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上运行时“打了下嗝”。确实，很多科学家都发现了太阳运动和自然日的长度存在某种联系。事实上，太阳运动的强度与地球转动的速度存在着完美的联系，贯穿于“从1960年起的20世纪最后的40年。记住，从1950年开始，我们才拥有了计算一个自然日长度的理想数据。太阳运动同时改变了大气层环绕地球运动的速度——虽然在太阳活动和其引起的大气层运行速度的改变之间仍存在一些延迟。久罗维奇（Djurovic）在1990年说，“产生这种现象的物理机制还不明确。”
另一个可能是时间流动发生改变的例子，发生在水星开始向后运行或逆向运行的时候。在它划过我们夜空的轨迹中。几乎每个占星家都会告诉你，从他个人或者专家的角度来说，在此期间，机械装置更容易发生故障——也许是因为电流的波动——并且人们似乎更容易产生争论，爆发冲突。即使像《连线杂志》和Cnet网这样的主流媒体都有关于此奇特现象的评论，这要归结于勇敢的新闻编辑丹尼尔？特迪曼（Daniel Terdiman）的功劳。既然我们知道了施诺尔的发现，我们就可以预测，时间流动本身是否同样会受到行星逆向运行的影响。
2010年8月，来自斯坦福大学和普度大学的研究者们引入了一些新的数据。就像施诺尔所做的那样，这些科学家们在研究放射性物质的衰变速率。据他们所知，衰变率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常数（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发现了一些施诺尔数年来一直在探寻的变化。
衰变率在夏天会产生轻微的下降而在冬天则有轻微的提升。实验性错误或者环境因素已经被排除在外……这看上去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地球上的北半球在冬季时更加接近太阳（我们行星的轨道有轻微的偏移、拉长），太阳会影响衰变率吗？另一个古怪的地方是，普度大学的核物理工程师杰里？詹金斯（Jere Jenkins）注意到，当他在2006年的一个晚上测试锰54元素的时候，衰变率发生了无法解释的下降。这恰好发生在一次大型太阳耀斑喷发的一天之后。斯坦福大学已退休的应用物理教授皮特？斯特罗克（Peter Sturrock）让这种现象与太阳活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显化，他建议普度大学的科学家们寻找衰变率中其它重复出现的现象。作为一个研究太阳内在机理的专家，斯特罗克有种预感，中微子是揭开这个秘密的关键所在。当然，研究者们注意到衰变速度每33天发生一次改变——与太阳内核的转动周期相匹配。
太阳活动的这些变化似乎不仅改变了时间的流动，同时也增加了负面事件的发生数量（柴可夫斯基称这些事件为“人类过激反应”）。它对我们的直觉和精神能力是否也有类似的影响呢？詹姆斯？斯波蒂斯伍德（James Spottiswoode）博士对于“超常认知”（anomalous cognition）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测试人们的精神能力。1976至1996年期间，在进行51组不同研究，完成2879次独立个体测试后，他发现太阳活动对我们的精神能力有清晰可测的影响。总的来说，太阳活动越强烈，人们在“超常认知”测试中的表现也就越差。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太阳的能量喷发会减缓时间的流逝，地球的自转也越慢（尽管似乎没人知道原因）。而通过扰乱我们的神经突触的电子活动，这也会对我们大脑造成压力。对大脑的这些冲击会大大提高暴力事件、战争和骚乱的发生率。在过去的2500年中，当地球保持稳定状态，这些“人类过激反应”事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到20％。当时间的流动更为平滑，和谐度也会提升。我们的大脑会保持放松，所有人之间也相处得更好。脑波的平滑运作模式也帮助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提高我们在“超常认知”测试中的表现。
人类意识正在改变时间的流动
如果这些周期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那（反过来）我们能否也对它施加影响呢？如果高强度太阳活动能使时间流动变得更加起伏不定（制造出一些扰乱使得时间流动减慢），低强度的太阳活动能使时间的流动更加平滑，那我们是否也能对时间的流动产生影响？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突然同时被一个负面事件所震惊，这是否会对时间的流逝造成瞬间的“闪断”——在全球范围内扰乱时间的连贯性？如果有足够的人同时冥想，我们能（通过一种施诺尔可以在他的实验室中具体测量到的方式）缓和时间的流逝吗？
让我们来看看罗根？尼尔森（Roger Nelson）博士在全球意识项目（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中的发现。在1979年，罗伯特？海恩（Robert Hahn）博士开设了普林斯顿工程异常（Princetion Engineering Anomalies）研究实验室，来研究“电流敏感设备……是否会被特殊的意识状态所影响，包括强烈的情感和直接的意图。”罗根？尼尔森博士在1980年加入了他们，最终变成了这项研究的主要推动者。早前，杨（Jahn）和尼尔森决定看看人类的意识是否可以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电子白噪声器源”造成任何可测量的影响。施诺尔也在研究电子的流动。现在我们有2组不同的人在从事同样的研究。
杨和尼尔森希望把“电流噪声”转变成数字，以便于他们绘制图表和测量。如果用某种方法可以切实改变电流的流动，他们可以通过数学手段来证实它。他们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制作一个随机数发生器。这可以衡量电流通过线圈时的平滑度：任何电流出现的“打嗝”现象都会在数据上体现出规律的模式。一旦我们看到了规律的模式，这一数据便不再是随机的了。当然在传统的科学观念中，时间并不像电流一样具有加速和减速的特性。然而，如果时间在一个“随机”的电流线圈中开始加快或者减慢了，那产生的数字又将出现规律的模式，你可以对其进行测量并绘制出图表。斯诺尔也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放射性反应上寻找相应的模式，但是他从未考虑过人类思维对此产生的效应。
多年来，尼尔森博士使用过三种不同的随机数发生器，它们不是基于“热噪声”（电路中温度的自然升高和降低）的原理就是基于“电子隧道效应”（电流通过细小的路径流动，例如电脑芯片中的电流情况）的原理。这些线圈都被严密地屏蔽起来，以阻隔外部电磁场或温度改变的影响，他同时确保了元件的老化度不会成为一个影响因素。据尼尔森说，“经过10多年，这个基础实验生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就最低限度来说，证明了人类意图能对随机数据序列造成微小但重要的影响。”
简单来讲，尼尔森发现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特别是当我们组成人数众多的群体时，确实可以改变电脑所生成的数据，并制造出“混乱中的模式”。尼尔森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举个例子，我们把REG（随机事件发生器）连接到笔记本电脑或者掌上电脑，带到音乐会、典礼、宗教仪式、体育比赛、董事会和其他能产生“群体意识”的场合中去……几年后我们从诸多“共鸣”环境中积累了超过100个资料组，以及一个较小数量的关于“普通”场所的资料组（比如商业中心，忙碌的街角和学术会议厅）……简而言之……最显著的效应似乎来源于仪式或者一些致力于把人们引向一种共同心智状态的活动。
全球性意识
在1995年，当数百万人在电视上收看奥斯卡金像奖时，2个相隔12英里的随机数生成器同时显示了一个可测量的变化。1997年，在电视历史上最受人瞩目的事件之一的O。J。辛普森（O。J。Simpson）案的最关键时刻，迪恩？瑞丁（Dean Radin）博士在5个位于不同地点的REG上发现了强烈的数据波动。在1998年戴安娜王妃的葬礼期间，位于美国和欧洲的12个REG，“在最关键或令人伤心至极的时刻”，都同样显示出从普通水平上突然“抽离”的显著数据特征。
在1997年晚期，他们开始建立一个7×24小时运作的全球性网络，来寻找这样的模式。所有数据都通过互联网传输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核心位置进行分析。到了2001年，全球意识项目已经扩展到运用位于世界各地的37台电脑来全天候收集数据的规模。当9·11事件刚发生并且新闻报道开始传播到全世界时，他们获得了实验结果。
我们发现在一个长达3个月的时期中，一个日期存在统计学上的异常：2001年9月11日。在这一天，根据这37台计算机的显示数据；异常特征出现最频繁的时间范围是6am…10am之间，峰值出现在9am…10am。而（异常最明显的计算机）大多位于美国西海岸。
事实上，越靠近纽约的计算机受到的影响越强烈。一个如此高的分值（在随机情况下）在一百万秒的时间内（相当于2周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迪恩？瑞丁在2001年说；“这是我见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大规模的群体意识／意图会影响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也许因为这是最耸人听闻的事件。”
（插图25）全球意识项目发现，当发生全球性的重大事件时，随机数生成器会显示出奇特的序列模式。
预测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不能只是坐着等待事情发生，然后再来进行分析。为此，当世界上即将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时，你事先写下你所做的预测，然后在事后看看你的预测是否准确。在2008年，尼尔森报告他们提前识别出了250个经过“严格审查、提前确认”的将会发生的事件，因此他们能预测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一味地“寻找数据中的特异值（比如9·11事件），然后再进行分析。这250个事件包括“悲剧性事件、庆祝活动、人为或自然造成的灾难，有计划的或者自发性的大规模人群聚集活动”。在这每一个事件中，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世界性效应——创造了我们所说的“全球性意识的转折点”。所有这250个事件的引发因素不是我们的集体意识而是其他事物的可能性（经过计算）为一千万分之一。
让我们回到2001年9月11日，他们在这一天观测到最惊人的效应。如果位于世界各地的37台电脑都记录到一次显著的变化，并且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全世界的每条电线、每个线圈在这个时段内出现了同样的“打嗝”现象——这是由全球性的不安情绪通过我们尚未了解的方法引发的。我们再次看到施诺尔发现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这次是由我们的集体意识引发的。
如果我们思想的能量汇聚起来可以世界各地的随机数生成器造成可测量的影响，导致电流发生闪变，那是否也能影响地球的磁场呢？地质学家格雷格？布雷登（Gregg Braden）在他的书《分形时间》（Fractal Time）中揭示了这种效应。
2001年9月11日，2个地球同步轨道环境卫星（GOES）在绕地球轨道飞行时，侦测到地球磁场强度出现显著升高，这个现象完全改变了科学家看待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方式。GOES8和GOES10都显示出了地球磁场强度存在一个显著的突起……超出了相同时期的典型值50个单位（毫微特斯拉）。这次记录出现的时间是东部标准时间早上9点；在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的15分钟之后，在第二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的15分钟之前。这次事件和这个记录之间的相关性确凿无疑。
2001年9月14日，有一个世界性的和平祈福活动，很多深受爱戴的公众人物也参与其中，并在全世界的主流电视台播出。数百万人参与了此次默想。令人惊奇的是，在同一刻，图表上显示了一个巨大的曲线变动，与9？11事件发生时的曲线方向正好相反。
在9月14日，出现了众多的群体性精神活动，包括在欧洲和美国进行的有组织的静默……图表的记录非常有说服力……相对于（平常）的方向……曲线趋势出现了一个（往相反方向）几乎超出图表边缘的显著下降。
这清晰地说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类似在巨大惨剧中出现的更为混乱和“闪烁”的方向或在全球性和平祈祷活动中出现的更加连贯稳定的方向）来改变曲线图的“流动”。当我们处于平静状态时，计算机的电路线圈的“随机性”变得更为完美，因为电流要比平时更加平滑和连贯。这些效应和我们在之前章节中发现的关于源场的研究证据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包括俄国的金字塔研究。
当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时，电流效应至少和9？11时同样强烈：“图表自身已经说明……这次选举显现出了和恐怖袭击时同样强烈的效应。”当奥巴马举行就职典礼时，数百万人的心愿聚焦于和平，再一次，图表上的波形大幅度地下降了，就像在9月14号的世界和平祈福中表现出来的一样。
图表中显示出来的结果相当明显，前4小时内并没有体现出来，随后网络变动的程度逐渐降低，一直持续了12小时……网络变动的减少经常和有举办冥想性或庆祝性活动的日期相关联。
尼尔森博士对17个全球性冥想事件做了正式的预测，发现了一种“强烈的正面效应”，他说道：“总的来说，背离期望可能性是三百分之一。”布莱恩？威廉斯（Brian Williams）把另外39此全球冥想活动也加入到他们的原始数据模型中（进行研究），虽然这些的效应相对小一些，但仍旧存在：“结果依然符合关于一种强烈正面效应的假设。”
我的朋友克劳德？斯温森（Claude Swanson）博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曾是政府、军队及各种私人公司的前“应用物理学”顾问，在他的书《同步的宇宙》（The Synchronized Universe）中做了精彩的归纳。
我们的西方文化一直告诉我们，思想对现实世界基本没有影响。根据西方的观念，即使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心怀愤怒和怨恨地生活，那也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直接的影响。只要我们克制自己，不做出公开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