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给他一个宽限的日期。在此期间，他在私下里向英斯基普提出设立军需部的建议，他认为设立军需部对实施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是极其必要的。１９３６年５月，他偶尔经过军需部总部旧址——诺森伯兰大街大都会饭店，１８年前，他就在这里主持该部工作。他注意到，饭店的设施已经有所改变，从而使这幢建筑物能为要找房子的政府部门提供临时性的方便条件。此情此景使他相信，旧军需部的物质环境是能很容易重建起来。另外，他还应英斯基普的请求，就海军、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项备忘录，这项备忘录为以后政府发表的一项声明提供了蓝本。他和许多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其中包括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温特顿伯爵，开始互相邀请在周末进行会晤，讨论重整军备问题。１９３６年５月，在这一系列会面中，有一次是在苏塞克斯的温特顿家中进行的，一家发行很广的报纸记者曾经谈及这些会见，说这是一次“反鲍德温的影子内阁”会议。鲍德温似乎认为，他的领导地位再次受到了威胁，他声称，这是“小蚊从阴沟里钻出来的年月”。
后座议员们经过一系列会谈后，提出要同首相进行一次会晤的要求。在会晤中，就重整军备的主要问题，进行严肃而秘密的讨论。７月２７日和２８日，会晤连续进行了两天。丘吉尔代表后座议员发表了很多意见，鲍德温作了一般性答复，英斯基普对某些细节问题作了回答。丘吉尔提供了法国情报部门对德国空军力量的最新估计，认为德国在第一线有１２３６架飞机。他强调说，“我们正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和我们历史上的危急关头。”
鲍德温在答复时显然在进行辩解。他承认英国在军备方面已经落后，但却把他本人和政府在这方面的迟缓行动，说成是按照民众的意愿行事：
在１９３４年，问题会不会是，如果你想做得太多，你或许会不受危害，但实际上会受到比危害更大的危害，你可能在大选来临之际遭到失败……我心中装的一件事，就是必须尽快在大选中取胜，这样你才能够和完全腾出手来，处理军备问题。他拒绝丘吉尔提出的全力进行紧急行动的主张。他同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讨论了可能性问题，但张伯伦指出，这“可能会妨碍国家通常的贸易活动，或许这种妨碍将会持续几年之久”。他对法国同俄国签订条约一事感到遗憾，因为“如果在欧洲发生什么战事，我愿意看到这会在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德国之间进行”。
首相的表白自然不能使议员们感到满意，当议会在秋季举行会议时，丘吉尔同其他几个人在一起，在议会辩论演说中反对一项关于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来调查重整军备的进展情况的修正案。丘吉尔的演说又引起鲍德温坦率的表白，这是一次公开的表白：他谈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在东富勒姆举行的补缺选举，当时一位工党候选人获得大胜赢得了从前为保守党据有的席位。这使他确信，当时整个国家是坚决反对重整军备的。他感到“民主国家总是比独裁者晚两年”。诚如丘吉尔所说，这是一种“可悲的说法”，意思是说，领导者在民主国家中没有地位。鲍德温的上述说法多半是不够确切的，因为裁军与和平问题仅仅是富勒姆补缺选举中涉及的好多问题之一，而且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用英斯基普的话说，假若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是“蝗虫吞噬的年代”，那鲍德温不可避免要受到严重谴责。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3）
到１９３６年底，看来鲍德温的声誉严重下降。很明显，张伯伦在内阁中将成为他的继任者。实际上，在鲍德温于８月不得不按医生嘱咐进行３个月休养时，张伯伦已担负起处理政府大量日常工作的责任。但人们对张伯伦在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评价不很高，各党舆论明显趋向赞成丘吉尔出山。当时许多自由党人认识到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工会领导人也早于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国际联盟持同情态度的保守党人，愈来愈把丘吉尔看成是一位他们事业的斗士。
事实上，丘吉尔对通过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６月，他担任了一个名曰“新联邦协会”组织的主席，该组织主张建立国际警察部队和国际法庭。他跻身于一个由男女知名人士组成的小团体中，这些人组织了一个“保卫自由与和平中心”，或简称“中心”。在这些人中，有他战前的老朋友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此人在自由党政坛上仍很活跃；有威克姆·斯蒂德，此人曾担任过《泰晤士报》编辑；还有诺尔曼·安吉尔，是一位作家，曾当选过工党下院议员。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由一位流亡的犹太实业家尤金·斯皮尔提供。在举行多次午餐会之后，该组织决定以“军备和盟约”为开展活动的主题。这种活动从１２月初在阿尔伯特大厅举行的一次会议为起点，这次会议由英国职工大会书记沃尔特·西特林任主席，丘吉尔作为主要发言人。然而，结果是这次会议进行得极不合时宜，因为正值爱德华八世向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求婚而引起那场危机的高潮时刻，从而使这次会议在新闻报道中未能占有显著地位。这场危机也表明，这次活动要抬高的那个人——丘吉尔本人，声誉也受到了很大损害。
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是一位美国女士，她已经离过一次婚，现在正设法同她的第二个丈夫离婚。英王爱德华八世变得越来越对她钟情，而且在她陪伴下到地中海度过一次假，还在他邀请各位大臣及其夫人的宴会上，开始以宾客身份露面。但直到１２月１日，由于采取了自我克制的特殊措施，英国各家报纸实际上并没有提到她。突然在第二天，由布雷德福主教公开发表的一则声明为导线，报纸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其主题是，国王要同一位离过婚的女人结婚，这会使许多人感到难堪，因为他的父亲拒绝让这种人进入宫廷。这时鲍德温已要求国王说明自己有什么打算，得到的回答是，他要同辛普森夫人结婚。鲍德温警告他，这可能意味着国王要退位。
丘吉尔被事态发展搞得心烦意乱。在１９１０年为宣布爱德华八世为威尔士亲王而举行的庆祝典礼上，丘吉尔作为内政大臣站在他的身旁，自此以后，他一直同这位国王保持着友好情谊。后来，他们俩人经常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丘吉尔对这位亲王的宴后演说在技巧方面曾给予某些指点。国王的法律顾问沃尔特·蒙克顿早在６月份就辛普森夫人的事同丘吉尔进行过磋商。丘吉尔认为，应该建议她，不要同她的第二个丈夫欧内斯特·辛普森离婚，不要在巴尔莫勒尔或在正式场合下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但当国王拒绝听从这一劝告时，丘吉尔也未找出任何理由责怪他。他本人不是英国国教教徒，而且是在远不是严格的道德气氛下长大的。丘吉尔对爱德华八世持同情态度，比他的大多数同辈人更为强烈。首先，他看不出有作出退位的任何理由，辛普森夫人的离婚书在１０月底才能裁定，而且要在６个月以后才能生效，因此国王还不能马上同她结婚。
丘吉尔在这场危机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同国王进行过直接的接触。但他同比弗布鲁克讨论过事情的发展情况，此人在１１月份的若干场合下见过国王。比弗布鲁克受到一种强烈愿望的驱使，要把鲍德温从首相位子上拉下马。他觉得，劳合·乔治当时正在西印度群岛，只有丘吉尔是惟一有出任首相的可能接替人。１１月２７日，内阁获得一种印象，显然这是从比弗布鲁克那里来的，即不仅丘吉尔同情国王，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准备成立一个代表国王的政府。１２月３日，国王问鲍德温，能否同丘吉尔像老朋友一样进行磋商，国王“冷淡地”表示同意。
对丘吉尔说来，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因为他在阿尔伯特大厅召开的会议预定在当天晚上举行。事先已经作好安排，丘吉尔要在第二天会见国王，但在离开阿尔伯特大厅后，他须到比弗布鲁克在伦敦的住处斯托诺韦旅馆去一趟，目的是看看国王拟用无线电广播发表的演说稿。因此，丘吉尔在去阿尔伯特大厅时考虑更多的是宪政危机而不是欧洲政治。他来到大厅后，告诉西特林，他打算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对国王持同情态度。西特林在其他几位发言人支持下不同意这样做，认为这与本次会议毫不相干，这样做只能导致意见分歧。因此，这次会议按事先计划的进行。这是一次人头攒动且热情洋溢的会议，但一些发言者留有一种印象，即丘吉尔的演说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感人至深。
会议结束后，他径直来到斯托诺韦旅馆，看了国王所拟的无线电广播稿。国王那时打算，在议会和公众舆论讨论宪政危机时，他将去国外呆一段时间。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将使局势完全控制在鲍德温及其内阁手中。第二天，丘吉尔到国王在温莎大公园的贝尔韦迪尔城堡的住所觐见，他发现国王处于神情沮丧、无精打采的状态中，有时都跟不上谈话的思路。根据国王后来对这次会见的记载，丘吉尔想说服他拖延一下：
如果首相坚持他的要求，丘吉尔建议我应该因过于紧张而要求暂时休息一下，并且还多半是想入非非地进一步对我说，我应该隐退到温莎的城堡中，关上大门，给我配备一位我父亲的老医生彭思的道森勋爵，另外还有一位最近配给我的保健医生霍尔德勋爵。
国王对这一劝告反复作过考虑，但没过多久就表示拒绝。只要他不丢弃某种关于他自由结婚的决定，就休想出席预定在１９３７年春天举行的加冕典礼。不管怎样，拖延并不能改变这场危机的后果，因为鲍德温已经向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如果国王非要坚持同辛普森夫人结婚的话，大家就同他一起促使国王退位。下院也几乎一致支持鲍德温，而企图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保皇党”的话，那只能使倡议者信誉扫地。那天晚上１２月４日，国王决定立即退位，并相应通知了首相。
第二天早晨，星期六，比弗布鲁克得知国王这项决定后，就告诉丘吉尔“我们的头领不愿反抗了”，丘吉尔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事。他早已给鲍德温写了一张便笺，告诉他在目前情况下，逼国王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件令人痛心的错事。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公众说：
我要以时间和耐心为理由而辩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王表示的一种愿望，他想采取一项行动，这项行动在最近５个月内是不会办成的，可以想象，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根本不能实现。
１２月７日，星期一，当下院举行会议时，很明显，议员们表达了他们的选民的意愿，发现很少有人支持国王。丘吉尔没有这样做，他待在恰特韦尔。在他家作客的布思比看到他“沉默不语和焦躁不安，眼睛盯着墙角发愣”，就好像一条快要生病的狗。在鲍德温发表一项声明后，丘吉尔起来提出要求说，在下院有机会讨论这件事之前，保证不采取“不可挽回的步骤”。使他吃惊的是，诚如他后来所说，他发现“实际上几乎不可能使我自己听进什么东西”。他被下院的敌对情感所震惊，出来的路上，刚巧在议会的走廊上遇见Ｊ．Ｃ．Ｃ．戴维森，丘吉尔对戴维森说，“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这时，退位之事势在必行。起草必要的立法很快就开始了，１２月１１日，国王爱德华的统治就结束了。这一天，他再次邀请丘吉尔到贝尔韦迪尔城堡来道别，并且就起草他的告别广播讲话稿一事同丘吉尔磋商。丘吉尔在午餐时到达，当他们在餐桌边就坐时，退位法的最后阶段的工作完成了，爱德华就此不再是国王。丘吉尔在他的广播讲话稿上加了几句好听的话，如包括“我的父亲培育了立宪传统”，“你们当中有那么多人享有上帝的一件举世无比的赐福，但却没有赐福于我，这就是一个有着妻子儿女的幸福家庭”。丘吉尔离开时，这位逊位国王注意到，他的眼眶里满含泪水。后来国王写道：
我仍看到他站在大门口，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拄着手杖。随着步伐，他用手杖敲打着庄严的节拍，开始吟诵着，仿佛是在对他自己诉说：
在那值得纪念的舞台上，
他从不显得粗俗和平庸。
毫无疑问，爱德华下决心接受首相提出的劝告，不想拖长这场危机，他把国家从政治上严重不稳定、或许还会发生某种内乱的非常时期拯救出来。他也把丘吉尔从声誉进一步受到损害中挽救出来，因为那样就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丘吉尔对此已经开始有所惧怕。
总之，国王退位危机的主要政治受益者是谁，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对鲍德温以尽可能最平稳的方式平安地向新国王的统治时期过渡所施展的巧妙手腕，几乎赢得了普遍的称赞。这样既未损害与自治领的关系，也未发生严重的国内冲突。他的首相地位，自１９３６年１月以来，一直处于动摇不稳的局面下，现在则完全稳固下来，从而使他能够继续管辖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舞台，直到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为止。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８日，鲍德温最后引退，这是在他７０岁生日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的事情。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在无人进行挑战的情况下接替了他。张伯伦虽然比他的异母兄弟奥斯汀·张伯伦３月去世小６岁，比鲍德温只小１９个月，但他的体格似乎更健壮，而且活跃得多。３天之后，张伯伦正式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他的当选是德比勋爵提议的，丘吉尔附议。后者在奥斯汀·张伯伦死后，成为保守党下院智囊团中一位老资格成员。丘吉尔说，“没有对手，没有竞争的要求，张伯伦先生可以一�