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报》评论道：
几乎没有人能够用一只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拨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奋、不动声色的嘲讽、对已消失的习俗和荣耀令人感伤的遗憾、喜爱娱乐、追寻友谊。
在他生活的后期，他曾向维奥莱特·博汉姆·卡特夫人津津乐道地说，这是“我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将会接受这一评语。与往常一样，这本书的标点和笔调，均由埃迪·马什仔细校阅。前已所述，斯坦利·鲍德温也读过此书的校样，还写了一封表示赞赏的信。
１９３１年，丘吉尔写文章的数量实际上还在增加。此外还出版书籍，首先，出版了一部《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其中添了一章“马恩河战役”，在原有的卷帙中，又增加了一卷，名为《东方战线》在美国版本中名为《无名战事》。这卷书，《泰晤士报》评论说，“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它各卷的水平。”但此卷对东欧战事的描写，由于大部分转引第二手资料，因而缺乏像前几卷那样具有的权威性。这时，他对印度事务给予高度的重视，明显表现在出版了一本小型演讲集，题名就叫《印度》。布面装订本每册售价２先令，纸面装订本每册售价１先令。出版这本集子的目的纯粹出于宣传上的需要。
罗瑟梅尔勋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这时基本上控制了《每日邮报》。他同意丘吉尔在印度问题上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在３０年代初期的大量作品均由哈姆斯沃思出版公司出版的原因。到１９３２年，虽然因车祸和疾病，丘吉尔的作品数量不如以前那样多，但绝大多数文章仍由这家邮报发表。开始有两篇文章描写了他在纽约车祸期间的感受，这肯定是在去巴哈马之前写成的。显然这两篇文章首先卖给了纽约一家报业辛迪加，赚得２５００美元。这一年还出版了在这类作品中堪称最好的一部书，题名为《随想与奇遇》，这本书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出版英国版的名字叫《在这些风暴中》，此书在某种程度上回忆了一些重大事件，例如“西德尼街之战”、“与克里孟梭在一起的日子”，还有他的罗曼尼斯式讲演和一些对未来的思索，而这些思考显然受到林德曼思想的影响。此外，他就自己主要的消遣方式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题为《作为消遣的绘画》，这篇文章后来出版了一本单行本。在上面说的这本书最后付印时，丘吉尔又病了，书的序言是由埃迪·马什巧妙地模仿他的笔调写的：“还曾有过如此富有魅力和重要而值得纪念的事件吗？”马什也曾“代写过”１２篇粗制滥造的连载文章，这是丘吉尔为《世界新闻》而承担的《世界伟大故事复述》，从《汤姆叔叔的小屋》讲起，一直讲到《唐·吉诃德》结束。这些文章在１９３３年最初３个月内每周刊载一篇。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3节 1929…1939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2）
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已专心致力于一项重大的新写作计划，亦即研究他的伟大祖先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的生平事迹。巴尔弗和罗斯伯里两人过去曾敦促他完成这一任务，罗斯伯里指出，麦考莱对这位公爵进行的所谓叛卖了１６９４年布勒斯特远征的猛烈攻击，已由Ｊ．佩吉特在《新的批判性研究》１８６１年一书中作了有力驳斥，罗斯伯里还把这部书送给丘吉尔一本。早在１９２９年夏，丘吉尔就同专致于１７世纪历史研究的卓越历史学家基思·费伊林讨论过这项计划，此人是林德曼在牛津基督教教友会中的同僚。通过费伊林的介绍，他聘用了一位在那一年以历史学优等成绩毕业的牛津大学学生莫里斯·阿什雷，让他到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图书馆里整理要研究的那个时期的原始资料，调查他的堂兄弟、第九代马尔巴罗公爵以及他的远亲、第七代斯宾塞伯爵的收藏品。阿什雷每年以一半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得到酬金３００英镑。此外，丘吉尔还取得了军事专家Ｒ．Ｐ．帕克南—沃尔什上校后来升为将军的帮助，协助他查考了各次军事战役的详细情况，还绘制出多幅地图。
大概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的某个时候，丘吉尔就动手写第一卷。这一卷包括马尔巴罗的出身、早年生涯，截止到１７０２年。但写作进度被延误，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遭到车祸，而且他在１９３２年９月染上了副伤寒病，此病是他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参观马尔巴罗的战场遗址时喝了脏水而引起的。他访问了拉米伊·奥登纳德和布莱赫姆，所有这些地方的战场遗址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比奥斯特里茨或葛底斯堡大，比滑铁卢的战场更大得多”。他承认自己“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并且说，他要在帕克南—沃尔什的陪同下，在这些地方“过上几个整天的野营生活”。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该书第一卷由哈拉普公司出版，每册售价为２５先令。此卷的篇幅超过６００页，有许多脚注，并毫不吝啬地印刷出各种文件的插图和摹真样来加以证实，而且还附有帕克南—沃尔什绘制的多幅地图和平面图，来说明军事行动的情况。
原来的设想是，这部著作用两卷的篇幅描写马尔巴罗的生平，总共约２０万字。但由于丘吉尔发现了证据，并希望加以讨论，结果使原计划扩大，最后变成了篇幅大致相等的四卷，共１００万宇。从１９３３年起，另一位能干的牛津大学毕业生Ｆ．Ｗ．比尔迪金取代了阿什雷，担负起研究助手的工作。第二卷涉及的年限是从１７０２年至１７０５年，主要讲述军事史，其中包括从荷兰到多瑙河的伟大进军和布莱赫姆之战，此卷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出版；第三卷涉及１７０５年至１７０８年，描写了拉米伊和奥登纳德的战役情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出版；第四卷是对马尔巴罗生平事迹的总结，１９３８年９月２日出版。第一卷印了１７０００册，第二卷印了１５０００册，但第三、第四卷的需求量却有些减少，每卷仅出了１００００册。与往常一样，各卷的校样均由埃迪·马什仔细校阅过。
尽管丘吉尔成了一个对其伟大祖先的有力偏袒者，而且在第一卷中以大量的篇幅申斥麦考莱的错误与恶意，但这部著作决意要成为一部有学术性的传记，因此，对每件事情都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对此他以前也曾作过尝试。自然使他高兴的是，专业历史学家们接受他为他们同行中的一员，理查德·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评论本书第一卷时写道：“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５０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但是，理查德爵士感到有点担心的是下述两点，一是丘吉尔对麦考莱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谴责”，二是丘吉尔坚持说，马尔巴罗不仅是泰坦，而且是“一位正直善良的人物”；丘吉尔认为，马尔巴罗惟一的缺点是“节俭得近乎吝啬”。洛奇对第二卷也进行了评论，指出丘吉尔在外交史方面的功力略感不足，但却认为，这一缺陷更多地已为高质量的军事上的描述所弥补。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对这方面给予特别热情的赞赏：
对一个在军事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这些评论者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后两卷的质量及得上前两卷。曼彻斯特大学的刘易斯·米纳尔教授应丘吉尔的请求，坦率地谈出了他对第一卷的看法，认为他应该把对麦考莱的批评置于次要地位。作为一个具有政治、行政和军事经验的人，应该详细阐述自己对事件的判断：“大量的历史是由贵族世家撰写的。”丘吉尔似乎虚心采纳了这一忠告，因为德斯蒙德·麦卡锡在对１９３８年夏末出版的最后一卷的评论中，有一段赞扬的话，也恰恰说出了这个意思：
……某种因受到经验教育而得出的意识，其问题的本质不断重复出现的在于，如何使那些敌对的、冷漠的、无知的人受到不同动机和想法的激励，使他们在政治与战争中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丘吉尔先生的书，对任何一个旨在掌握国家事务，或者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在公职中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是有教育意义的。
回顾起来，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部传记所具有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自我教育。对于一个从事一场重大战争的伟大国家联盟的关键性人物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要研究丘吉尔在该书第一卷中所说的马尔巴罗如何为加强“大联盟”而工作；研究第二卷所介绍的马尔巴罗拟订的“伟大设计”的系统战略；研究第四卷中所描述的马尔巴罗如何面对“失去的和平”和“丑恶战争”的后果。但是丘吉尔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权利，不仅挑起慎终追远、缅怀祖先的重担，而且还阐明了由辉格党传统所拟订的英国的目标。正如当代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权威Ｊ．Ｈ．普卢姆勃教授所指出的，也许他的话相当刻薄：
老辉格党人陈词滥调一章又一章地重复着：热爱自由的英国；议会是自由的监察人；法国的专制统治。其用意含混不清，意图难以捉摸，女王安娜统治时期的制度与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的制度，虽然名称一样，但性质完全不同，这一切都未被领悟。在丘吉尔的著作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过时的意识，这种意识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只能歪曲历史的真相。
但是人们相信，丘吉尔仍继续抱有贯穿于这些题目中的一般的历史观念，这并不令人惊奇，就像丘吉尔相信英国、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的独特命运一样。他在１９３１年就已经在思考这一观念，并且告诉阿什雷说，他希望“强调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继承的遗产将成为增强两国友谊的纽带”。１９３３年初，他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了合同，写作一部《英语民族史》，作为酬劳预支稿酬２万英镑。撰写马尔巴罗传的工作一结束，丘吉尔就顽强地开始这一新的项目。这时，帮助他工作的不仅有迪金，还有一位更高级的助手，名叫Ｃ．Ｍ．杨，他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对丘吉尔来说，每当现实中的问题似乎要求他予以注意时，就不容易专心致志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往事的研究。但是他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随意将自己的思维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当希特勒于１９３９年３月吞并波希米亚时，丘吉尔正从事１７世纪后期的研究工作，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当时也在恰特韦尔的儿子小伦道夫说，“要将一个人的注意力从当今发生的事件中转到、并集中于詹姆士二世统治的年代，这是很难的，但是我要这样做。”到战争爆发时，大约５０万字的草稿已经写好，而且大部分打出校样。但此后，在“整个非常时期内”被搁在一边。事实上，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才得以完成。
在此期间，丘吉尔仍继续从事报刊撰稿工作，这项工作为他赚得了比写书更为定期的收入。无疑，他同各家大报经纪人的政治关系决定了这些人愿意约他写文章。当他在３０年代初期同比弗布鲁克在帝国改革运动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就很少为《每日快报》和《夜旗》写文章，当一位名叫雷金纳德·庞德的编辑部顾问提议让丘吉尔作为一名撰稿人时，比弗布鲁克说，“为什么要提丘吉尔，他是一只被逮住的鸟。”后来，庞德成为《每日邮报》的文学编辑，正如前已所述，丘吉尔在３０年代初期就同这家报纸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他的每篇文章都付１８０镑稿酬。庞德赞赏他对这项工作所持的职业性态度，“我回想起他作为一名撰稿人所建立起来的信用，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整齐齐，按约定日期交稿。”
１９３６年初，丘吉尔在《世界新闻》上发表连载文章，标题是《我们时代的伟人》，这些文章构成了第二年出版的《当代伟人》一书底子。另外，在１９３６年，这时他与比弗布鲁克的关系较好，便在《夜旗》定期发表有关国际事务的系列文章，以报业辛迪加方式交给近２５家欧洲报刊同时刊载，这组文章一直到１９３８年初比弗布鲁克决定停止发表时为止。随即丘吉尔把这组尚未发表的文章转到《每日电讯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１９３９年６月集书出版，书名为《步步紧逼》。他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８年间就防务和外交政策一类问题发表的主要演说，由伦道夫·丘吉尔于１９３８年６月编辑出版，书名为《军备与盟约》美国版名为《英国在沉睡》。
丘吉尔从《每日邮报》得到的稿酬，假如全部文章都按平均标准支付，那么他在３０年代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收入大体上每年不少于８０００英镑。但我们知道，他的收入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他在《滨海杂志》发表的较长文章，每篇稿酬在２５０英镑与４００英镑之间。另外，他从一些美国杂志那里也得到了同样高的稿酬，如有名的《柯里尔》，他定期供稿，每篇长文章付酬１５００美元，他从未写过低于１０００美元的文章。而且，他在英国首次发表的文章，有许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重新发表；反之，亦是如此。虽然转载稿的酬金低一些，但这类稿件也增加了总收入。据他的秘书菲力斯·莫伊尔估计，他在这一时期每年平均收入约为１０万美元约等于２万英镑。１９３４年，他向鲍德温承认，他从写作中得到了“大量收入”，尽管有这么多的进项，但他还经常缺钱花，有时竟讨稿酬说，“可能的话，盼不迟于星期一早晨。”
除文章稿酬外，他著书的版税所得也要计算在内。很显然，丘吉尔在这时的收入，肯定要比他担任王国政府大臣时的俸薪要多得多，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