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对手是一位电气工程师，４４至４５岁，第一次参加竞选。没有其他候补人。一部分原因是投票人数猛降，由１９５１年的８２％降到７２％。但是出现某种程度的下降，几乎带有普遍性，显然除温斯顿自己外，别人都对选举感到“厌烦”。这种变化，显然由于丘吉尔已从领导地位退下来，但这种变化对保守党的事业仍然有好处。政府终于抓住一个最好的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工党曾提到需要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而事实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已于５月１５日同意了。同一天对奥和约签字，这也是走向欧洲和平重要的一步。
休·多尔顿对选举的解释是有启示性的，这位前工党大臣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没有什么激烈争论的问题，也没有失业问题，倒有不少加班。我将辩论归纳为：１物价——这里我念了一张在两天内物价上涨的清单——已在保守党统治下不成比例地上涨了，他们曾许诺要使价格下跌到……２宁愿艾德礼而不是艾登出席最高级会议谈判。
选举结果，有１８％选票向保守党方面摆动，很均匀地分配到全国各地，保守党得总选票的４９７％，比工党遥遥领先，虽然合计起来，数字还少于１９５１年工党得票数。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多数，由１９５１年的多１７席，增加到多５８席。自从１８６５年帕麦斯顿的成功以来，这是第一次现存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大选中，不得不设法增加它在议会中的多数。
议会再开会时，丘吉尔坐在议会过道下方政府方面席位的首席——就是３０年代时作为反叛者时所坐的席位。但这一次没有演说，事实上根本没有讲话，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席，因为他不愿攻击他的继承者。现在艾登政府有一个很令人满意的多数，因此，他的投票也不太重要。他宁可花时间准备他的《英语民族史》的出版。自１９５６年１月中旬到４月中旬，除其中有两周外，他作为该书在欧洲大陆的出版者埃默里·里夫斯的客人，住在里维埃拉的罗克布吕纳—卡普马丹。４月下旬，在艾登邀请下，布尔加宁元帅和赫鲁晓夫访问英国，丘吉尔在唐宁街１０号一次官方宴会上遇到他们。他毫不困难就断定，在两个俄国人中，赫鲁晓夫更为重要。５月间，他去西德的亚琛，从１９４５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访问西德，由于他对欧洲统一的贡献，接受“查理曼奖”。他在联邦德国首都波恩还会见了阿登纳和豪斯总统，他和阿登纳成了亲密朋友，将自己一幅画送给阿登纳。７月末，他又短暂地去西德，看他的小马驹“莱普利坦登特”比赛。但这匹马是赛场中１２匹赛马中最末一名。９至１０月他又在罗克布吕纳—卡普马丹度过了另外５周。
７月下旬，埃及新的革命领袖纳赛尔上校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艾登亲自挑起要使纳赛尔垮台的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当然特别受到“苏伊士派”保守党议员的鼓励，这些人担心过早达成从运河地区撤退英军的协议。１０月２９日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前几天，以色列在西奈地区进攻埃军阵地，艾登从不承认直接与以色列“沟通”，但在第二天英、法共同对埃及和以色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各自在运河两岸后撤１０英里。因为战斗仍在运河以东的远处进行，以色列毫无困难地接受了最后通牒，但埃及几乎一定要拒绝。１０月３１日黄昏时刻，英、法轰炸机进攻埃及机场，纳塞尔于是沉船封闭运河，并由西奈暴露的阵地上撤军。
在以后几天中，艾登政府受到严重攻击，这种攻击部分来自议会，工党闹得这样厉害，以致议长被迫将议程搁置起来，这是从１９２４年以来的第一次。另一方面攻击来自联合国，在那里，甚至连美国也加入对英法行动谴责的行列，并要求停火。约有１５名保守党议员谴责艾登的政策，有好几个低级部长辞职。使艾登和他的亲密的同僚最感痛心的是：英、法联军不能配合地面入侵，协调地轰炸机场。直到１１月５日空降部队在塞得港降落，军队于第二天上午从军舰登陆。但沿运河南下的进军不久就停止了。纽约市场大量抛售英镑，使新近出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哈罗德·麦克米伦面临财政危机的前景。他原先是最强烈地主张进攻的人，现在却转而主张停火。军队的前进因此在１１月６至７日午夜停止。整个冲突期间延续不到一周，英、法联军的损失轻微。纳赛尔仍然据有大部分运河地区，但是，为了保全联军面子，匆匆征集一支联合国军队代替他们，来隔离两支在中东交火的部队。
整个事件使丘吉尔心烦意乱，这并不是说他完全反对艾登的政策，相反，他在１１月４日以给他的选区组织委员会主席写信的形式，发表声明说，“我相信，我们的美国朋友将会发现，‘我们已不是第一次为了共同利益而单独行动’。”但是他对英美关系发生破裂感到苦恼，同时也感到，发动这场战争而没有看到它的结局便戛然而止，确实是错误。他对莫兰说，“走了这么远，而不继续下去，真是发疯。”
事件的进程，使艾登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他的健康多年来一直欠佳，医生命令他休息，１１月２３日飞往牙买加疗养，留下ＲＡ巴特勒负责政府事务。１２月中回来后不久，他和夫人请丘吉尔夫妇吃饭，丘吉尔看来似乎想恢复一下敦刻尔克精神，他说，“从那里打回去何等体面。”但是艾登的医生决定，他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继续担任首相职务。１月９日他在白金汉宫觐见女王，提出辞呈。关于继任人选，据麦克米伦报告，“他既没有被要求出主意，也没有主动推荐谁。”
这不是由议会保守党选举领袖的事，女王按照习惯做法，设法请本身不可能做候选人的保守党元老对继任人选提出建议。１月１０日上午女王先会见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已在内阁同事中投票征求过意见，结果绝大多数同意由麦克米伦而不同意另一名明显的竞争者巴特勒。女王然后征询丘吉尔的意见，他身穿晨装，头戴破旧的高顶帽入宫，他也推荐麦克米伦。正如他后来很抱歉地对巴特勒说，“我拥护年长的人。”但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这两个人中，他显然比较欢喜３０年代的不怕成为反叛者、战争期间在海外为他服务的那个人。正像格莱斯顿曾经说过的，首相应该“是一个好屠夫”。
丘吉尔对麦克米伦的信任是完全正确的，新政府是一个调和的政府——官职委派给、并由党内关系较远一层的下院议员担任。其中一部分是因艾登政府进攻苏伊士运河而辞职的议员，另一些是在进攻意想不到停止时坚决抗议的人，他们都在新政府内任职。虽然在开始时，重新强迫实行汽油配给，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倾向对工党极为有利，但麦克米伦政府的地位，渐渐有所改善。贸易条件继续有利于英国经济，这有助于降低物价。至于英、美关系，麦克米伦和丘吉尔一样，母亲也是美国人，他从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３年地中海战役起，就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结下亲密友谊，是致力于恢复亲善关系最理想的人物。丘吉尔已给艾森豪威尔去过信，促使他不要因苏伊士危机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很友好。这事发生在总统和首相以正常的形式会见前不久。事实上，在苏伊士事件后，早在１９５７年３月他们已在百慕大有过第一次个人接触。与此同时，丘吉尔的女婿邓肯·桑迪斯现已成为国防部长，在处理三军事务上权力增加，他为了接受苏伊士事件教训，为了使丘吉尔政府时的全球战略文件生效，宣布以后英国的防务政策主要依靠核威慑，并逐渐缩减武装部队，由现在的７０万人，逐渐减少到３７５０００人。只有皇家空军运输部队的规模要扩大，以利于迅速由一地将军队运送到另一地，国民兵役将于１９６０年取消。
到１９５９年，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显然重新领先，这部分是由于工党在防御政策上分化，同时也由于对麦克米伦个人的尊敬，他觉得自己可以全面驾驭局势，能够出访英联邦各国，然后访问苏联。１９５９年的预算，也是减税的机会，啤酒售价减低了２便士。普遍认为，选举将于这一年的某些时候举行。自从１９５５年末艾德礼退休后，休·盖茨克尔领导下的工党在预期的竞选运动中，将努力摆出联合阵线的架势，过去对盖茨克尔说过刺耳话的安奈林·比万从１９５７年起接受了他的领导，并拒绝了左翼所提出的单方面核裁军的建议，并说，在有关裁军的任何最高级会谈中，“英国不能赤身露体进入会场”。
１９５９年４月丘吉尔被《泰晤士报》采访议会的记者描述为“经常坐在通道下方的议席上”，这是一种厚道的说法，因为他经常缺席到法国南部旅行。但至少他感到要作好准备，再次参加竞选搏斗。这是他自己对伍德福德保守党协会作完２２分钟讲话时宣布的。当地成员热烈欢迎他的讲话，理所当然地接纳他为候选人，参加１０月初的竞选。他惟一的对手是一个工党候选人，这是一名新手——阿瑟·莱瑟姆，教学法顾问，２８岁，是罗姆福德自治市的议员。丘吉尔的讲演活动，这时仅限于伍德福德。
他在投票前两天和投票日乘车旅行之前访问了选区，并参加一次公开集会，作为被接纳的候选人正式与选民会见。那天晚上１０月８日选举结果很快出来，不久就清楚，选举局势正继续向保守党一方摆动。凌晨１点后，盖茨克尔按照美国方式，在电视会见中“承认失败”。
结果，保守党得３６５个席位，工党得２５８个席位，自由党得６个席位，独立党得１个席位。全国选票约有１１％从工党转向保守党，这是随着集会者稍有增加而出现的情况。丘吉尔个人的成功，不如１９５５年那样巨大，１８％的选票向相反方向摆动，这或许是由于有些保守党员注意到工党候选人这时所提出寻求支持的特别呼吁，“因为他们不满意在这个选区他们所得到的代表”。选票数字如下：
丘吉尔保守党 ２４８１５票 当选
莱瑟姆工党 １００１８票
像往常一样，丘吉尔参加了最后阶段的计票程序，他在计票大厅慢慢踱步，并同对手谈笑了几分钟，当选举结果发表后，像他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他建议对经办选举的官员致谢，然后和政敌握手，作Ｖ字手势，然后乘车回到海德公园门住处。
第三部 余生第2节 退休生涯（2）
此后，由于日益衰弱，丘吉尔很少拜访威斯敏斯特，虽然这时他已继承“议会之父”的称号１９２２年以来一直由工党成员戴维·格伦费尔享有，现由丘吉尔继承，他决定在他的生日那天出席议会，亲自接受议员们的祝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３０日他进入议会，受到议院中两方议员对他８５岁寿辰的祝贺。第二年生日的时候，他恰好生病，但１９６１年在生日那天又到议会呆了几分钟。１９６３年５月他最后宣布退休，不参加下次的大选。他最后一次到议会是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７日，即议会会期结束前４天。第二天，在他缺席情况下，现任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出动议，就他对议会、对国家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并“载入议会记录”。这类动议是仿照１８１４年感谢惠灵顿先例采取的，由于议会各方面的支持，“无异议”地一致通过。
丘吉尔辞退公职后，还有一件出版工作使他忙于应付，因此推迟了转向彻底悠闲生活的时间，他的《英语民族史》早在１９３１年已在打算写作，我们已知道他远在１９３３年即已和“卡塞尔”出版公司签订了合同。１９３９年任海军大臣时，已完成大约５０万字初稿，当然从那时起他没有时间作修改校订。战后，他又优先考虑战争回忆录，当他再次任职时，实际上已完成了准备工作。战前写的《英语民族史》草稿，在一批新的历史学者的帮助下，再次修改，其中新杂志《今日历史》编辑艾伦·霍奇是协作者。
第一卷包括从恺撒的入侵到博恩沃斯战役这一阶段，是丘吉尔退休仅一年内在１９５６年的圣乔治日出版的。正如杰弗里·埃尔顿教授说“它受到好意的、但不易接受的评价。历史学者对作者的注意，甚于对作品的注意，看到它写出来了，掩饰不住赞许的惊讶”。但也有一些在写作特点方面的批评。《泰晤士报》评论员认为该书“对社会经济生活，看来漠不关心”。第二卷出版后，甚至更明显表明，丘吉尔的兴趣只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因为虽然这一卷包括１４８５至１６８５年，在书的索引中，甚至没有提到莎士比亚。
第三卷叙述到１８５１年为止的史实，在这里丘吉尔能够用上他关于马尔巴罗生活和时代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听众》杂志一个匿名评论者不客气地指出，工业革命“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是１８世纪历史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一件事”，而丘吉尔在书中只以一节处理了事。最后在第四卷，处理１９世纪大西洋两岸其它事项，对美国内战的经过写得非常详细，这一卷在１９５８年３月出版。显然当他写到没有战争的时期时，他感到有困难，曾对莫兰发牢骚，说１８３０至１８６０年这“３０年什么事情也没有”。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抱怨，这部书对美国内战予以“不相称的注意”，而对英属自治领的发展，处理得“比较简单”。作品结尾时，或多或少写到作者自己出场的南非战争。哈罗德·尼科尔森在《纽约时报》对这部书写了一篇宽宏大量的评论，但在他的日记中却更坦率地说这部书“质量很次”。
在英国市场上，这部书第一卷首版印数１３万册，但以后各卷加在一起才１５万册。在美国由都德·米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