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它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使国家文弱，如同现在的瑞士、瑞典等北欧小国那样，不可能有迅速向外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周文王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史书所写的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政府军兵力匹敌。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周文王的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无主的尸骨得到政府公款的掩埋，国家天然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让商人们发财——这多是后代学者的美化，周文王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导致国家税收匮乏，养不起军队。可据说周文王还自掏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在周文王的仁义感化下，据说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周文王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相互谦让（也说明农人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界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去进攻中央。之所以美化周文王的仁爱形象，连死人的白骨都受到他泽被，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后代学者想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然而周文王如果真是以内施仁义为专长，而不搞点像商鞅那样战时法西斯，那只能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周文王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周文王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一个国家想要崛起，想对它国构成威胁，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而不是行仁义。积德行善并不足以带来富强壮大。如果周文王真的“笃仁、敬老、慈少”，在当时野蛮落后、纷纭多争的边地，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而不是四邻拱服的盟主。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儒家学者以为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别说，到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历史前后真是如出一辙啊。
事实上，崇侯虎带给纣王的真实消息是，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周国拼命发展国力，累年对外扩张，走上了战时法西斯的道路。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无奈的境地，朝夕不安。崇侯虎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周文王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周文王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周文王手下的人送来宝马美女，纣王立刻笑逐颜开地释放周文王，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殴打诸侯。好像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的王者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杀死了他。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大周天子 三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周文王在陕西西部宝鸡地区岐山大本营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首先攻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以及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周文王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
须知，陕西省四周都是群山，号称有四塞之固，黄河在东边围护，只要扫清了陕西的商王朝势力，就可以割据此地（后来的秦国、刘邦都是从陕西建国起家，再俯冲中原的。这确实是王业之基，占了地利的优势。于是，周人在攻破犬戎、密须、阮、共之后，又组织了对陕西中部西安地区（户县）的崇侯虎先生的征伐，以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崇侯虎作为崇国的诸侯，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们把盾牌拼在一起，举在头上，形成一个顶盖。在顶盖下，士兵们像团乌云一样向城门推进，头上听到无数石块、飞箭砸下来的声音。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周文王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说是修文德去了），其实按照《诗经》描述周人建国过程的诗歌和《左传》记载，周人建造了大型攻城器械，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用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
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蹈袭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东距商都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跑着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怎么办啊，纣王？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秋天也要遗弃我。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万余人），以及勤王诸侯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举行了军事大检阅。两马驾辕、每轮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往来趋逞。千万不要以为木头轱辘不好用，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大量炮车、马车轱辘还都是木头的呢，一样南征北战地跑。纣王战车上的重装武士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戟，身披牛甲，弯弓拈箭，军威严整，士气高昂。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观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包括当初F4中“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
恶来在《封神演义》里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部分就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用横枝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朝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割人柔弱的脖子。所以戈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当然，戈还可以拨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物。戈的不足在于杀伤创面小（啄和钩的受力点小），攻击面积也小，如果站在车上，车驾驶得不好，互相的戈谁也够不着谁。所以，戈的攻击效果未必比弓箭好。恶来的腰间还挎着护身短刀（当时还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恶来上身穿皮制的衣甲，下身皮质的甲裙，甲都是小块牛皮连缀起来的，牛皮块上有青铜泡。这就是所谓的甲胄（甲是身上穿的，胄是头上戴的）。
虽然甲都是牛皮的，胄却很多是青铜铸造（正是从前蚩尤所向往的东西）：约20厘米高，像一个扣着的钟，左右及后部向下伸延，用来保护颈部和耳朵。顶子部分隆起得比现代头盔高，那是为了容纳恶来的大发髻。盔顶还浇铸成凶恶咆哮的虎首状，用来吓敌人一跳。盔顶还有一个插缨羽的小管，缨羽标志着军人的级别。头盔表面经过打磨，以容易打滑的表面来卸掉敌人兵器的打击力量。但里面粗糙不平。因此，恶来要先裹上头巾再戴盔，以免蹭掉头皮。
一直未经历正规大战的周文王军，这一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血的苦涩：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把千里远道而来、孤军深入的疲敝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个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车子排成横排进行冲锋，与敌车交合时候开始相打。随着车子交错而过，双方还得兜回圈子从新列队再冲锋，这算是一个回合）。周人溃散以后，想逃回千里外的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几乎坠入覆灭之灾。正这时候，周人的军师姜子牙在东夷救了这些残兵败将一命。姜子牙以一名间谍身份，打入遥远的东夷地区从事策反工作，那里也是他的老家，言语和习俗都熟洽，便于开展工作。
在姜子牙的策反下，东夷人抓漏子趁着纣王主力西出而骚扰了王畿地区。纣王大军于是放弃彻底截杀周人，拐回头向东进发，讨平了反叛的东夷人。然后押着周文王凯旋而归。周文王带着古代的手铐脚镣（“桎梏”），被押解到王畿地区（河南省北部）的汤阴县（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所谓桎，是一条绳索，上连脖颈，下系于腰，中间系着反背在身后的手（倘是女的，手就在胸前）。梏，则是连接两脚的绳索。我们不敢保证周文王戴着桎梏。但是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屁股，一边询问他造反（准确的说是入侵）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入侵）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声调伴着竹板的打击起伏顿挫，摇曳和谐。
可怜的周文王被挤兑得面红耳赤，是否进行了检讨不得而知。但据司马迁说，周文王在“羑里”蹲监狱时期没有闲着，他和现代服刑人员一样，也攻修了专业课程。他那时比现在好，没有什么书可看，文科就是一些政府文件（后来被整合成《尚书》），理科呢，是“八卦图”。西伯脑子好使，蹲监狱期间潜心揣摩《八卦》，终于研究出了“八八六十四卦”每卦的喻意，期间熔炼了物理、化学、医学、天文、社会、宇宙的大知识，成为继那个半真半假的妖怪“伏曦氏”（始作八卦者）之后我国又一学术带头人。
不过，“周文王演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时的文字还相当不够完备，一些卦辞如“伯和篡位立”是周文王死后才发生的事情。周文王虽然被后人说作是“长着重瞳子和四个乳头”的异人，但也未必就能预见身后，否则他就不会被抓进监狱里来了。周文王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草率兴兵，孤军深入，鸡蛋碰石头，大败于山西黎城，被抓进了监狱。而且论者认为，最终他被英明的纣王“卡嚓”一声杀掉了
周文王的儿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听说老爹被卡嚓了，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是为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总是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借木主以激励战士。并且周武王给战士训话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 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杀了他，我们来报仇）；纣王若战胜了我，并不是我父亲有罪，而是出于我的无能。总之是一再嚷嚷我父亲无罪。如果周文王是向主流史书写的那样，安享天年地死在老家岐山，当不必拼命辨说他无罪。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不忍言之，后来就采取避讳的办法，在史书里费了好大的劲，把周文王“弄”出监狱，回老家去驾崩（这就类似耶稣被钉死以后，人们出于好意，又传说他的复活一样）。
具体让周文王出狱的办法是，他蹲监狱期间，各国诸侯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于是乎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放猛虎归山吧。这个说法来自《左传》，谁信才怪呢。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刘安）的人给出另一个solution，他请周文王的属下拿着玄豹、黄罴、青豻、白虎的皮子一千条去赎周文王。纣王见财起意，抱着这些皮子舍不得不放，下令释放西伯。几十年之后，另一个学者司马迁觉得刘安的这些山货拿不出手，就把礼单改成了美女和宝马。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