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蛇的一次猛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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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蛇的一次猛扑-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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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因此也就没把他算在自己的名单里。但他是个优秀的心理学家,知道社会舆论是男人操纵的,但制造社会舆论的却是女人。他找到一些银行家和其他的有钱人,由他们出钱来修建一所幼儿园,用现代电脑技术去装修两所中等学校。对于区里来说,这是小事一桩,但关于一位俄罗斯的新人为孩子们不吝惜钱财的传闻,很快就传开了。当着众人的面,加依从不说他打算竞选杜马的新代表,但他结识市长和他周围的人,而在回答他是否出马竞选的问题时,他只是连连挥手,开玩笑说,他的癖好是赚钱,而不是搞政治。

  加依把赌场买下了。在它所在的街上,出现了一个岗哨,破旧的帐篷换成了新的、漂漂亮亮的。这一切都是根据鲁日科夫市长的命令搞的,而由区警察局执行的。不过加依该付钱,于是小区的住户们便又听到了他的名字。

  那年春天,哈里托诺夫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头年秋天不知道哪个“贴心人”用一个写给利亚列克的信封,装着外币和一包麻醉药塞给了哈里托诺夫,他于是马上被当场逮捕。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已经坐在了古罗夫上校的办公室里。古罗夫自然没给他送麻醉药,但猜想到麻醉药不是属于哈里托诺夫所有的。不过,古罗夫当时正在解决往亚姆希科夫领导的集团内派坐探的问题,哈里托诺夫作为他的亲信,来得正好。从精神上把哈里托诺夫打垮,使他同刑警合作,并不太难,所以古罗夫办到了。古罗夫很少过问坐探事务,但因为他很需要情报,于是给哈里托诺夫办好了相应的雇佣手续。

  总的说来,那年秋天交易就达成了。古罗夫得到了必要的情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切断了情报从总局流失的渠道。是的,叛徒乌索夫上校起初被捕,但后来因罪证不足而获得释放。

  哈里托诺夫当时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因为古罗夫像往常一样,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消灭了哈里托诺夫手中的麻醉品。

  从那以后几乎过去了半年,哈里托诺夫继续与利亚列克和他的集团保持接触。但因为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本人从不带枪,也不参加任何战斗,所以他在这方面觉得自己绝对放心。有一天傍晚,他从赌场出来,正朝自己的车子走去。这时一辆深灰色的“雷诺”牌小车停在附近,右门打开,接着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

  “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坐进来吧,让我们开几分钟的车,兜兜风,有话要谈。”

  哈里托诺夫朝车子望了一眼,认出了古罗夫上校。古罗夫把车子开进附近一条小胡同里,停在一幢什么建筑物旁,愉快地望着,甚至使了一个眼色。哈里托诺夫鼓起勇气,责备说:

  “怎么能这样呢,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向我保证……”

  “第一,你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很高兴见到你好。第二,你生活怎么样?这样白痴式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

  古罗夫本来把一包烟给哈里托诺夫递了过去,一想到他不抽烟,便自己抽了起来,问:

  “我到底答应过你什么没有履行呢?”

  “您说我们的账算清了的,您不会再提任何问题了。”

  “我问过你的健康情况,说过你可以不必回答。”古罗夫记住了克里亚奇科的忠告,微微一笑。

  “现在您会说,我们见面是偶然的,您祝我晚安了。”哈里托诺夫揶谕说。

  “没有极端的必要,我是从不说谎的。你说说,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你是否有亲戚在周围?我有关于你的材料,但忘记了。”

  “有个姑妈在巴尔瑙尔,”哈里托诺夫惊慌不安地说。“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信。您要知道干什么?”

  “你能不能到巴尔瑙尔去找你姑姑一趟,或者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呆个把星期呢?”

  “为什么?”

  “不想回答,知道多余的事会使人短寿的。”

  “您打算收拾利亚列克?”哈里托诺夫身子缩了起来,甚至冒汗了。

  “我本人不负责处理你们那个集团。不过最近几天会发生某些事情,你最好不在莫斯科。”

  “如果我突然飞走,以后再发生您所说的事情,那我就最好别回来了。”

  “让我想想,”古罗夫放下车窗玻璃,吐出一口烟。他总是想方设法对待坐探尽可能好一些,尽量理解他们。有时这种关系变得很好,几乎是同志式的,但有时他也不喜欢坐探。对哈里托诺夫就是如此。古罗夫对他是根本不相信的,但因为知道他胆小怕死,所以他明白“这位理论家”不得不讲真话,他不敢冒险,火药不足。当古罗夫完成任务时(他雇佣哈里托诺夫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的),他同哈里托诺夫高兴而轻松地分了手,尽管并不排除同他恢复关系的可能性。的确,现在并无直接的需要,因为情况不同了。

  在州里“潮湿”的地方抓住了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集团的两名伙计。利亚列克本人还不知道他的人被捉住了。那两个小子是吸毒者,他们在多数场合下经不起长时间的审问。因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抓住的,手中拿着武器,所以他们很快就招供了,说出了利亚列克。在他们的供词中还顺便提到一个绰号“老爷”的人。那几个土匪只知道绰号,却从没见过那个人,但听说“老爷”是利亚列克的助手。绰号是属于哈里托诺夫的,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小心谨慎的哈里托诺夫总是呆在一旁,大肆宣传的事他从不参加,但他可能很容易被烧死。烧死他的,可能是利亚列克本人。古罗夫的同事在一次例行袭击中,打算干掉利亚列克。利亚列克手中很少拿枪。但有资料说明,这种事很快就会发生。如果把利亚列克抓起来,那就要对他身边的人进行清理,因为其中有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比如会计、门卫、秘书。也许哈里托诺夫也会落网,那就在与亚姆希科夫当面对质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比如利亚列克可能用哈里托诺夫来掩护自己,说哈里托诺夫是集团实际上的头目,而他自己则退到暗处,只是一个普通的执行者。

  古罗夫还是失算了,他明白精心安排的坐探已经处在失败的边缘,尽管他对这个人没有好感,还是决定把他引到一旁去。如果战斗顺利,利亚列克不是被抓住就是被打死,他的集团就会被粉碎,那么这事就闹大了。不过,那还是暂时的。神圣的位子不会空着,区里不可能没有刑事犯罪力量的影响。整个莫斯科都有人监督,而一个区难道会按另一种规律生活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机体受到了毒害,难道一只手会好吗?利亚列克的位子会来另一个人取代的,他会招集残余的势力,引来新的匪徒,一切又会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新组织里有一个像哈里托诺夫这样水平的坐探,那就可以把整个新的集团全都控制起来。应该救助哈里托诺夫,应该再给他点麻醉品!紧紧地掐住他的喉咙,否则没办法对他做工作。

  古罗夫不喜欢采用这类方法,不过一个人不喜欢的东西还少吗?牙科医生的椅子,每一个正常人坐起来都忍受不了,可他自己一跑来,很快就坐上去了。

  “你想出了什么办法?”古罗夫熄灭了香烟。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得救,”哈里托诺夫小心翼翼地回答,没有望古罗夫。“如果是下小雨,带把伞就行了;如果外面下倾盆大雨,那就别出门;如果地上震动,就该进地下室。也许,只是几个小孩子在屋顶上跺脚,搞得轰隆隆地响,吓唬人呢。”

  古罗夫大为生气,但他没露声色地问:

  “如果利亚列克被死死地捉住,他在对质时会出卖你呢,还是他自己一个人全部承担责任,像‘火车头’似的开走呢?”

  汽车里面静悄悄地,似乎外面整个城市也暂时静了下来。

  “如果他牢牢地被捉住,他就会拿我来当掩护。不过由我来掩护还不够。”

  古罗夫赞同地点了点头,又抽起了烟。

  “也许不抓利亚列克呢?现在他是干净的,如果预先通知他,让他不犯新的案子,我们就可以过冬。”哈里托诺夫望了古罗夫一眼,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有趣的想法,”古罗夫微微一笑,好像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着。“有趣的是具体由谁去通知呢?这个大胆的人怎么向利亚列克解释他是从哪里得到情报的呢?”

  “可以写匿名信去敲击……”

  “你忘乎所以了,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不知道该怎样同我谈话了。”

  “请原谅,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是出于害怕,请原谅。这么说来我得从莫斯科滚出去啰?”

  古罗夫从后座上拿起一个公文包,把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放在上面。

  “把你姑妈的地址、姓名和电文全写下来。你说姑妈病得很厉害,不知道房子怎么处理,请马上飞来。”

  哈里托诺夫乖乖地写下了。古罗夫把那张纸收进公文包里,扔在后面的座位上。

  “你收到电报后,马上拿给利亚列克看,并且补充一句,说你姑妈有金子。机票我给你买来。”

  “您不在时我可以做什么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哈里托诺夫讨好地说。

  “我的电话你记得吗?”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哈里托诺夫重复了一遍电话号码。

  “你一到就给亚姆希科夫打电话,说你姑妈养病去了,但同她谈话很有意思。他会明白的,你姑妈不能死。你的老板虽然不是斯宾洛沙,死没死这一事实他还是查得出来的。一个星期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亚姆希科夫在巴尔瑙尔可能有朋友,你要小心谨慎。”

  “我明白了,谢谢,一切我都会考虑到的,一定完成任务。”

  “生活怎么样,区里有什么新闻?”古罗夫问道。

  “没有大变化,赌场的老板换了,原来的老板被利亚列克挤走了。”

  “新老板是谁?”

  “不是您那方面的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一个叫什么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的。他是个大脑袋,人很固执,是搞财政的,打算竞选杜马代表。”哈里托诺夫回答道。他隐瞒了加依请了保镖与地方行政和民警建立了联系,完全不像他想装的那么简单。

  古罗夫感觉出了哈里托诺夫的话里有某些虚假的成分,但他还是认定哈里托诺夫投靠了这个新来的老板,所以才没把话说完。当时密探古罗夫还没有领到侦查“生活服务部”的任务,所以他没有作声,只是顺便想了想,如果与匪帮的战斗很顺利,哈里托诺夫又能在新的集团中占住相应的位置的话,那么,赌场的新老板就值得关心一下了。但古罗夫不久就认识了玛丽亚,后来又是一大堆工作,所以次要的谈话就退到后面去了。

  具有远见卓识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终于成了赌场的老板,而且很快就表明,他的这一行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赌场的许多东西都很合加依的心意,但某些东西却必须加以改变。他不打算匆匆忙忙实行新的制度,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让赌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喜欢,同他们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这家赌场并不过份豪华,两个大厅都是由土耳其一家公司装修的。加依认为赌场应该有平静、舒适的环境,互相尊重、友好的气氛。姑娘们很中男人的心意,但男人不同女人竞争。加依并不天真,他明白这一切取决于服务人员的文化程度。而文化这种东西是天生的品质,可这种品质几十年来在俄罗斯已被消灭殆尽。他打算不慌不忙地去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并尽可能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

  大家知道,通地狱的道路是用崇高的美好愿望铺成的。加依也没有避开这条道路。考虑到原来老板的民族性,在赌场工作的,许多都是高加索人。剧院从挂衣架开始,赌场则从看门的开始。又高又大的看门人口音重,目光中带着鄙视,嘴巴上挂着虚伪的微笑,百分之百地不合要求。不仅需要将他调离赌场的大门,而且要将他调离这一地区。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据哈里托诺夫说,这位看门人与当地的黑手党和民警局都有关系,要把他弄走,并不简单。

  但等待新老板的主要麻烦,并不在企业内部。加依不清楚赌场老板这个人物在区里有多重要,他要同多少人打交道。他还没来得及了解问题的实质,民警局、反间谍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经常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了。他们全都文质彬彬,喝喝咖啡,尽管有的人期望更大,但加依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坚决的:不给任何人摆酒菜。再说多少严肃一点的人,喝喝酒是收买不了的,让这些小官僚习惯于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自吹自擂,他并不愿意。

  出人意外的是过去的老板打电话来了,问候他的健康,这就使加依警觉起来了,因为他们最后一次分手是相当冷淡的。加依以他并不具备的坦率向他表示歉意,说他很忙,要求对方开门见山。

  “我始终闹不清楚您是怎样不受损失而与股东们分手的。”过去的老板沉默下来,显然是在掩着话筒,因为可以听到那里压低的声音。加依本想放下话筒,老板突然又说起来了:“有一位很体面的人有事求您。鄙意以为,应该接见萨莫依洛夫先生并听取他的意见。”

  “明天上午十点。祝您一切顺意。”加依放下话筒,感到有点惊慌,但他认为拒绝会面,是极其不明智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正,保镖走进来,把一位年龄和民族均难以确定的男子带进了办公室。加依起身问道:

  “是萨莫依洛夫先生吗?”得到肯定回答以后,加依把保镖打发走开,请客人落坐。“我恭听您的意见,不过不必来开场白。”

  “我建议您得七十万,”萨莫依洛夫说道。从他的口音来判断,他的真实姓名,不是俄罗斯的。

  加依什么也没回答,有表情地朝门口望了望。客人会心地微微一笑,连连摇头:

  “我的爸爸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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