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清楚。
“有什么建议？我准备洗耳恭听。”
虽然这答复是非常自然的，但加依却暴跳如雷。他把刀子放在盘子上丁当一敲，挑衅性地望了老板一眼。
“我几乎已经把亏损减少了四分之三，”他心平气和地低声说着，但清清楚楚说出每一个字，从而赋予这些话语以特殊的意义。“不幸的事件，”加依既不是演员，也不是导演，停顿是偶然的，但相当使人感到惊恐不安。“不幸的事件，”加依重说了一遍，不由自主地加强了它所产生的效果。“大大改变了情势，您个人发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财。”
“是八十五万，”老板一边纠正一边擦他汗淋淋的前额。“靠牺牲一个人的性命去发财，是不道德的，不过我甚至无法用这些钱去还清死者欠下的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某些贷款人的神经会受不了的，所以……”他摊开两手。
加依在这里下了一着虽是临时想到的，却是非常厉害的棋。他站起身来，画了一个很宽的十字，说：
“我们大家都是走在上帝的下面。”接着又画了一个十字。
老板面色苍白，惊呼：
“我真的不能还钱，不是我们的谈判结果谁也不知道吗？侦审开始了，我站在一旁，因为死者在临死前还清了他欠我们公司的债。我为什么要钻出去解释，从而承认这桩非法的交易呢？”
加依明白，他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所以对愚蠢的问题不打算回答。他斟上第二杯酒，同客人碰了一下杯，说：
“我们为活人干杯，祝他们走运。”加依没打算进行威胁，一切听其自然。他说的是他内心里的话。
“为你的健康干杯！”老板想报以挑衅性的回答，但声音不听话，抖了一下，结果相当滑稽。
“也为我的健康干杯，健康不会对任何人有害。”加依决定把形势说清楚，继续说道：“我有一些开销，可又没有时间同您商量。”
“多少？”
“二十万。需要现金，我的借款人在银行里没开账户。再说您也明白，今天把付这样的钱曝光，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发生不正确的理解。”
“好，我来办。”
“不行，您用自己的名字把钱取出来，再转手交给我。”加依已经在公开地谈条件了。虽然对凶杀事件一句话也没直接提到，但结果却是加依承认了：他直接参与了消灭对手。
正事他们不谈了，开始讨论政治新闻，当然包括即将举行的杜马选举。老板说有人建议他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具体提谁，他没说出来。加依回答说，这事很烦人，要求大量的花费，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肉体上的。
他收起装热菜的盘子，拿来了咖啡和白兰地，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撒谎说，他已收到与某一政党集团加盟的建议，显然他想起了父亲的功劳，但他，加依，暂时还没有答复，很可能他会拒绝。
老板呷了一口咖啡，烫了嘴，差点说于今许多刑事犯罪分子正在往杜马里钻，但他忍住了。他清楚懂得他在公司里拥有无上权力的时代，已经过去。加依是个认真的人，对他必须重视。主人似乎听出了客人的想法，于是心平气和地说：
“老板，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客客气气地分手。两只熊是没法在一个洞穴里过冬的。二十万现金您马上拿出来，我在公司里的那一份，您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付。我在组织我自己的事业，以子公司的名义作幌子，得有您的直接参与，以后您就退出来。那样一来，您我就算两清了。”
“什么事业？莫非那是秘密？”
“不是什么秘密，我想买下一家赌场。原来的老板与当局的关系搞不好，打算廉价出让。”
“搞赌场，那纯粹是刑事犯罪。”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在西方，赌场的老板是很受人尊敬的人。这一切我们会不慌不忙地干，等环绕着凶杀案的风潮一平息、侦查进入一般的官方轨道以后进行。”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您对自己的哪一份怎么估价呢？”老板不知不觉地已经对他以“您”相称了。
加依只是笑了一笑回答：
“您委托会计算一算吧，一切都应该合法，同时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每天的盈利。我已经说过，您把这笔钱作为合伙人投入我的事业中。老板，顺便说一句，我建议您认真考虑一下个人的保卫问题，如今可是很不太平啊。”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的生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还一句也没提到他退出公司的问题，昨天还同他平等相待的同事们现在都避开来，纷纷尊敬地叫他的名字和父名了。他把所发生的变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开始对同事们冷淡起来了，在大庭广众之中摆起一副官架子，但同朋友们单独在一起时，仍然讲笑话，对公司里多得要命的漂亮女人，散布流言蜚语。
他与赌场的老板恢复了谈判。在这里等待他的是出乎意料的巨大变化。老板出人意外地同意作出重大让步，这是不久前他都不希望听到的。加依警觉起来了，以为地方上的黑手党向赌场收取过分沉重的税金，新老板会连同债务一起得到赌场。加依既不愿意背上别人的债务，也不愿意同地方势力作战，所以他马上宣布：
“亲爱的，”赌场老板是高加索族人，所以这样称呼是完全合适的。“在我们去银行和找公证人以前，我希望同地方当局认识认识，不但要与警察局、税务机关的代表，而且要与具体管辖你的企业的权威人物认识认识。”
赌场老板露出一副明显的尴尬相，用加依不熟悉的语言对他的伙伴说了句什么，然后搔搔后脑，叹息一声说：
“他们都是坏人，我不同他们说话。”
“那这笔交易就做不成了，亲爱的，我不是公子哥儿，不打算承担您的债务。”
“我没欠任何债！”
“我相信您的话，不得对我有任何还债的要求。”
“您自己去谈条件吧，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我可以给你电话。这里占上风的权威人物是利亚列克。他不交谈，只开枪。你得同他的助手说话，他与你同名，父名米哈依洛维奇，姓哈里托诺夫。他这人很正常，但非常狡猾。”
加依开始沉思，突然他出现了一个相当疯狂的思想，但他什么险也没冒，要是走运的话，他会赢得许多东西。他拨了一个电话，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听见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声音：
“我在听你说话。”
“您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打扰您的是一个打算收购‘弗拉明戈’赌场的人。”
“您好，请问您尊姓大名？”
“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工作。”加依说出了公司的名称，然后转入正题。“我们曾经同‘菲尼克斯’合伙，遗憾的是它破产了，它的总经理前不久死了，他的汽车被炸。”
“我听说过，”哈里托诺夫回答。“这么说来，您就是那个进行谈判的人啰？”
“对，不过我只进行谈判，代表自己的老板。”
“谈判、谈判，我听说‘菲尼克斯’同您算清了账，可后来发生了爆炸。多不幸啊！”
“我们生活在可怕的时代。”加依支持哈里托诺夫的看法。
“可现在您却决定买下赌场，”哈里托诺夫说完就沉默下来了。加依决定不慌不忙，也沉默下来。他明白当地有权势的人很清楚。“菲尼克斯”和爆炸的情况。
“我的老板和赌场眼下的拥有者关系不好，但我们自然很关心赌场的合伙人。”哈里托诺夫小心谨慎地说。
“让我们见见面吧，如果我们谈得成，我就把赌场买下来。我预先声明，付钱我是不会的，但您的利益我保证。您会有一份的，而且是不纳税的一份，请您帮我解决某些小问题。同您的顶头上司谈谈，我也再考虑考虑，然后我们见面讨论。”
“好，后天早晨您给我挂电话，”哈里托诺夫不很乐意地同意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利亚列克不喜欢贸易，参加股份对他来说，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他宁愿今天拿一美元现款，也不要明天五美元的股票。
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哈里托诺夫被老板的直率和他手下人的粗暴弄得疲惫不堪了。老板手下那些人都清楚地知道，参谋长在利亚列克那里是很有威信的，但他不是自己人，好像是临时的。
同利亚列克的谈话，出乎哈里托诺夫的意外，非常轻松。刚听完开头的几句开场白，知道想买赌场的那个人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之后，利亚列克嘿嘿一笑：
“你说他把竞争对手炸了？”他哈哈一笑。“让他来，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让他买下赌场，把钱包拉到我们区里来。”
“连人带车都炸了，这是确实的，”哈里托诺夫小心谨慎地说。“至于说这事就是他干的，那还只是一种设想。”
“好，你就去查清楚吧。”
哈里托诺大同利亚列克在一起工作不是第一年了，利亚列克表面上的简单没能蒙住哈里托诺夫。似乎利亚列克，也就是亚姆希科夫·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是很单纯，很容易理解的。这位天生的领袖，在土匪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人不聪明，但很狡猾、很残忍，因此是非常难以预测的。他非常平庸，喜爱权力与金钱，这一点似乎他很像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但刚加入刑事犯罪集团的加依和强盗与刑警都很知名的亚姆希科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加依对身边人的吹捧不感兴趣，只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就足够了。虚伪的排场也不能使他激动。在饮食、女人方面，他是个最没有什么要求的人。他大量用钱，只是为了收买政府官员，巩固自己的权力。
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则相反，他主要对外在的东西感兴趣，对欺侮身边的人感兴趣，他花钱是为了买昂贵的汽车，玩女人。对这些车子他愿踢就踢，毫不可惜；对女人则只是一时的迷恋，也很快就将她们一个个扔了。
哈里托诺夫同加依一起在一家朴素、洁净的咖啡馆里吃晚饭的时候，对这一切就是这么想的，或者差不多是这样想的。在同新的生意伙伴见面之前，哈里托诺夫作为一名优秀的侦探，是非常细心的，他对新伙伴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他多次去加依上班的地方，还到过他在果戈理大街的家里，对他感到很满意。哈里托诺夫喜欢加依举止克制，穿着朴素。他穿严格的西装、细条纹衬衫、系不引人注目的领带。加依的某些性格特点是女秘书补充的，哈里托诺夫在昨天晚上请她吃过饭。
“您不喝酒吗？”哈里托诺夫发现加依的酒杯原封未动，问道。
“我不喝酒，”加依微微一笑。“不过有时不得不喝。”
“我也是尽量限制，但与上司交往，有时非喝不可。请原谅我的好奇，为什么您把钱投到赌博生意里去？”
“能吸引我的是优美的环境，清洁、安静、保养得很好的顾客，漂亮的女人。”加依似乎是绝对真诚的，但哈里托诺夫对他的话却不相信。
“我听说您打算竞选杜马代表，”他说道。“人民是不会投赌窟老板的票的。一个人要在五年之内脱胎换骨也是不可能的，赌场嘛，就是赌窟。”
“既然您已经搜集了我的材料，那您就应该知道在我还没当上赌场老板以前，我已经投资修建一所幼儿园和装修了两所学校。”
“甚至是这样？”哈里托诺夫大吃一惊。“我向您祝贺，您有长远计划，但我的老板……”他欲言又止。“是个只顾眼前的人。您会同他很难相处的。”
“我也不打算同他相处，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加依斟满他的酒杯，往自己的杯子里只滴几滴。“这是您的头痛病。我会给您付钱，只同您打交道的。亚姆希科夫是个暂时得势的人，他很快就会被人杀死或者被人送进监狱的。他的地位将由另一个人来占据，很可能是像他那样的人，可您却会留下来。”
哈里托诺夫本来打算把酒喝干，但听完如此坦率的话后，他的身子抖了一下，把酒杯放回了原处。
“您有情报？”
“只是预感，土匪在莫斯科公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不是指具体的执行者，他们将来总是需要的。但在区一级里需要一些有威望的、可以进入官方办公室、有广泛的联系的人。”
“理论上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相当复杂，我担心您在我们这里落脚以前就会被人杀死。”
“您不是没有被人打死吗？虽然您自己不开枪，甚至不带武器。”
哈里托诺夫觉得自己不舒服，好像正坐在医生那里看病，而医生正在仔细看他的内脏照片似的。
“我花了几十年才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可您却边走边跳，似乎想跳到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上。”
“我什么也不想要，”加依干巴巴地回答，“不论是劝人为善的谈话，还是特权。我只想买下赌场，并且认为同这个区里有威望的人和平相处，是明智的。如果他们觉得我合适，我们就谈条件；不合适，我就悄悄地走掉，好像我没来过似的。”
“你看，一个心肠多硬的汉子，可外表和风度却像是个普通职员。”哈里托诺夫想道。
“我觉得您绝对合适，但我不作决定。”
“那就请您转告亚姆希科夫，有个人想在区里落脚，他今年就会成为杜马代表。我将代表你们区竞选，你们都是相关的人士。赌场将给您付纯利润的百分之七。为了使这笔钱不交税，我把它转到慈善基金的账上。您的任务是保证选区和我的客人们的安全。赌场的秩序由我来整顿，汽车站的秩序则应由你们的人来维持。”
加依和哈里托诺夫的会见是早春进行的，离国家杜马的选举还很远。加依是在虚张声势，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因此也就没把他算在自己的名单里。但他是个优秀的心理学家，知道社会舆论是男人操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