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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科维梯国外的朋友找到了阿巴，随后又找到了眼镜蛇，少校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次重大的战斗行动的执行者，应当来自境外。在俄罗斯找到一个高级专家当然是可能的，不过太危险。
一切全都搅混了，谁为谁工作，都弄不清楚，很容易上当。
而比斯科维梯要的又不是莫斯科实际上天天都在发生的那种一般性的爆破行动。
“应当把居民从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集团和政党的混乱中惊醒，让他们马上忘记共产党的叛徒们、莫名其妙的民主派，投进真正的保卫者的怀抱。”自然，比斯科维梯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是人民的保卫者。
一切本来都进行得很好，但突然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停顿和紊乱。眼镜蛇来到了莫斯科，但没出来联系。少校也是不喜欢雅申的，但只能派一个能够通过边境而不受到任何检查的人到国外去送美元。少校不愿意亲自去见眼镜蛇。眼镜蛇是国际恐怖分子，鬼知道是什么人把他缠住了。于是不得不消灭刑事犯头子廖恩奇克。这事倒很简单，可眼镜蛇在她那里过夜的那个妓女，却出人意外地失了踪。被比斯科维梯推出，准备竞选杜马的乌索夫，却一直嘀嘀咕咕：“古罗夫，古罗夫。”
现在已经查明，雅申在与眼镜蛇见面时，在姑娘面前把他曝了光。即便姑娘什么也不知道，但谁需要这样的曝光呢？乌索夫一打听到这件事时，又深信不疑地说，百分之百是古罗夫把姑娘找到并弄走的。
“那就只好把他杀了，”少校说道。“古罗夫正在寻找姑娘吗？他一找到姑娘，我们就把他这个民警干掉。”
“只要组织得好，连总统都是可以杀死的，”乌索夫像哲学家一样大发议论。“策划好一次行动和善于将它付诸实现，并不是一回事。据我的了解，你手下的执行者不行。”
“在俄罗斯现在谁手下的执行者好呢？干掉一个民警，要找人还是可以找到的。”少校满有把握地回答。
一切都十分顺利，没出任何波折。第二天古罗夫来到埋伏处，见到了小姑娘，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里。当他们消失在门洞里的时候，一个专家切断了古罗夫车上的信号电路，装上了一定数量的炸药，莫说是一辆易脆的小轿车，就是“卡马斯”大卡车，也会被炸成碎片的。然而并没有发生爆炸，上校仍然活着，可娜塔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来他们在收集嫔妃，”少校在与乌索夫的一次例行会见中，歪着嘴巴笑着说。“已经失踪了三个女人。”
他已经明白他对这位民警上校估计不足，而且乌索夫说的完全正确。作为一个目的明确的强有力的人，少校是善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你我的命运取决于这项任务的是否完成。”少校沉默了一下，好让乌索夫有可能去好好领会他所说的话。“您过去的那位战友，好像是一颗病牙，一方面不是癌，不是甲安菲他明，但痛起来，叫你恨不得用脑袋撞墙。必须解决问题。”
“似乎，一切都已自行安排好了，”乌索夫说道。“我在部里有一个信得过的人，他早晨来电话说古罗夫病了。他还活着，将军解除他的工作，送他去治疗了。古罗夫的车子，停在部里的停车场上，他本人则被送去住院了，我要求弄清楚他的病情。看来病得不轻，差点没有复苏过来。这不是恫吓，情报是非常准确的，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很了解我们医务所的医生。古罗夫几乎被弄到了挨耳光和被迫穿上精神病患者穿的拘束衣的地步。总而言之，这几天对他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是一个很强的刑警，但他终究不是古罗夫，你们放心干吧。我感兴趣的是今天在俄罗斯应该爆炸什么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飞机失事，汽车爆炸，就像狂欢节放烟花爆竹一样。”
“别让胡思乱想塞满了你的脑袋，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少校说道，但苏霍夫却对眼镜蛇的意图一无所知。
雅申天天在等电话，几乎没出家门一步，老是看电视、读报纸。虽然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他明白，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比斯科维梯获得多数票的机会等于零。但愿上帝别让这个疯狂的党魁得票超过百分之五。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的少校公开对雅申说，虽然正式救他的是科尔夏诺夫将军，可叶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一切却直接取决于比斯科维梯的党在选举中是否成功。
“我们以前也是当过走卒的，”雅申听完这位年轻的神秘首长的教训之后回答。“这颗星掉下来了。”
“叫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吧，一定会赢的。”
“我不是用自己的钱在赌博，我个人没什么可丢失的。”雅申突然激烈地回答。“从塞浦路斯来的这个小伙子，是您的人，他的情况，我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一无所知。”
因为介绍娜塔莎认识眼镜蛇一事，少校和雅申之间发生过争吵。这位失宠的上校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他的性格，甚至大声嚷叫道：
“女孩子是您的，不是我的！那个叫扎哈尔的小伙子，（他的真名究竟叫什么呢？）也是您的人。没有我的参与，他们也会认识的，所以我对此不负责任。你们保密是你们的事，我不希望知道多余的事。”
“他会出现的，他没有别的办法，你把我们拉在一起，就没有事了。”少校和解地说道。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主任医师的办公室里。他把短短的手指，交叉着放在腹部上，仔细察看自己的皮鞋尖，同时耐心地听大夫讲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其实大夫是试图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束手无策。当医生讲完一遍，打算重新解释人是一个矛盾体时，将军咳了一声，问道：
“古罗夫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一方面他绝对是健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要建议他认真治疗一下。如果不使用一些客气话的话，那么您的这位工作人员得的是神经衰弱症……不，是过度紧张；机体为了自卫，似乎要对于接受外部的刺激进行限制，加以阻止。我们曾试图催眠，但遗憾的是……”大夫摊开两手。“给古罗夫治疗是不可能的，我们两天来对他使用最强有力的安眠药，但他激烈地进行反抗。他有一个摆脱不了的想法，只有在梦中才放松一阵。药物对他没有作用，只有休息、大自然、钓鱼和少量的安眠药能起点作用。我不能让他长期住院，更不用说让他单独住一间病房了。”
“我想见见他。”
“不行。他正在睡觉，即使在他精神抖擞的时候，您的出现也会引起他暴风雨般的反应的。”
“您别撒谎，大夫，列瓦是不会容许自己有暴风雨般的反应的，他是个很能克制自己的人。”说完之后，奥尔洛夫站了起来。
“我倒不是说他会摔盘子，砸碗盏，要是疾病被赶进体内，那就不好了。”
“您不是说他绝对健康吗……”
“这是一个方面，”医生打断他的话。“但是我们甚至无法对他作出诊断。”
“他已经睡了两天两夜？”
“是的，这样大的剂量，就是一头大象，也得睡下去的。”
“既然他能睡两天两夜，那就不是一个方面健康，而是各个方面都健康。大夫，我请您带我去见他。”
古罗夫醒来了，看到奥尔洛夫坐在床前，就说：
“你好，破坏分子！我梦见布尔加科夫①的一幕舞台戏，看见人们把一位诗人带到精神病院里。”
①布尔加科夫·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夫（1891—1940），俄罗斯著名剧作家，生前曾受到批判。
“很好，你的睡眠很正常。”
“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多久？”古罗夫把青筋鼓鼓的两手伸出来，批判性地四下环顾，好像在这两天里他的手可能瘦了，变得有气无力了。“告诉医务人员，要是再一次动手，我会把他们打成残废的。”
“这是他们的工作。你有你的工作，他们有他们的工作。你打算在这里凉快多久？”
“我不知道，也许一个月，让医生去决定吧。”
“聪明！”奥尔洛夫点了下头，整理了一下白大褂。“让我们一起考虑今后怎么生活吧。他们决定杀死你，那就一定会杀死你的，你是在同一个组织打交道，不是像上次那样，同个别的匪徒斗。”将军说得很平常，像谈简单、明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一样。“好，第一，我可怜自己，在我这样的年纪，会得不到这样的朋友了。我也可怜别人，除你以外，谁也不能阻止住恐怖分子。”
“不过你不要说什么‘人民’呀‘俄罗斯’呀，那显得太虚伪，”古罗夫说道。“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民警，而不是祖国的救星。”
“你说的是空话，我讲的是最简单的事。你，列瓦是个令人讨厌的民警，但不是一般的民警，我没人可以替换你。你听着，别打断上级的话。我正在商谈将你调到过去的青科夫斯基疗养院去休养的问题。七点左右，办公室里有几个人来看你。你要打盹、打哈欠，懒洋洋地抱怨头痛。九点以后斯坦尼斯拉夫会来，把你的私人衣服带来，把你转到你的秘密住所。你将在那里拼命作体操，组织侦查眼镜蛇的司令部。到哪里去找，怎么把他找到，我不知道。要是知道，我就马上不会坐在这里，对你小子低声下气了。你什么时候外出，你自己决定，列瓦。正式的侦查工作将由斯坦尼斯拉夫领导你要通过他行动。”
“他们可能对他安排户外‘跟踪’的，”古罗夫说完，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咔咔声。“好啦，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解决，斯坦尼斯拉夫不必常到我这里来。你给我多少人？”
“你别像渔民一样，老把两手叉开。明天早晨你直接给我打电话。维罗奇卡不必知道。好了，祝你健康！
奥尔洛夫把手一挥，走了。
眼镜蛇在逛市场，那家市场坐落在航空客站后面的列宁格勒大街上。人多得挤不进去，什么东西都有卖的，从香烟、打火机，到晚礼服以及相当体面的毛皮大衣，无所不有。那些毛皮大衣，不是固定厂家生产的，却常常贴着著名公司的商标。他决定他已经到了该找个工作的时候了，所以需要给自己买件合适的衣服。他注意观察周围人们的穿着，很快就弄清楚了，他的穿着很正常，他的土耳其出产的皮茄克消失在与他相似的人群之中，好像是士兵队列中的短呢军服。他脚上穿的是“托普曼”公司出的便鞋，那只有行家才能看得出来，这种鞋不用刷，也很干净。眼镜蛇早就注意到，莫斯科的男子是不刷洗便鞋的，因为人行道上盖着一层肮脏，刷鞋是一种徒劳无益、毫无意义的事。在忙碌的人群之中挤了好久以后，他弄清楚了，俄罗斯衣着单调，衣服都是同一类型的，但今天已经同十五年前有所不同，外来人和莫斯科人你很难区分了。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的人已经很少，但面孔相互却很相似，表情严肃、精神集中，随时准备进行反击。惟一的例外是酒醉的微笑和健康小伙子冷漠的面容。他们显然不是买主，也不是卖主，他们走的样子不同，信心十足，头也不回，显然是有事。也碰到一些穿得很好的女人，据眼镜蛇的判断，这样的妇女有在这里买东西的兴趣，或者是顺便到这里买点什么既时髦又比较便宜的东西的。
眼镜蛇买了一套牛仔服，不是名牌，而是很简单的一件手工织的灰色厚毛线衣，既柔软，又暖和，喉咙下面有个领子。这件毛衣他是向一个老太太买的。他没有讨价还价，使得老太太很感动，直叫他是好心人，还给他画了一个大十字。眼镜蛇是多情善感的，给老太太加了一点钱，也画了一个十字。他的手没掉，雷没响，没有必要急急忙忙。上帝是没有的，他又好像是一名代表，正忙着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以至于对于人视而不见。
眼镜蛇对于市场是满意的，人总还是人嘛，对自己总是关心的，至于他笑得少，那在别的国家倒是容易被人发现，可在俄罗斯，人们只在电视上才笑。
自己在莫斯科的工作地点，眼镜蛇大约早在尼斯就已确定，因此他准备好了相应的劳动手册，虽然相当的破旧，职务从装卸工到仓库主任都有，而且每次去职都是自愿的。在他的想象中，人事干部部的任何工作人员不是安全局的，就是暗探或者情报员。去人事干部部他是很不情愿的，但别无他法。这天早晨有一个问题他考虑了好久：刮不刮胡子呢？最后决定留一天的胡子不刮，因为他发现这种状况比较自然。眼镜蛇有点远视，读书看报有时要使用眼镜，所以去找工作时，他戴上了一副眼镜，这给他带来不少麻烦。眼镜蛇决定另买一副，带普通玻璃镜片的。
在人事干部部里等待他的不是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严肃男子，而是两个年龄难以确定的女人。更准确点说，她们什么人也不等，而是在喝茶，相互谈论着有趣的事情。她们冷漠地看了眼镜蛇一眼，叫他等一等，然后继续她们的谈话，看来那是很愉快的谈话，因为她们两个一直在笑。他在办公室近旁的走廊上徘徊了一阵，然后走到外面，在就近的售货摊上买了点东西。等到他回来时，两个姑娘没认出他来，对他的鞠躬的反应说了句玩笑话。
“娜佳，有个男人光临我们这里啦。”她说道。
“来人希望我们喜欢他。”另一位姑娘作了回答。
眼镜蛇说他是来找工作做的，最好是守夜当更夫，因为白天他在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