠地么……饿（我）娃惜惶哩！饿（我）娃可怜哩么……”
那声音苍老、宏亮又带点结结巴巴。后来知道，三娃的公公当过生产队长，在“四清”运动中因成分高①就不当了。但他为人厚道老成，在村里很有人缘。不当队长多年了，还人见人称“老队长”当过干部的，就不免得罪过人老队长骂声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