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英国，除了１９４７年初的寒冬有一段很短暂时期煤的供应短缺之外，国内经济进行得相当顺利，就业充分。但是，欧洲国家的经济虚弱，形成尖锐的美元荒。工党财政大臣休·多尔顿面临着一种局面，美国的借款很晚才收到，可是又迅速地外流了。２月份，多尔顿不得不坚持让外交部照会美国，声明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即将终止。虽然美国国务院对英国的突然行动感到很为难，杜鲁门总统对这一消息却迅速地作出反应，要求国会提供必要的信贷，他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支援自由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民族或外界压力的欺凌”。这些话是追溯丘吉尔关于铁幕演说的观点言之成理。并且表明美国愿意承担遏制苏联的重担。
马歇尔将军现在是杜鲁门的国务卿，他可以凭借战争领袖的巨大声望，顶住国会的批评。同年１９４７６月，他在哈佛大学授予名誉学位的典礼会上讲话：只要欧洲国家结成一个整体，订出他们自己使用美援的计划，他的国家愿对整个欧洲提供经济援助。这次讲话引用了一些丘吉尔倡议的欧洲联邦思想，立刻受到欧内斯特·贝文和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的欢迎。接着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欧洲国家会议，只有苏联和它控制下的国家缺席。会议着手准备一个“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使英国，当然还有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苏联为了作出反应，重建共产国际，至少要扩大共产党情报局或者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用以阐明这一观点，即世界已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者阵营”；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阵营”。
西方国家和苏联集团之间现在显然正在进行“冷战”。幸运的是至少在欧洲还没有形成公开的敌对，但是，每方都想用损害对方的手法使自己得到好处，而且大肆重整军备。１９４８年２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共产党人的政变，３月，著名的亲西方领袖和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的儿子杰·马萨里克自杀。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很熟悉马萨里克，他的评论是：“我肯定，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熟知他的人都对马萨里克深为崇敬，他崇高的牺牲，在他所早享盛名上投下新的光辉。”一周后西欧大多数政府——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布鲁塞尔签订了一项联合防御条约。
１９４８年６月苏联占领军当局，关闭了西欧国家供应他们在柏林驻军的地面通道。这一行动是十分合法的，但是带有强烈的道义上讹诈的滋味，西方国家没有人愿意强行通过封锁，而去承担挑起世界战争的责任。解决的办法只有空运物资，因为西方国家享有通过空中走廊进入柏林的合法权利。在剑拔弩张的几个月中，美国Ｂ２９轰炸机再次迁到英国基地，而且开始谈判，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较广泛的西方国家军事联盟。结果在１９４９年４月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签字各国除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丹麦、冰岛、意大利、挪威和葡萄牙。新条约是１８世纪以来美国所缔结的第一个正式盟约，它也是英国在和平时期所承担的最大的欧洲军事义务。
所有这些都对欧洲以某种形式联合的运动起了鼓励作用。１９４８年５月丘吉尔不辞辛劳，出席了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运动的成立大会，而且担任会议的名誉主席。他的支持也许比实际更为有力，至少不像工党政府那样不冷不热，因为工党政府预料到如果英国参加，会给英联邦以及那些受赞扬的国有化的概念带来麻烦。但西欧的前盟国政府在１９４９年初已同意设立欧洲委员会，包括由外长会议和咨询会议组成，并在斯特拉斯堡开会，咨询会议代表虽由政府任命，但由各党按其在议会人数的比例挑选。丘吉尔随着赫伯特·莫里森领导的代表团，于１９４９年８月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第一次会议，但是代表团的成员之间并不和衷共济。在某一场合，正如多尔顿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的多尔顿也是代表之一：英国代表在一群惊讶的外国代表面前，彼此吵闹，恶言相向，态度蛮横。意见的分歧是关于丘吉尔离开时作为他的替代者的保守党议员，领取了财政部的生活津贴，而在斯特拉斯堡当丘吉尔和他两人都在场时，是否还有资格领取财政部的生活津贴。但是咨询会议丘吉尔没有呆多久，实际上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任何深思熟虑的结果。
事实上，没有什么杰出的英国政治领袖准备接受英国作为成员的欧洲联邦思想。丘吉尔对于英国的加入，依然是含糊其词的。安东尼·艾登没有出席讨论惹人注目。掌权的工党领袖，在这个时期因为要处理其它问题，不愿采取积极行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持英国在大国中的地位，以及印度和中东问题。
第三部 余生第1节 反对党领袖（2）
怎样才能平安地完成印度的独立，尚难预料，尽管工党作为一个目标承担了这一义务。印度社会分化如此深刻，正如丘吉尔所害怕的，英国一旦撤退，多半要发生一场突然的流血冲突。而丘吉尔本人，由于１９４２年克里普斯方案承提着使印度成为自治领地位的义务。１９４６年初克里普斯再次访问印度，想察看一下如何使印度过渡为自治领。随行的有其他两个内阁成员，一个是丘吉尔在莱斯时的老政敌佩西克·劳伦斯；另一个是他在海军部时的最早同事Ａ．Ｖ．亚历山大。但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宗派冲突较以前加剧，穆斯林有一个激烈的、不妥协的领导人Ｍ．Ａ．真纳，他是一个律师，决心坚持分治，主张成立一个叫作巴基斯坦的新国家。１９４７年２月，艾德礼领导下的工党内阁决定正视印度社团关于争权的挑战，它宣布英国的统治无论如何至迟于１９４８年６月结束。
这一决定，受到丘吉尔与许多他的有势力旧友的攻击，但是，保守党的步调再一次不能一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以前的印度总督，在上院发表讲话，提出了一些支持政府计划的措施。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这几乎是他反对次大陆自治道路的结束。要下院一次灰溜溜的讲话中，他建议印度事务应由联合国决定，因为政府最近对巴勒斯坦问题是决定这样做的，他用这样一种低沉的调子结束讲话：
深感痛心的事，是我看到大英帝国，同它的一切荣光和它对人类作出的所有贡献，正在稀里哗啦地崩塌。我肯定，在我们不久前才获得胜利的那个时刻，我们是有力量体面和持久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很多人曾以为保卫英国对抗敌人，没有一个人能用反对她的办法来保卫她。
尽管如此，人们不是没有某种鉴别力的，看到了大英帝国的末日这出戏即将演完。艾德礼已任命英王的堂兄、最出色的战时指挥官之一蒙巴顿接替韦维尔出任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不仅有极高的威望，而且有真正的紧迫感。在几周内，他决定将权力转移的日子提前到１９４７年８月，他还认识到印巴分治是惟一的解决教派对立的答案。伊斯梅作为参谋长和他一起工作，这样保持了同丘吉尔的宝贵联系。当他的方案已定下来时，蒙巴顿和伊斯梅就回到伦敦，以取得他们的同意。丘吉尔在同影子内阁商议后表示同意，“认为这样的立法将会引起争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于是，在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５日，脱离所谓的印度帝国，出现了英联邦的两个自己管理的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
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的领袖们，为了在转让时期，使完全独立的事进行得更为顺利些，请蒙巴顿继续任他们的总督，蒙巴顿接受了这一无利可图的任务，但是，需要英王和英国的两个政党同意，并为他祝福，他同意这样做。这时伊斯梅是惟一同丘吉尔联系的中间人，７月他到恰特韦尔，得到他老上司的同意。尽管这样，丘吉尔预料，英国的撤退随之而来的将是印度的宗派冲突和严重的生命损失，事情果然是这样。但是，他的另一个预料却证明是错的，那就是，他在１９４７年夏天辩论时说：“在将印度政府移交给所谓政治优秀人物时，你们是交给一些稻草人，在几年之内，他们将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一位权威的英联邦历史学者尼古拉·曼塞教授说道，这些话在１０年之后是“一个伟大人物最值得记忆的失算之一”。２５年后的今天，没有理由再修改这一判断了。
需要再加说明的是，在以后年代里，丘吉尔自己也欣然接受了这一不可避免的事。１９４９年当尼赫鲁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确认英王是英联邦首脑这一新的头衔时，丘吉尔请尼赫鲁吃饭，两人开始了友好关系。这时丘吉尔在下院宣称：“君主国的最后的重要性和价值，似乎因印度共和国和英联邦的君主国同样承认英王而自然得到了提高。”
但是，如果说丘吉尔这些年来错误判断了印度的形势，那么在这一阶段，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总的来说更为锐敏。长期以来，他个人是赞助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的。但是，保守党前座议员中他的所有同事，并不认为真是这样。在战争期间，战时内阁曾同意这种看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巴勒斯坦分治，但因战争还在继续，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工党政府被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说服，认为一个分离的犹太国家是不能生存的。在战后初期的年代里，英军从埃及领土撤退，实际上导致了在巴勒斯坦英国势力的增强。
另外，英国占领巴勒斯坦还是来源于旧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其中也由于美国主张恢复犹太移民的强大压力。１９４７年２月内阁同意将问题提交联合国，９月宣布从委任统治地撤退的决定，这一行动，丘吉尔曾在１９４６年８月提出过。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联合国投票赞成分治，１９４８年初英军几乎以不适宜的速度撤出了这个国家，让它的居民自相残杀。英国观察家感到有些惊奇的是，犹太人竟在内战中得胜，成立了以色列新国家。丘吉尔后来在１９４８年说：
我认为很可能，当然我不能证实，外交大臣错误地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从报纸上看，无疑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人从各方面进攻，似应取得胜利，但那不是我的看法。
他要求早日承认这个新国家，它已被许多国家承认，包括苏联和美国。
在这些问题上，丘吉尔并不总是和他的同僚持相同看法。某些场合下还可能同他们有摩擦，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竞选失败，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处于某种内部反叛的危险之中。流传着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政党被击败了，必然是由于它的领导犯了某些错误。因此，即使像在保守党内受到崇敬的巴尔弗，也不得不受制于“巴尔弗必须滚蛋”的运动。鲍德温在１９３０年受到新闻业巨头的围攻，虽然没有被挤垮，但历尽困难才站住脚跟。
丘吉尔１９４５年遭到极为严重的挫败，而且他已７０多岁，这些因素本身可能会导致试图立即把他从领导地位上替换下来。但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这样的尝试。当他出席新议会时，受到支持者衷心的欢迎和祝贺。议会党团中的大多数至少好像承认，在选民印象中，失败的是这个党，而不是党的的领导。主要的分歧是一些人认为应该改进的是党组织，另一些人则认为，急需有一个能证明对选民更有吸引力的新的政策声明。
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两种任务不能同时实现。１９４５年后期，丘吉尔任命战争年代原教育大臣Ｒ．Ａ．巴特勒为党的研究部主任，负责拟定党的政策新路线。巴特勒很欣赏这一任务，并在１９４７年制定了一个“工业宪章”，这是一个典型的含糊不清的文件，得到丘吉尔的赞同。１９４６年夏天，丘吉尔说服最近转党的伍尔顿勋爵——战时曾任粮食大臣，工作很有成绩——任党的主席，负责党的组织。可是伍尔顿上任伊始，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７年第一次征求新党员运动只是取得一般性的成功，发展了２２６０００名新党员，和工党的庞大队伍相比，数字不算很大，工党党员数是在劳资纠纷法案废除的影响下扩大的。
此外，保守党在补缺选举中没有任何收获，国内向左的倾向在整个１９４６年继续存在。１９４７年初，议会党团对丘吉尔缺席下院会议，专心撰写回忆录一事，在议会窃窃私议。当时任议会党团领袖的詹姆斯·斯图尔特曾讲起他怎样在贝尔格拉维亚的庞特街哈利·克鲁克香克家中遇到７个其他的人，这些人都同意丘吉尔该辞职了，并让斯图尔特将这消息转告领袖。当斯图尔特照办时，他发现丘吉尔已从别的方面的暗示获得了同样的信息，他听说后“反应粗暴，用手杖敲打地板，认为我也参加了阴谋，要撤换他们一伙”。
但是，从此之后保守党的前景稍有改善，工党政府本身陷进了麻烦之中，１９４７年严重的燃料缺乏和同年夏天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保守党超过了工党。一般说来，中产阶级对配给和控制感到厌烦。当伍尔顿发起新的发展党员运动，征集成百万保守党新成员时，他在一年间完成了他的目标。此外，工人阶级选民对工党的忠诚仍异常坚定，还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之前，在埃德蒙顿补缺选举中，虽然又有一位工党候选人当选，但表明已有可观的选民转向保守党，以致丘吉尔感到能够欢呼这一结果是“另一次阿拉曼战役”。
然而，尽管丘吉尔本人准备写信给每一位保守党补缺选举的候选人，但工党政府继续保持它占有的所有席位。１９４９年２月，在丘吉尔对埃德蒙顿选举感到欣慰之后，保守党对没有在哈默史密斯南部选区取得胜利感到失望，原以为这个选区肯定也会发生可经与埃德蒙顿相类比的转变。随着这一结果而来的是报刊对保守党领导层大量的批评。自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