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及弗兰科回家。她有多么想念他。我们就这样坐了一小时。面对面。她只是一直在谈她的弗兰科。她还是个孩子埃”布鲁内蒂找不出话来说。
“如果我事先让她系上安全带，她现在还活着。”
“洛伦佐，别说了。”布鲁内蒂说，声音嘶哑，却并不带着怒气。此时他们已经回到了警察局里，坐在维亚内洛的办公室里等着事故报告打印出来，好在上面签字，然后再回家。“这一整晚，咱们都可以这样没完没了地自责下去。我不该去见克雷斯波。我早该看出这太容易了，在梅斯特雷安然无事时就该怀疑其中有诈。再往下，咱们就得说，咱们应该乘着一辆装甲车回来。”
维亚内洛坐在桌边，视线越过布鲁内蒂。在他额头左侧有一大块肿了起来，肿块附近的皮肤都在泛青。“可我们做了我们做的事，或者说我们没有做我们没做的事，而她终究是死了。”维亚内洛呆呆地说。
布鲁内蒂身体前倾，碰了碰对方的手臂。“洛伦佐，杀害她的不是我们，是车里的那些人或者那个人干的。除了尽力把他们找到，我们别无他法。”
“那也帮不了玛丽亚，是不是？”维亚内洛苦涩地说。
“如今普天之下已经再没有什么能帮助玛丽亚了，洛伦佐。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可是我要找到那辆车里的人，我要找到幕后主使者。”
维亚内络点点头，但并没有说什么。“她丈夫怎么办？”
维亚内洛问。
“他怎么啦？”布鲁内蒂问。
“你会打电话给他吗？”维亚内洛的嗓音里透出某种情绪，但绝非好奇心。“我做不到。”
“他在哪儿？”布鲁内蒂问。
“在米兰的帝国饭店里。”
布鲁内蒂点点头：“我会在上午给他打电话。现在没必要给他打，那只会增加他痛苦的时间。”
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记录他们两人陈述的原件以及两份复印件。两个人都耐着性子坐着把打印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分别在原件和复印件上签完名，递还给警官。那人走了以后，布鲁内蒂站起身，说：“我觉得该回家了，洛伦佐。四点都过了。你有没有给纳迪娅打过电话？”
维亚内洛点点头。一小时前，他就从警察局里给妻子打过电话。“这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她父亲是个警察，于是有人替她牵了线，她便得到了这份工作。你知道她真正想干的是什么吗，警长？”
“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了，洛伦佐。”
“你知道她真正想干的是什么吗？”
“洛伦佐。”布鲁内蒂轻声说，警告他。
“她想当个小学教师，可是她明白如今找不到工作，便加入了警队。”
说着说着，两人已经慢慢走下台阶，穿过走廊，朝那扇双开门走去。穿一身制服的值班警官、看到布鲁内蒂，敬了一个礼。两人走到了门外。从运河上，从圣洛伦佐广场的树上，传来了鸟群震耳欲聋的合唱，它们正在召唤清晨的曙光。此刻，已不再是一片漆黑的夜色了，然而眼下也只是微微露出了一抹晨曦，把一片囫囵混饨、深不可测的天地变成了一个蕴含着无限可能的世界。
他们站在运河边，举目向那些树木望去，耳朵在哪里捕捉到了动静，目光便随之推移到哪里。两个人都把双手插进了口袋，都感到了黎明前空气中骤然而生的一丝凉意。
“这事不该发生。”维亚内洛说。接着，他一边往右转准备回家，一边说：“回头见，警长。”然后便走开了。
布鲁内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开始朝里亚尔托桥以及那些通向家门的街道走去。他们杀了她，仿佛她只是一只苍蝇。他们伸出魔掌原本是想把布鲁内蒂捏碎，结果，却喀嚓一声掐断了她的生命。就在那一瞬间之前，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身体正往前倾，想跟一个朋友谈谈，一只手轻轻地、自信地、真诚地搭在他臂上，张开嘴正想说话。她当时想说什么？是句笑话吗？她是不是想告诉维亚内洛，刚才在那儿上车时，她只是开个玩笑？或者，是想聊聊弗兰科，说出最后一句期盼？没有人会知道了。那一瞬间的思绪已经连同她本人一起消亡了。
他会打电话给弗兰科的，但不是现在。在巨大的痛苦袭来之前，现在还是让这个小伙子好好睡吧。布鲁内蒂知道自己不能，现在不能，跟他说起玛丽亚临终前同维亚内洛一起在汽车里度过的那一小时，他说不出口。以后，布鲁内蒂会告诉他的，那得等到巨大的痛苦结束之后，只有到了那时候。小伙子听到这些话才承受得了。
来到里亚尔托桥时，他往左边一看，瞧见一艘汽船正好靠站。这个巧合让他一下子作出了决定。他赶到站点，跳上汽船，直奔火车站，赶上了上午横穿堤道的第一班火车。他知道加洛不会在警察局里，便在梅斯特雷车站上了一辆出租车，把克雷斯波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不知不觉间，白天已经降临，随之而来的是热浪，或许在这个充满了铺路材料和水泥、大小街道和高层建筑的城市里情况更糟。布鲁内蒂几乎是盼着这越来越难熬的高温和潮气降临的，这样能帮他分散注意力，不去想昨晚看到的那一幕，同时也能缓解他对将要在克雷斯波的公寓里看到的情景所产生的愈来愈害怕的情绪。
情形就跟上次一样，电梯里开了空调，尽管天还早，空调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他一按按钮，电梯便迅速而无声地升上了七楼。他按了克雷斯波的门铃，但这次里面没有反应。他按了一次又一次，手指在按钮上停留了好久。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没有一点人气。
他掏出皮夹，从里面拿出一小片金属。维亚内洛曾经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教他，尽管他不是个特别好的学生，这次还是不到十秒钟就撬开了克雷斯波的门。他一边跨过门槛，一边说：“克雷斯波先生？你的门开啦。你在里面吗？”小心一些是没有坏处的。
起居室里没有人。厨房里澄光闪亮，干净得过了头。他在卧室里找到了克雷斯波，躺在床上，身穿黄色丝绸睡衣。
一根电话线在他的脖子上打了个结，而他的脸夸张变形，令人望而生畏，成了对他往日美貌的绝妙嘲讽。
布鲁内蒂没有花工夫去环视四周，检查房间。他走到隔壁的公寓门前，敲了一通门，直到一个睡眼惺忪、气急败坏的男人打开门，冲着他大喊大叫。在梅斯特雷警察局的验尸人员抵达之前，布鲁内蒂还抽出时间给玛丽亚·纳迪身在米兰的丈夫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与门口的男人不同，弗兰科没有大喊大叫。布鲁内蒂不知道这究竟好不好。
回到梅斯特雷警察局，布鲁内蒂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刚刚赶到的加洛，然后把检查克雷斯波公寓及其尸体的任务交给他，还解释说他本人今天上午得回到威尼斯去。他没有告诉加洛，自己得回去参加马斯卡里的葬礼，空气中已经索绕着太多死亡的气息了。
尽管他是从一个残忍的死亡之地回到城里去，而且回去是为了出席另一场死亡的结局，但是当警车穿过堤道，沿途的一座座钟楼、一幢幢色彩恬淡的建筑次第映入眼帘时，他还是忍不住怦然心动。美是改变不了什么的，他知道，或许它给人带来的慰藉只不过是一种幻影，然而他还是愿意迎接这种幻影。
葬礼可悲可叹，人们说着空洞的言词，显然是被马斯卡里死时的情形吓坏了，以至于难以掩饰他们的言不由衷。自始至终，遗孀都直挺挺地坐着，没有掉一滴泪，一盖完棺便马上离开了教堂，静悄悄、孤零零的。
不出所料，报纸对于克雷斯波之死闻风而动。第一则报道出现在《晚报》上，这是一张热衷于标题套红、喜欢用现在时态的报纸，弗兰西斯科·克雷斯波被描写成“一位易装癖交际花”。报上登了他的小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曾在一家维琴察的同性恋舞厅里当过舞男，尽管他在那儿任职的时间不到一星期。这篇文章的作者不可避免地把这件事同不到一星期前的莱奥纳尔多·马斯卡里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暗示这两件案子的被害者情形相似，说明有个人正在对易装癖们实施致命的报复。作者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行为可能会出于怎样的原因。
那些日报也学会了这一套。《小报》引述了近年来仅波尔代诺一个省里被杀的十几个娼妓，试图把那些案子同这两起易装癖谋杀案联系起来。《宣言报》在第四版上用了整整两栏的篇幅报道这起案件。作者乘机把克雷斯波说成是“又一条依附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腐尸上的寄生虫”。
《邮报》在它那篇盛气凌人的言论中，草草几笔便把话题从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男妓的谋杀案转到了一位著名威尼斯银行家的谋杀案上。文章引述了“当地人士”的话，据他说，马斯卡里的“双重生活”在某些圈子里已经广为人知。因此，他的死，就是这种“道德败坏之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而正是他本人的恶习，才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布鲁内蒂对于这位“人士”的揭露发生了兴趣，便把电话打到了罗马的这家报社里，说要跟文章作者谈谈。跟那个人接上头以后，他一听说布鲁内蒂是位警长，想知道他写文章时跟谁谈过，便宣称自己没有权利透露消息来源，还说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那些同他交谈、与他交心的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互相信任，而这种信任必须是两相默契、不容破坏的。
此外，透露消息来源会违背他的职业的最高准则。布鲁内蒂至少花了整整三分钟才发现这个人是认真的。他居然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这些话。
“你为这家报纸干了多久？”布鲁内蒂打断了他的话。
记者正在滔滔不绝地演说他的那些准则、目标和理想，冷不防被截断，好不诧异，停了一会儿，才答道：“四个月。怎么？”
“你能否把这个电话转到总机去，要不我就自己再拨一遍？”布鲁内蒂问。
“我可以帮你转。可是为什么？”
“我想跟你的编辑谈谈。”
那人的嗓音变得迟疑起来，接着又变成了猜疑，猜疑这是国家机构要干出表里不一、见不得人的勾当之前的最初征兆。“警长，我想警告你，任何意在压制或刨根问底我在报道中所揭露的事实的企图都将被迅速涌到我的读者那里去。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在这个国家初露曙光，人民想要知道真相的要求再也不能被……”布鲁内蒂按了一下听筒上的按钮，等一个新的拨号音响起来以后，重新拨通了报社的总机号码。哪怕是警察局也不该付钱听这种胡言乱语，付长途话费就更没必要了。
最后，他终于和这张报纸新闻部的编辑接通了。没想到那人竟然是朱利奥·泰斯特，布鲁内蒂过去跟他打过交道，那时两人都背井离乡到了那不勒斯，在一起受过罪。
“朱利奥，我是圭多·布鲁内蒂。”
“你好，圭多，我听说你已经回威尼斯了。”
“对，所以我要打这个电话。你的一位作者，”布鲁内蒂看了看署名栏，把名字念出来，“利诺·卡瓦列雷。今天早上有一篇文章，关于在梅斯特雷被谋杀的易装癖。”
“对。我昨晚浏览了一遍。怎么啦？”
“他谈到有‘当地人士’说起另一个人，马斯卡里，就是上星期被杀的那位，他过着‘双重生活’的事已在此地广为人知。”布鲁内蒂顿了一下，又重复了一遍“双重生活”。“这词儿真妙，朱利奥，‘双重生活’。”
“哦，基督，他真的用上了这个词？”
“都写在这儿呢，朱利奥——‘当地人士。双重生活’。”
“我要让他吃吃苦头了，”泰斯特冲着电话吼道，接着又把这句话对自己重复了一遍。
“那就是说，没有‘当地人土’？”
“对，他接了一个匿名电话。那人自称是马斯卡里的一位顾客，或者是客户，随你怎么叫。”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认识马斯卡里已经好多年了，对于他所做的某些事、他的某些顾客，曾经警告过他。他说在他们那儿这是个广为人知的秘密。”
“朱利奥，那人都快五十岁了。”
“我要杀了他。相信我，圭多，此事我一无所知。我叫他不要用的。我要杀了这个小杂种。”
“他怎么会这么傻？”布鲁内蒂问，尽管他完全明白导致人们犯傻的原因不胜枚举。
“他是个笨蛋，不可救药。”泰斯特说，嗓音粗重，仿佛每天都有人提醒他这个事实。
“那么，他为你工作，都在干些什么？你们仍然拥有全国最佳报纸的名声。”布鲁内蒂的这些辞令颇为精彩，他本人的怀疑溢于言表，但并没有过分夸张。
“他娶了那家家具店老板的女儿，家具店每周都在报纸上刊登两版广告。我们别无选择。他以前搞过体育版，可是有一天他提到，当他知道美式足球与足球是两回事时，有多么惊讶。于是，他就归我管了。”泰斯特停了一下，两个人都沉吟了一会儿。布鲁内蒂发觉自己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宽慰，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得忍受里韦雷和阿尔维斯之流的人。泰斯特显然没有觉察出这种宽慰，只是说：“我想把他调到政治部去。”
“绝妙的选择，朱利奥。祝你好运。”布鲁内蒂说，感谢他提供了消息，然后挂上电话。
虽然实际情况与他原先的猜测非常接近，但如此明显的笨拙还是让他惊奇。这位“当地人士”也只有撞上了天大的好运，才能碰上这么容易上当的记者，居然懒得查一查有没有事实根据便把谣言散播出去。也只有那种轻率莽撞的家伙——或者是惊恐万状——才会想到去杜撰这么个故事。难道他以为这样就能使得那个精心炮制的马斯卡里卖淫的谎言不被拆穿？
至今为止，警方对于谋杀案的调查就跟报纸销量一样，毫无进展。那幢大楼里没有人知道克雷斯波的职业，有人认为他是酒吧里的待者，而其余的人以为他是威尼斯一家饭店里的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