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抽转身来看着我，眼睛里带着恐怖。他的脸色苍白，掠讶地对我直视片刻，然后急速起步像是要绕过我。
我拦住他。
“等一下”，我说。“别害怕。求求——…”
他冲过我身边。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挣脱开了。
“就说一句，”我哀求道。
没有一句话。连一句嘶哑的“让我过去”都没有。他走过我旁边，跑向空旷的街道。他跑过拐角后，得得的脚步声也渐渐听不见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涌起一股极端堵的孤独感。
随之出现的是恐惧。他并没有违反隐身条例，可是我违反了。我求他和我谈话，这会使我受到惩罚，也许会延长我的隐身期。我焦虑地朝四周看，幸好周围看不见一个机器人安全警察。
剩下我一个人。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又朝大街走去。渐渐地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我为这个行动感到苦恼，但这次行动造成的感情创伤更使我欲哭无泪。以如此恐慌的方式与另一个隐身犯接触——公开承认我的孤独、我的需要——…不。这意味着社会取胜了，我不能忍受。
我发现自己又离仙人掌园不远。我乘上升降梯，从门卫那里抓了一张票便进去了。我寻找了一会，不久发现了一株弯弯曲曲、华美绚丽的仙人掌。它有８英尺高，是一个长满刺的大怪物。我将它拧断，把它的角状枝叶搞成块块碎片，我的手也因此扎上了许许多多刺。人们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我将刺从手上拔去，手掌淌着血，再乘升降梯下去了，然后又陷入极端孤独的隐身生活。
第８个月过去了，第９个月，第１０个月。季节的变换差不多要完成一个轮回了。
我的刑期就要满了。
在我“防身”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渐浙进入一种麻木状态。我的思维只能靠惯性运转，对自己的处境已听之任之，不过是在稀里棚涂地过一天算一天。我强制自己看书，内容不加选择，今天读亚里斯多德的书，明天读圣经，后天又捧起一本力学教科书。我什么也记不住；在我翻边新的一页时，上一页的内容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我也不再有心情利用“隐身”的若干有利之处了，像观看淫秽场面所带来的快感，以及做坏事无须过多担心的特权感。我说、无须过多担心，是因为在通过《隐身法案》时并设有连带通过一项否定人性的法案：少数人宁愿冒“隐身”的危险来保护妻儿不受隐身犯的骚扰。没有人会听任隐身犯挖出他的眼球，没有人会容忍隐身犯闯进他的私宅。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有着一些对付这类侵犯行为而又不公然承认隐身犯的存在的保障措施。不过仍然有可能做许多坏事而安然无恙。我无意尝试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在一本书里写道，“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要加上一句：“对于隐身犯，一切都是可能的和乏味的。”事实就是如此。
令人厌倦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我再也不愿扳着指头数时间了。确切地说，我根本忘掉了我的刑期已经满了。那一天，我正在房间里读书，无聊地从一页翻到另一页，突然门铃响了起来。整整一年它没有响过。我几乎忘记了这种声音的意义。
不过我开了门。他们，代表法律的人，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除去了我额头上的微记。它掉了下来摔得粉碎。
“你好，公民。”他们对我说。
我庄严地点点头。“你好。”
“２１０５年５月１１日。你的刑期满了。你已偿清了债。你又回到了社会中。”
“谢谢，是的。”
“和我们去喝一杯。”
“我看不必了吧。”
“这是传统。走吧。”
我跟他们去了。我的前额现在有一种奇怪的裸露的感觉。我从镜子里看，有一处显得很苍白，那是曾经打上标记的地方。他们把我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吧，用合成威士忌招待我，不掺水，很凶。酒吧招待冲着我微笑。隔座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问我在明天的喷气式飞机赛飞中喜欢谁。
“我不知道，”就这样告诉了他。
“你真的不知道？我支持凯尔索。４：１打赌。他有可伯的爆发力。”
“对不起，”我说。
“他离开过一阵，”陪同我的一个政府人员轻声对邻座说。
这句委婉语的含意是清楚不过的。我的邻座看了一眼我的前额，对那块白色疤会意地点点头。他也提出要为我买一杯酒。虽然我已经感受到了第一杯酒的效力，我仍然接受了。我又成为人类的一员了。我是“可见”的。我再也不敢冷冷地拒绝他了。这有可能再次构成冷淡罪。我的第５次犯罪将意味着５年的“隐身”。我学会了谦卑。
当然，回到可见状态包含了一个颇为尴尬的转变过程。要和老朋友们会面，要说许多无聊空洞的话，已经七零八落的关系要一个个去恢复。我在这个城市被“流放”了一年，恢复原状并不容易。
自然没有人提起我“隐身”的那段时间。它被当作一种隐痛，最好都不要去提它。虚伪，我这样想，不过我接受了。他们无疑都避免伤害我的感情。一个人会和一个刚切除了癌肿瘤的人说：“听说你前不久差点没命”吗？一个人会对一个老父亲、一个摇摇晃晃前往安乐死室的人说“哈，他是该入土了，对不对？”
不，当然不会这样说。
于是在我们的交往中存在着一个黑洞、一个真空，或者说一张空白页。它使得我和朋友们没有多少话可谈的，尤其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谈话的机锋。恢复过来绝非轻而易举。不过我坚持着，因为我已经不再是定罪以前那个高傲而清高的我了。我已经在最严厉的学校里学会了谦卑。
当然，我不时会看到街上走动着个把隐身犯。要想避免遇到他们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对此已经有所训练，我很快地把视线移开，仿佛我的眼睛瞬间停留在某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物上一样。
然而，到我恢复“可见”的第４个月；我的刑罚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也画上了一个句号。我已回到了原先工作的市政府文件局，地点在城塔附近。我下了班正朝地铁走去，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求求你，”一个声音轻声说。“等一等。别害怕。”
我万分惊讶地抬起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陌生人从不主动与人搭腔。我看见这个人的前额上有一个闪亮的“隐身”徽记。接着我认出他了——…那个一年多前在一条冷僻街道上我曾主动与他搭腔的年轻人。他变得憔悴了；他的眼神是疯狂的，他的棕发上灰斑累累。当时他一定是刚开始服刑不久，而现在他的刑期想必就要到期了。
他抓住我的胳膊。我吓得发抖。这可不是一条冷清的街道。这里是城里最热闹的广场。我将胳膊从他手上挣脱出来转过身去。
“不要走，”他叫道。“你不能可怜可怜我吗？你自已也这样过。”
我迈出一步后又站住了。我想起了我以前曾经怎样叫住他，怎样恳求他不要冷淡我。我想起了我自已的悲惨的孤独。
我又跨了一步。
“胆小鬼！”他在我身后尖声喊叫。“和我说话！你敢吗？和我说话，胆小鬼！”
我受不了了。我动心了。我眼眶含着泪花，转身朝他走去，向他伸过去一只手。我抓住他的瘦弱的手腕。这一接触似乎使他激动万分，不知所措。接着我抱住他，试图把他身上的悲哀分一部分到我的身上。
机器人安全警察走近并包围了我们。他被拉到一边，我被拘留了。
他们会再次审判我——…这一次不是为了冷淡罪，而是为了热情罪。
或许他们会认为情有可原而释放我，或许不会。我不在乎。
如果他们认定我有罪，这一次我要像戴荣誉勋章一样戴着我的隐身徽记。
《隐身人》作者：＇美＇ 里加
刘勤霞 译
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情很多，隐身人便是其中的一例。根据物理学光学原理，可以把人的身体全部隐藏掉，让旁人看不见，于是你便可以为所欲为地干你想干的事，可以作弄人、吓唬人，觉得自己比别人特别优越。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可在英格兰南部的避暑胜地叶宾村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
叶宾是个美丽的地方，特别是夏天，天气凉爽，景色迷人，来这里避暑的人很多。一到冬天，这里就人烟稀少，人们便安稳、平静地过日子。但这年的冬天因为一个古怪的陌生人的到来而不同寻常。
一、车马客栈的怪客
那是二月上旬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一个从未到过叶宾的陌生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大雪，越过开阔的高地，从附近的布兰赫斯特车站走来。他戴着厚厚的手套，提着一只黑色小皮箱，浑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除了发亮的鼻尖外，那软毡帽把他的脸全遮住了。雪堆积在他的肩上和胸前，他摇摇晃晃地走进“车马客栈”，冻得半死不活。
“快生个火，给我开个房间！”他叫道。接着就跟着店主霍尔太太走进客厅讲定价钱，在客栈住了下来。
霍尔太太生着了火，就把他留下，自己亲手给他做饭去。在冬天居然还有人在叶宾住宿，是件幸运事儿，她觉得自己交好运了。当咸肉已经下锅，霍尔太太就把桌布、盘子和杯子拿到客厅，得意地摆上桌子。虽然炉火很旺，可是她惊奇地看到那客人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朝她站着，十指交叉地背握着那双戴手套的手，似乎陷入苦思冥想中。她注意到他肩上溶化的残雪滴落在她的地毯上。“先生，要不要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到厨房去烤干？”她问。
“不用，”他说着，一动不动，“我倒宁愿穿着戴着。”他加重了语气。这时她才看到他戴着一副侧面也有玻璃的蓝色护目大眼镜，还有一脸浓髯拖在外套领子外面，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
“好吧，先生，随你的便。”她说。
他不回答，又把脸转了过去。霍尔太太觉得这谈话不适时宜，就把其余的餐具匆匆摆上桌子，快步走出了房间。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仍像一座石像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驼着背，竖着领子，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转，把他的脸和耳朵全遮住了。
她把蛋和咸肉重重地放下，然后大声叫他：“你的饭好了，先生。”
“谢谢你！”他立刻说道。但在她离开屋子把门关上以前，他仍是一动不动。等到门一关上，他就立刻转过身，走近桌子，发出勺子在盆子里迅速搅拌的“卡嚓”声。
过了一会儿，她从厨房端了芥末，敲了敲门，就径直走了进去。这时客人迅速地动了一下，因此她只瞥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桌子后面一晃就不见了，好像他从地板上拣起了什么东西似的。她把芥末瓶放在壁炉前的椅子上，发现一双湿漉漉的靴子靠着她的炉围，它那水汽很可能使那炉围的铁皮生锈。于是，她果断地朝这些东西走去。“我想现在总可以把它们烤干了吧？”她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声调说。
“把帽子留下。”她的客人用一种捂闷的嗓音说道。她转过身来，发现他正抬头注视着她。
一瞬间，她站在那里惊诧得目瞪口呆。
原来他用一块白布——掩着嘴和下巴，这就是他的嗓音捂闷的缘故。可是使霍尔太太惊吓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他蓝色眼镜以上的整个前额都被一条白色绷带缠满了，还有另外一条绷带裹住了他两只耳朵，他的脸，除了尖尖的红鼻子以外，没有一丁点儿露在外面。他身穿一件褐色的丝绒短上衣，高高的黑色的亚麻衬领一直翻到脖子外边。厚厚的黑发从交叉的绷带之间和绷带下面拚命地钻出来，乱七八糟地上下支楞着，使他的相貌古怪到了极点。这个用绷带蒙着裹着的脑袋跟她原先想象的竟是如此不同，因而她在片刻之间吓傻了。
他并不把餐巾拿开，她这时才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褐色的手套，他那神秘莫测的眼镜正注视着她。
“把帽子放下！”他说，捂在嘴上的餐巾使他的话语含混不清。
她从极度震惊中开始恢复过来，就把帽子放回炉前的椅子上。“先生，原先我不知道……”她窘迫地停住不说下去。
“谢谢你！”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我会立刻把它们烤干的，先生。”她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的衣服带了出去。她在门口又看一眼他那裹得白白的脑袋和蓝色的眼镜，而他的脸前还捂着餐巾。她在随手关门时不禁稍稍哆嗦了一下，满脸惊诧和困惑。
“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她低声说着，轻手轻脚来到厨房。
客人坐在那里倾听她走远的脚步声，不放心地朝窗户看了看，才重新吃起饭。他吃了一口，又疑心地看看窗户，后来他站起身来，手里还拿着餐巾，走过去把窗帘放下来，这才比较安心地回到桌旁吃饭。
“这个可怜的家伙大概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要不然是做过一次手术还是怎么的。”霍尔太太说，“那些绷带可真把我吓了一跳。”她加了点煤，打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外套打开放上去。“为什么他的脑袋看去不像个人头呢？还有那副眼镜！他的嘴巴可能也受过伤。”
等衣服快干时，霍尔太太去收拾陌生人的餐具。这时，她认为他的嘴是在意外事故中割伤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正在抽烟斗，他始终没有松开那条缠住他下半个脸的丝围巾，因而也就始终没把烟嘴送进嘴里。但这并非由于疏忽，因为在烟草烧完的时候，她看见他还对它瞧了一下。他坐在角落里，背对着窗帘。他吃饱喝足，全身感到暖和舒适，也觉得有些生气，说起话来也不像原先那样简短过分了。
“我有一些行李，”他说，“还在布兰伯赫斯特车站。”他问她怎样才能把它取来，并彬彬有礼地点着那裹缠绷带的脑袋，以对她的解释表示谢意。“明天没有送快件的吗？”他问。当她回答说“没有”的时候，他似乎颇为失望。
霍尔太太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对意外事故的同情与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