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财政机构时间太长，环节多，而经手的人一多，冒的风险就越大。
斯坦尼斯拉夫听朋友说话时，既愤怒，又赞赏。不能把设想的方案建立在空地上。只有一个小小的事实，那就是在给两个战斗人员作指示时，有一个像雅申的男子在场。从这一假想出发，古罗夫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不知道我打中了哪里，没打中哪里。雅申是很适合担任联络员角色的。他经常同总统助理来往。”
“根据假想，安排窃听……”
“别把我的脑袋搞糊涂了，”古罗夫打断他的话。“你不是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我们不是新闻记者，知道你们打听到了多少。维罗尼卡·尼古拉耶夫娜是个好虚荣的女人，她是能够把自己的丈夫拉夫干任何冒险的勾当的。”
“具体点行吗？假定我到了局长的办公室，我向他报告什么呢？”
“你就说，民警掌握了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
“信号正在受到检查，让我们别去管这件事吧。让将军们自己去决定。”古罗夫说完，把他的风衣交给库拉根，将他送到门口。
第十六章整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民警局的工作人员都在倒腾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个人登记卡，寻找五个过去绰号为眼镜蛇的刑事犯罪分子。但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活着，而且无论是年龄和相貌，都与正在追查的恐怖主义分子不符。
星期一，古罗夫把自己抽屉里所有的一切必要的文件全都极其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深信已制订的侦查方案，完全不会有好的结果。古罗夫感到很心烦。他曾对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原则上它可能是唯一现实的线索。他注意到有一个人的姓名对面打印了什么，后来又用墨水把它涂掉了，然后再写上：一九八○年牺牲于阿富汗。古罗夫看完了全部材料，起初他发现人已牺牲，便不再去了解他的其他详细情况了。可现在把全部材料一看完，不禁“哎哟”一声：原来死者与正在追查的人很相似。年龄、个子、入伍前住在桑采沃，两次受审，因流氓犯罪而被判刑，坐牢一年，第二次因抢劫而受审，但鉴于证据不足，未予判刑。既然此人十五年前就已被打死，还有什么值得详细描述的呢？不过他的名字对面起初写了些什么，后来又打上了别的字，然后涂了又改。
克里亚奇科坐在对面，怒冲冲地皱着眉头，正在写关于车库里一辆为杜马代表服务的“伏尔加”的报告。斯坦尼斯拉夫像任何一名刑侦人员一样，很不耐烦写报告。
“斯坦尼斯拉夫，你看看吧，”古罗夫把一张纸从桌子那边递过来。“在丹尼这个姓的对面原来打印了什么，后来涂改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呢？”
“唔？”克里亚奇科高兴地停止书写。“顺便说一句，‘伏尔加’已经固定由乌索夫使用了。很有趣的巧合，不过这一点为什么要详细写下呢？”他接过古罗夫递过来的那张纸，对着光亮看了看，然后垫上一张新纸，写了点什么，说：“从字数和间隔来看，是‘失踪’二字。我预先告诉你，桑采沃我是不去的，什么也弄不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关于去阿富汗的人的材料一大堆，一个人失踪或者死亡，谁也弄不清楚，即使送回来了棺材，也不一定就是死了。”
克里亚奇科把自己讨厌的纸推开，沉思地继续说道：
“我理解你，很有意思，许多东西巧合……现在这个丹尼恐怕有四十岁了，受过审判，过去住的地方，离阿基姆…廖恩奇克不远，是个工兵中士，一切都相符合。但十五年，可不是猫打一次喷嚏那么点时问。你听着。”斯坦尼斯拉夫活跃起来了。“让我们试着去找找派出所长。你还记得吧，那些年的派出所长可是些好寻根问底的人，大家都知道可不像现在这样，早起一杯酒，整天没事干。”
“对，”古罗夫表示同意。“但是主动总是要受惩罚的，所以还是你去找吧。”他接着就指着电话机。
“我报告还没写完，”克里亚奇科嘟嘟哝哝，急急忙忙把纸叠好塞进公文包里，锁在保险柜中，然后把电话移过来。“各个区的分局都改成局了，不过，我希望各个分局还在原地。七十年代末的工作人员中还有谁留在那里？”
“你不是留下来了吗？我也还在工作，为什么派出所长就一定走掉了呢？”
但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是正确的：负责一九八○年在阿富汗失踪或战死的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丹尼曾经经过的那条胡同的派出所长，已经退休。他名叫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库兹金，看样子比六十岁年轻些，身子瘦，青筋鼓鼓的，尽管已是深秋，脸上还留着晒黑的痕迹。库兹金对于受邀去内务部，感到很高兴，当克里亚奇科在电话里同这位退休人员交谈，提出派车去接他时，他生气了，说谢天谢地，他的两条腿现在还能走。
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形势，古罗夫开门见山地直接提出问题：
“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丹尼，七十年代曾在你的辖区之内住过。我明白，时间几乎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在一九七五年曾因流氓犯罪而受过审，一年以后又因抢劫罪而受审过。”
“既然受过审，那我是应该知道的，”库兹金皱起眉头。“叫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丹尼吗？好像我那里没有这么个人。不过，既然受过审……”
“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克里亚奇科插进来说，“当时那小子才二十岁，大家是不应该叫他父名的。瓦季姆，你就简单地认为他是瓦季卡吧，也许还会有什么绰号？”
“瓦季卡？眼镜蛇？似乎是这么叫的。有这么一种蛇，所以大家就这么准确地给他取了这样一个绰号。一条真正的眼镜蛇。他长期游手好闲，一年还不到，就被当地的刑事犯头头看上了。瓦季卡打算参军，但身体条件没通过，留了下来。他的那次抢劫，倒是乱弹琴，说起来吓人，其实只摘了人家一顶帽子，另外还轻轻地刺了人家一刀。那受害的男子心肠好，拒绝控告。我清楚记得瓦季卡、眼镜蛇，他还同一群顽皮的孩子搞在一起，唆使他们去走廊里干小偷小摸的勾当。”
“阿基姆·列昂季耶夫您也记得吗？”古罗夫问道。
“既然廖恩奇克前几天刚刚被人打死，干嘛还要记得他呢？他本来是个很好的孩子。我保护过他不受瓦季卡的影响，但阿基姆还是变坏了，是酒把他毁了的，”这位过去的派出所长叹了一口气。“看来他是天生如此的。”
“这么说来，廖恩奇克和眼镜蛇关系很友好啰？”
“一点也不，上校同志！他们怎么会友好呢？当然他们互相很了解。廖恩奇克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看眼镜蛇的眼色行事。但他们之间不可能友好。尽管，”库兹金沉默了一会儿，“也可能比较接近，我没去注意。阿基姆有个姐姐，是个漂亮姑娘。”他指出漂亮姑娘有一个高高隆起的胸脯。“名字我忘记了。可在那些年里眼镜蛇开始追她。经常去她家，所以他可能同廖恩奇克比较接近。”
“瓦季姆·丹尼是哪一年参军的？”古罗夫问道。“他好像是在五五年出生的，体检没通过。”
“他是从监狱里逃跑出来参军的。他在七九年进行过一次抢劫活动，受害人带着刀伤住院，但没有对他进行审问。就在这时发生了同阿富汗人的战争，于是眼镜蛇要求志愿参军。当时你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瓦季姆·丹尼关于不离境所具的结被收去了，本来是不能要他去部队的。军委会没时间研究，当然也有我的责任。我有责任注意此事，应该去找军委会，但当时我所管辖的区内偷窃案不断，累得我东奔西跑，大汗淋淋、精疲力竭。”
“这是常有的事。不过，眼镜蛇…丹尼和阿基姆—廖恩奇克之间的关系可能比您觉得的要更亲近一些？”
“可能的。”这位以前的派出所长表示同意。“您为什么还要挖眼镜蛇的情况呢？他在一百年前不是被杀就是失踪了。虽然在五六年前我似乎见过他，而且认出来了。那事真丢人！”他哈哈大笑。“那时我还在工作，正走在中央大道上，突然看见眼镜蛇从一辆外国牌子的小车里爬出来。我走过去喊了他一声，他望了我一眼，然后像外国人那样搔脑袋。同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女人，她是他的翻译，向我解释说这位先生来自境外，不懂俄语。我一看他的穿着不同于我们，手上戴着手套，拿着一根漂亮的棍子，满脸笑容。”
“也许就是他呢？”克里亚奇科问道。“手套、手杖、外国衣服，人人都是可能有的。”
库兹金尴尬起来，说道：
“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是认真的人，我错了。我那天像挨了打一样，这样的情形很少有，但发生过。我认错人了。你们开始提起这些往事，说出了眼镜蛇的名字，我便想起来了。”
“我们不谈这事吧。”古罗夫看到老民警对这一谈话感到不快，而真相又不可能查清，于是说：“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丹尼的老朋友中，现在有谁在城里露过面？”
“我已经离开了，不过听说我们那里来了许多做生意的，老的人已经没有了。瓦季卡天生是个金发男子，可现在却染成了另一种颜色。”
“桑采沃有土匪吗？”克里亚奇科微微笑着问道。
“多的是，不过多半是青年人，四十左右的人，都经商去了。”
库兹金一走，斯坦尼斯拉夫就对这次谈话作了总结。他说：
“东西也很多，能抓到手的却没有。眼镜蛇…丹尼完全可能活着，而且与我们所要找的恐怖分子很相似。他过去当过土匪，后来又是工兵爆破手，在十五年之中，他愿意变成什么人，都是可能的。又是死去的阿基姆当着哈里托诺夫的面，把一个陌生人叫做眼镜蛇。即使我们找到他的照片，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多少年过去了，人的风度、肤色，一切的一切都变了。他总得有个地方住才行。搜查旅店吗？即使迫使所有街区的派出所……”
“空的，”古罗夫打断他的话。“瓦列京娜看见的护照，早已销毁了。他可能住在宾馆里，但我们不知道找谁。我的看法是：他不会去宾馆，也不会装外国人。”
“他说话带口音。为什么我们不问问瓦列京娜·谢罗娃呢？”克里亚奇科表示惊讶。
“因为我的俄语说得好，”古罗夫带着口音说道。“他给我们扔来一块骨头，让我们去找。我请教过，俄罗斯人也常带口音，但不是在这样的期限之内。你还没说把那两个女人藏在哪里了。”
“我没藏，她们有朋友在彼得堡，是到朋友那里去了。”
古罗夫坐着沉思，不满地皱着眉头。克里亚奇科也没说话，情绪糟透了，似乎一点希望也没有。如果不是有爆炸的威胁，有死人的危险的话，老实说，斯坦尼斯拉夫对于恐怖活动的政治后果，是不屑一顾的。报纸他已停止阅读，电视辩论，他也听得不专心，似乎人们说的全是一样的话。斯坦尼斯拉夫非常理解倾向共产党人的那些父母亲们。一想起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感到激动不已、兴奋异常。他自己也觉得过去有政治局，生活轻松些。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那时的犯罪率简直少得可怜，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就是刑事犯罪分子，也似乎是一些可以理解的人。他明白，所有这些都是自我欺骗和谎言，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回到旧的生活中去，但今天的统治者们也把局面弄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特别使斯坦尼斯拉夫生气的，是那些自以为是，心满意足的人们，他们相信自己正确，把他，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叫做选举人，不容分辩地硬说他是如何如何对待什么的。人们为夺取自己的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疯狂，倒并不使他这个刑警震惊。在工作的这些年里，毫无天良的残暴的人，他看得太多了。诚然，他的顾客为了取得多余的一块面包，常常冒着失去自己的自由，有时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可这些人却是不冒任何风险的。
“别去想，斯坦尼斯拉夫，别去想他们，”古罗夫说道。“我们努力为人们工作，的确，人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好处一年比一年少。而如果考虑俄罗斯的命运，那你就会憋死，最好的结果是变成酒鬼。每一个人都该钉上自己的一颗钉子，而不必考虑房顶会往哪一边倾斜。如果每一颗钉子都钉在良心上，房子就会造得很牢固。没有我们，旁观者和思想家都多得很。”
“你在说服谁呢？是我还是你自己？”古罗夫猜出了他的想法，于是斯坦尼斯拉夫感到十分尴尬，好像他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被当场揭穿了似的。
“两个都包括在内，密探先生。你想出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恐怖分子的办法没有？我们干得不好，老是东奔西跑，应该制订路线，集中注意力。”
“对不起，你该去杜马了。那里的人喜欢提出任务。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些任务。我给你列举一些方案，你给我确定其中的一个，然后告诉我是哪一个。”
“你潜下去吧，这里水不深。”
“你要引用经典作家的话，那就要引原着。”斯坦尼斯拉夫说完，古罗夫也忍不住笑了。
“找到他睡觉的那只枕头。”克里亚奇科开始说道。
“有意思的想法，主要是新鲜。”
“找到人和将要运送炸药的渠道。”
“或者已经运送过了。”
“不，列夫·伊凡诺维奇，同我们打交道的人很精细，不慌不忙。他刚刚换了隐藏的地点，还没有可靠地安顿下来。你说的对，他在莫斯科应该有一条联系渠道，而这条渠道是在转交钱的时候得到的。阿基姆—廖恩奇克和瓦列京娜都是他主动联系的。我们的顾客（他过去也是我们的顾客）有一条很庸俗的谚语：宁要旧鸡窝，不要新鸡婆。但他自己却戴上假发。戴假发是他不大聪明的证明。他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